前几天,3岁女孩被爸妈喂到70斤当“吃播”赚钱的新闻上了热搜,点燃了一大波网友的怒火。
过度肥胖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海鸟的世界里,暴风鹱、海鹦、信天翁等鸟儿们却会故意制造出极其肥胖的雏鸟。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海鸟会考虑到父母觅食时出现特殊情况,一旦没有食物,雏鸟肯定就要挨饿。只有储备了充足脂肪的雏鸟,存活下来的概率才会变大。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海水污染、人类的猎杀和生活环境的扩张,海鸟们的生存处境越来越艰难。
这些都是英国作家作者亚当·尼科尔森在《海鸟的哭泣》一书中所讲到的。
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海鸟生存状况的科普书,更包含了作者深刻的普世关怀和反思:在同一个地球生态圈中,人类世界和海鸟世界,有着息息相关的连锁反应。
在过去的60年里,全球的海鸟数量已经下跌超过2/3,所有的海鸟种类中,有1/3如今正面临灭绝。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影像和书上看到这些海鸟了。
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
第11章 海鸟的哭泣
在灭绝与存续共舞的漫长时光里,有一些鸟儿成了持久存在的象征。
矛隼很大,羽毛斑驳,双翅充满力量。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隼鸟,体形有秃鹰那么大,在北冰洋的冻土海岸生息繁衍。
夏天时, 它们会将北极兔、小海雀与雷鸟当作猎物。到了冬天,它们变成海鸟,飞去冰雪封冻的荒芜海上,如同柯勒律治想象中的画面之一—苍白的冬季之鹰在月光下的冰冻海洋中搜寻刀嘴海雀与海鸦,时不时地也会落在冰山上。
这是一种神秘的海鸟,每一只都在各自的25,000平方英里范围内大肆猎杀。
得益于北极干燥寒冷的环境,牛津大学爱德华·格雷研究所的鸟类科学家们取得了重大发现。
矛隼十分钟情于格陵兰悬崖上为数不多的免受风雨侵袭的筑巢区域,这些巢址通常在岩脊上,顶上则有向外突出的石头,它们用鸟粪搭建的鸟巢厚度可达5英尺或者更多。
在2002年到2004年的三个夏天里,牛津大学的库尔特·伯纳姆从最底层鸟粪与岩石接触的地方提取了样本——同时非常仔细地确保鸟巢完好无损——用碳素测定年代法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相当具有启示性:格陵兰西部康克鲁斯瓦格的一处矛隼鸟巢有着2,360年到 2,740年的历史。附近的其他鸟巢也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他们发现的年代最晚的鸟巢,也能追溯到1350年。
矛隼并非唯一的例子。
人们发现,在欧洲被称为布鲁尼克海鸦的一种体形略大的北方海鸦——也就是在美国被叫作厚嘴海鸦的鸟儿——会在泥煤苔土地上繁殖,而它们的祖先早在3,800年前就在这里做着相同的事情了。
在哈得逊湾与魁北克北部的昂加瓦湾,岛屿上的悬崖边缘有着6英尺厚的泥煤。这些泥煤本身就是鸟儿长期待在那里的产物,它们给周遭这些贫瘠且冻结的岩石施了肥。
人们在南极罗斯海边缘找到的阿德利企鹅的羽毛和骨骼有至少44,000年历史,这意味着,尽管从当时到现在经历过数次冰川期,但这些地区并非一直没有生物居住。
长期生存的纪录保持者则是空灵美丽的雪鹱。人们曾在南极洲毛德皇后地的山间找到雪鹱行将变成化石的胃部油脂,而这些鸟儿仍然栖息在它们34,000年以前曾经筑巢的地方。
温暖潮湿的温带与热带世界里,腐烂无处不在,这样的物质因此无法保存下来。
也许,我们熟知且深爱着的鸟儿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和它们的北方与南方表亲一样长,只不过,我们无法找到证据而已。这些极地故事就是我们需要聆听的教诲。
西方正典中现存最古老的实体文本,是从埃及一处墓穴中发现的《伊利亚特》,其年代要晚于康克鲁斯瓦格的矛隼巢穴,而旧石器时代的伟大洞穴壁画也没有雪鹱胃里的油脂古老。
远在人类来到欧洲与美洲以前,企鹅就已经像现在这样生活了。正是这样的时间差异让我们看清自身的本来面目 :世间的流浪汉,如同莎士比亚笔下半人半兽的卡利班, 凝视着在我们上方飘浮着的生物。
过往的经历让我懂得,人们对影响深远且具有威胁性的改变会视而不见到什么地步。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
现在生活在希恩特群岛上的三趾鸥与20世纪60年代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相比,在数量上已经减少了80%。然而,要不是知道这样的数据,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
它们的栖息地早已消失,距离本岛一英里外的一根根海蚀柱就是它们曾经生活的地方。那里潮水汹涌,十分艰险,小船一般很难穿越,而那些三趾鸥就生活在希恩特群岛间的这些小型偏远地带。
我几乎从来没去那里看望过它们。我最熟悉的栖息地是一块核心区域,位于希恩特群岛间一座较大的岛上,就在小小的幽暗水湾之中的岩柱上,喧闹又富有魅力。
从茅屋出发,只要步行半小时就能抵达,几百码开外就能听到鸟儿嘈杂的声音。那儿的情况似乎一直都挺不错。
我在1970年拍摄的悬崖照片和当下的夏季景致几乎一模一样,鸟巢依然位于高处,鸟巢下方也依然有着鸟粪留下的一道道幕帘般的痕迹。
三趾鸥决定略去繁殖这一行为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海鸟中也变得十分普遍——但是,尽管出现了这样的中断,我还是以为世界不会改变,而且,不知怎么的,没有进行科学考察也没有记录过精确数据的我,对三趾鸥的数量下跌一无所知。
要达到50年间80%的降幅,每年需要的降幅不超过3%,普通人很难察觉到这一点。我认定的“正常”标准像只狗一样跟在我身后摇着尾巴,向我保证一切如常。
不过,如果拿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就会很清楚,数量上的减少真的存在。我仍保存着一段在1971年拍摄的我与父亲的短片。
当时他52岁,我22岁,我们一起走在希恩特群岛的一处悬崖顶上,我们聊着天,然后肩并肩坐下来,他在悬崖边缘保护着我,和我一起观察在我们下方盘旋转向的暴风鹱。
影片的天空中满是鸟儿的身影, 它们无时无刻不在飞翔,五六十只鸟儿张着翅膀在上升气流中完美地盘旋,在风中嬉戏。它们的生活空间并不像是挤满孩子的操场, 而是一个纵深300英尺、长达数百码的优雅的鸟儿舞厅,因其自身的完满而显得十分美丽,这些斑驳的灰色翅膀来回挥动,在我们下方的空中从一边飞到另一边。
现在和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大部分暴风鹱都已经不在了。我如今要是坐在同一个小山丘上,看着身下明奇海峡汹涌翻卷的波浪间的岩石,只会看到四五只暴风鹱。
它们每一只都一如自己的祖辈或曾祖辈那般迷人,但也比它们更加孤独,鸟儿彼此之间相隔太远, 如同半夜火车站的最后一批旅人一样,触动人心又不堪一击。
编辑|Iris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