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年北京3之1912壬子年共和北京城︱