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厌烦“小镇做题家”自怨自怜的腔调了吗？
前不久，一篇关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的特稿搅动了舆论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成功考进重点高校，却有着村镇小城出身的年轻人。他们自认高考得意而人生失意，努力抓住的高等教育机会似乎没有兑现成可观的经济资本，遑论过去那种鲤鱼跃空门式的传奇故事。 他们在校园里或社会中有着因为出身所造成的种种自卑与困境，比如，初到大城市不会坐地铁、不善交际、与城市小孩在文化审美上差异明显、家长人脉欠缺，毕业找工作处于不利地位、因“重男轻女”的思维而导致姐姐需要供养弟弟、父母没有限度的索要等等。 总之，得意和失意间的张力催生出某种坚固的身份认同。他们在豆瓣上成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并自称“小镇做题家”。在此，这些考进名校的小镇青年对各自人生际遇进行抒发，抱团取暖，才短短半年，组员已近十万人。这个小组的存在固然有着珍贵且重要的心理互助意义，但少数讨论却又显得格外刺眼。 小组的论坛里出现了对那些没考上985、211，却来此进行相似人生际遇抒发的楼主的讽刺和排斥，一部分人认为，没考上重点院校并不配称之为“小镇做题家”，希望他们离开这个小组，以维护组织的纯粹。 新京报书评周刊董牧孜日前撰文指出，“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文章认为，通过高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大学生，某种意义上皆可被称为“做题家”。况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不过短短十多年，视野局限和城市经验缺乏在广泛意义上是近些年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共通经验，当我们跳出狭隘的“小镇做题家”定义，会发现“双非”、一本、二本、三本及专科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却被排除在讨论之外。 从某些自嘲“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的人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种由自恋造成的自怜，他们虽喟叹不如意，但精神上似乎十足“凡尔赛”。他们囿于出身却又在向下鄙视，制造新的出身论。他们认定做题崇拜下的个人成功，将985、211践行成某种可笑的“身份政治”，回过头又对个人努力被社会辜负感到不解，对影响所有小镇青年的结构性困局缺乏反思。在他们看来，不够努力，不够聪慧，不够会做题是其他人考不上重点院校的最重要因素，因而难以与之共情。如此一来，“做题家”的紧箍咒是他们自己念给自己的。 仔细想来，“小镇做题家”背后的命题其实特别陈旧，关于教育，关于城乡，关于阶层。早在2016年，曾有一篇叫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掀起过全国城乡话题的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书,由理想国出版。
嘉宾
黄灯
作家、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
主播 郝汉
理想国播客Naive咖啡馆主播、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
理想国播客Naive咖啡馆主播、利兹大学社会学硕士
董牧孜
新京报播客反向流行聊天办主任、文化记者、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
*播客将在“Naive咖啡馆”公众号更新，为了方便大家收听，长节目同时在苹果Podcast、小宇宙、喜马拉雅 FM、网易云音乐等音频平台上线，在以上平台搜索“Naive咖啡馆”也可以收听。
本期你将听到
6:05 当年轻人成为刷题机器，“我并不认为我当年是个小镇做题家”
9:58 没考上985，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吗？
14:11 出身与出路：从小镇到大城市有多远？70后、80后、90后小镇青年的历史流变
28:15 比较视野下的西方高等教育：通过教育体系去完成的经济特权传递
44:10 广东二本院校年轻人的真实状态：“他们特别能够认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下来是一个人的基本”
53:58 “我一直不敢告诉别人我以前是下岗工人”，如何摆脱出身诅咒，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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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没考上985，就不配自称“小镇做题家”？
郝汉 ：在某种意义上，“小镇做题家”一说是在文化上对于村镇出身的回望。黄灯老师会认为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吗？
黄灯 ：初听“小镇做题家”五个字，感触特别多。由于年龄和工作经历的缘故，我见证着这一群孩子的成长，却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自我标榜为“小镇做题家”。这种身份认同一方面特别准确，另外一方面又特别让我难受。
我观察过，现在的学生考上985、211大学的难度，一点不比当时我们“70后”考上对应层次的大学难度小。我当初上的大学是一所专科学校岳阳大学（如今已被合并），尽管对没有复读一直遗憾，但我还是有考上大学的自豪感，我不否认内心深处弥漫的天之骄子的真实感觉。为什么当年一个专科生都会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是现在一个985、211大学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一个“小镇做题家”？这种自我认知的差异，值得琢磨。
另外，我觉得我当年不是“小镇做题家”，首先我不来自小镇，我出生在乡村，其次，我的求学过程中，做题真的不多，那时没有刷题这个概念。换言之，我没有像现在高考的孩子那样，陷入无尽的题海，做那么多题。我记得我们当年的试卷，都是用钢板刻出来再油印的。老师们觉得刻一张试卷是非常神圣的工作，会精雕细琢地选题目，整个教育过程中重复性劳动很少，教育理念偏向让学生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掌握知识，而不是让他们拼体力。所以我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写信、交笔友，甚至谈恋爱、写诗，也会参加大量的家务劳动，从来不会觉得少做一套试卷就很焦虑。
郝汉 ：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也会有些二、三本学生或者专科的学生抒发自己的遭遇，但有部分（当然不是全部）被讽刺说：“你只考了四五百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小镇做题家吗？”目前在狭义的定义中，没考上985、211，没考上重点大学是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的，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黄灯 ：很多人会认为，学历歧视由来已久。但根据我的观察，根深蒂固的学历歧视，是近十几年伴随应试教育的推进才被强化的。在我读大学时，专科学校和本科学校、重点大学之间没有明显的鄙视链，充其量专科生会发自内心羡慕名校学生所拥有的教育资源，能去更好的城市见更多的世面，而不会觉得彼此命运有天壤之别。在考研和考博士时，只要符合学校的报考条件，专科生和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起点，在招考的学校看来，没有本质差异。
我硕士和博士在国内较好的大学入读，跟学校的本科生也有过接触，因为这时高校已经全部并轨，我能感觉到他们比之地方院校，会有更强的自豪感和身份上的优越感。而我因为在并轨之前进入大学，这种因为学校差异所带来的认同差异，并没有如此明显。话说回来，我高考那年，湖南文科专科和本科之间的分数线原本差异不大——我当初如果再多考4分就可以进湖南师大，再多考二十多分，可以进一所较好的重点大学。但现在，专科和本科的分数线相差几百分，普通本科和重点本科相差几十分，重点本科和顶级大学又有不小的距离，所以，这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也有现实根据，985、211大学学生嘲讽地方院校学生不配称为“小镇做题家”，仿佛也有道理。
02
当“小镇做题家”不再奋斗时，
就变成了“985废物”
董牧孜：黄老师提醒了我，原来“小镇做题家”这个诞生于当下的词语有非常清晰的代际指涉。高考是村镇孩子走出家乡、成为大都市人的最主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考出来”的小镇青年其实都算得上“小镇做题家”级别了。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小镇青年的文本分析。的确，自上世纪90年代伴随城市化、人口流动的展开，那些来到大城市谋求发展的乡村和小镇青年，已经历了几波的代际流转。我当时选取了贾樟柯的电影、李樯的剧本《孔雀》《立春》以及郭敬明的经历与小说，来处理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些作品之中，“70后”“80后”小镇青年同样面临的是渴望走出家乡的急迫心情，以及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发展遭遇的真实困境；然而代际差异也造成了他们情感基调上的变化。
在贾樟柯和李樯的故事里，“70后”小镇青年的挫折感、自卑感与遭遇的阻滞更大，他们安身立命的社会资本更为匮乏。尤其是文艺青年，他们渴求获得大城市认可的文化资本，有一种于连式的激情，但也会在出身问题上自我轻贱。
电影《站台》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小镇青年，则在城市里痛苦而又不动声色地从头学习整套生活方式的转变。他对于差异、品位的感受更敏锐，凭借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欲望最终达成从“小镇青年”到“新上海人”的身份及认同改造。
郭敬明早年黯然书写身为小镇文青的疼痛与忧伤，但在后期的《小时代》系列里，他完全是以“东方巴黎”的主人翁意识，透过时代姐妹花的故事来为当代上海立传了。
电影《小时代》
相比更容易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社会位置的“80后”小镇青年，今天的“小镇做题家”在情绪上又发生了新转变，对于个人出路有了更大困惑。很多人会觉得过去残酷的刷题应试教育，导致自己现在难以灵活地融入新环境，在求学和工作方面相比城市中产阶级的孩子有更大的障碍。
黄灯：我们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那批大学生，如果能够获得一个文凭，在工作上就有基本的保障。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并轨市场化改革之后，个人和单位直接对接，国家分配退场，给大学生带来更多选择余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那会儿很难想象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北京工作，但是现在的孩子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城市，会有更大的期待，也会面对更大的压力。成长是独立的个体面对和融入庞大的社会的过程，现在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也有更多具体的困惑和挑战。
董牧孜：面对这种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有个思维导图精妙地呈现了“小镇青年”和“小镇做题家”之间的关系。“小镇青年”分为两类，一种是奋斗的，一种是不奋斗的——前者是“小镇做题家”，后者则可能沦为“三和大神”；而“小镇做题家”之中也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继续细分的话，当“小镇做题家”不再奋斗时，就变成了“985废物”。在小镇青年的两个分类之外，还有一块飞地是“小镇文青”，他们是难以描述的存在。“小镇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可能的出路，被这幅思维导图戏谑地调侃了一番。
为什么西方没有“小镇做题家”
郝汉 ：“985废物”之“废”，不是说他们欠缺能力和智识，而更多是指向出路问题。“小镇做题家”困惑的是，良好的高等教育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应的经济资本或者社会地位。而这种尴尬的情形之所以存在，前提是因为中国较为公平的教育机制允许这种流动的存在。这十几年间，中国各行各业的财富积累非常迅速，不管是政府官员、商人家庭，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技术人员的孩子，都会在一所大学里相遇。这种相遇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可能性。
相比中国，西方（特别是英美）的教育分层尤为明显，而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在教育领域的可视化。我想分享一下我在英国读书时观察到的教育分层情况。
我在利兹大学读书。这是英国一所著名的中部工业城市的中产阶级红砖学校。学校中有位朋友成绩优秀，原本可以申请剑桥大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利兹。他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在剑桥进行置换和腾挪，而利兹的培养机制和学校氛围更适合他。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通常会选择排名更靠前的学校。
还有一位在剑桥读书的英国朋友，毕业之后去了一个很普通的中学当文法老师。那所中学的学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会上大学。但这位朋友身上也没有我们“小镇做题家”那种落差感——英国人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了教育和社会中的阶层分化。
电视剧《普通人》
董牧孜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法国学者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一书中。他一直在处理阶级区隔给他带来的痛苦。迪迪埃逃离出身的情绪跟今天的“小镇做题家”有相似之处，他面对的是置身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天地时，如何解决自处的问题，需要处理的不只是现实出路问题，还有如何安放心灵世界的问题。
郝汉 ：《出身》这本书提到一些数据：美国收入位列前四分之一的家庭里，80%的小孩会获得学士学位，但是后四分之一的家庭里，只有10%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美国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哈佛大学近一半的学生家庭收入是全美的前4%，但是哈佛大学只有4%的学生家庭收入位于后20%的尾巴。美国的经济特权的代际传递是通过教育体系去完成的。
在就业环节，顶级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简称 EPS）专业服务公司和顶级名校也会在联手制造招聘实践中的不平等选拔，他们往往通过隐秘的个人兴趣要求去招聘跟自己在文化上同构、同质的人。一位大公司的受访者甚至说：“我不是为公司招人，我是在为我自己找一个下班也能去喝一杯的朋友。”所以即使中间阶层的孩子进入了名校，在招聘环节中仍然没法获得高薪工作。当然，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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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 ：找工作的确更多取决于社会网络和资源。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后，也会以校友的身份，跟自己的辅导员、班主任保持联系，时间长了，这种积淀的联系，对下面毕业的学生就业就会起到作用。我在《我的二本学生》提到的广东F学院，尽管不是财经类的名牌院校，但依仗广东的地缘优势和专业优势，就业一直还不错，其中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广东地区60%的银行行长都来自这里，广东唯一一场金融类的专场招聘，也会在这里举办。学校的传统会积淀成为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学生，在一所优势明显的大学毕业后，会顺利通过一条隐秘、约定俗成的路径，更好地踏入社会。
除了从出路问题来理解“小镇做题家”，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学生的迷茫，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介入社会时，碰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具体障碍。我观察过很多重点大学的孩子，他们身上的学生气非常浓，对现实中的人情世故比较隔膜，一般的大学老师会仅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递，而没有意识到，对尚未成人的大学生，其实还要因势利导地教他们一些与社会相处的能力。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在专业知识以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教学生一些和人沟通的技巧，比如告诉他们写邮件要有具体的称呼和礼貌的结语，告诉他们如何客气而明晰地向别人表达基本诉求。我的很多学生第一次给我写邮件时，既没有称呼，又没有结尾，直接发送一个附件。他们并不是不懂礼貌，而是真的不会写邮件。一个整天做题的孩子靠自己很难意识到这些细节，当他们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时，真的会有一种茫然感。
电影《天才枪手》
04
广东二本学生：
生存能力强，难以陷入空虚
董牧孜：“小镇做题家”其实是由一批相对而言更为精英的学生去定义的，但现实中大多数“小镇做题家”可能是黄灯老师的书中所写的二本学生、双非大学生或专科学生。黄灯老师有观察到自己的二本学生是否也有这种自我命名、或是在网络上抱团抒发情绪的做法吗？
黄灯：“小镇做题家”是985、211大学的学生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形象化表述，也是他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描述。这种主动地对自己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在我的学生身上还真是很难出现。
广东学生都想得挺实在的，他们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能够解决自己的基本生存问题，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稳定工作。
广东的孩子在精神上似乎难以陷入虚空，他们的生存能力较强。我的学生很多都热衷于商业活动，他们会特别在意在社会上的实践经历，上了大学之后一定会去做兼职。有的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会做生意，我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顾客之一。他们很少和我聊文学问题，但有时会聊一些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比如之前我们学校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不允许外卖进校园，有些潮汕的学生就会把自己家里人叫来，在学校门旁边开一个快餐店，再利用学生身份，把外卖带进学校。
郝汉：这跟你之前对于大学教育实践的认识有落差吗？
黄灯：说心里话，的确有落差。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应天然地更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他们倒也并非不关注这些，他们只是特别能够认同，通过自己的努力活下来是一个人的基本。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说，她北京的前同事，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不少孩子大学毕业后，因为嫌工作不满意，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踏入社会，让父母特别发愁。这种情况，在我的学生身上，几乎不会发生。他们即使家境再好，也乐意去外面发传单，去饭店端盘子。这可能是广东的实干精神带来的熏陶。
电影《阳光普照》
董牧孜：或许是985、211大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光明的预期因而也就有更大的落差，而普通大学的学生可能会有更安于生活、脚踏实地的规划？
黄灯：我只能讲具体的经验。尽管我已经写完了《我的二本学生》，但我并没有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我当初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想通过个人的观察，呈现近二十年来的教育图景，想还原一些现场，留下一些一手资料，我越来越觉得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有时想，这种情况，除了我的主观感觉，可能也和地域经验有关。一个受过市场经济深度洗礼的地方，和一个没有受过深度洗礼的地方，两者的观念差异明显。
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那些来自安徽或者甘肃的学生，和广东学生的差异也蛮大的，在具体的课堂里就更明显。我记得有一次上课讲海子诗歌，有个学生就哭了，他说他离海子出生的地方很近，而在同一堂课上，有一些孩子就觉得海子的诗歌挺搞笑。
05
如何摆脱出身“诅咒”？
郝汉：在《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在成为教授之后，常常会想到他当屠夫的哥哥，总有种“我可能成为他，但是我没有成为他”的念头。对于他哥哥来说，迪迪埃是法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老师，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幽灵”。黄灯老师在《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两本书中，也涉及对自身经历的反思。黄灯老师的个人经历中有这样的部分吗？
黄灯：对，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学毕业以后，我在一家工厂工作，1997年从机关下到车间，1998年下岗，因此决定考研。读大学时，我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特别把自己当回事。现在再去看以前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完全不着调的东西也会脸红。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看得特别重，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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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但经历了1998年的下岗，我突然认识到个人的生命经验也特别重要。985、211大学的学生为什么自称为“废物”？因为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前的教育里，个人经验是完全被遮蔽的。他们做的每一道题，读的每一本教材和老师发下的每一份资料，在他们的生命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村庄、小巷，父母及祖辈的劳动，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不作为教育资源而存在。而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并从中获得实在的生存依凭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虚空。
因此，我在给学生上公共课时，会尽量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我会改变跟学生的交流方式，比如说让他们以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村庄和自己真实的困惑写作文，会利用教师的身份，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中挫败和不堪的经历，诸如贫穷、自卑等。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真实自己的学生，会更顺畅地进入社会，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复杂和锻压。面对学生的精神成人，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学生的内心变得强大，让他们能够接纳真实的自我，提升个人认知。
当然，这种看法，显然和我的个人成长有关。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其他同学都是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别人我以前是下岗工人，也不说我的专科学历。我觉得这很丢人。但我后来问自己，为什么你会觉得专科生是丢人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以前是下岗工人是丢人的？这又不是我的错。
我婆婆在世时，每次回去看她，面对亲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荒谬感。虽然婆婆晚年衣食无忧，有地方住，子女也孝顺，但不能否认，她一辈子几乎就是在生存中挣扎，我哥哥一天到晚劳累不停，也仅仅是谋得一口饭吃。而丈夫和我通过念书来到城市以后，生存的主要工作，是整天写一些跟他们永远也不会有关系的论文，这种明显的对比，不得不让我反思和追问。我那篇流传比较广泛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可以看做是自我清理的产物。人需要经过反思才能接纳自己，获得重新思考的起点。
我清理完自己内心的东西以后，就可以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写作、跟人的相处特别是跟学生的交流也会变得非常真诚。我觉得通过教育和反思，一个人是可以真正成长起来的，这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是特别清晰的脉络。
董牧孜：要怎么获得一种接地气、有实在感的生存状态？对于今天的“做题家”来说，迈出这一步是艰难的。
黄灯：一个年轻人陷入迷茫的时候，去做一些具体的社会实践是特别好的。我会跟学生说你们下课如果没事可以到天河区龙洞的城中村逛一下，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要跟真实的世界和人接触，干具体的工作，它会让人产生跟专业学习以外的与现实更坚定的关联。
高等教育除了从大方向上搞教育改革，还可以站在教师的层面，探讨老师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之内的改变。我很反感高校老师只写论文，不关注学生、不注重教学的趋势，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把课上好，把学生培养好。尽管我做得也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只要对学生稍微多关注一点点，多引导一点点，他们就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和成长。这也是老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从湖南来到广东后，觉得做实事特别重要，对一个老师而言，我会觉得好好带几个学生、把一堂课上好比写一篇论文更有意义，也正是这种认知，促使我留意学生的个人成长，愿意花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并记下和他们的相处点滴，并写作《我的二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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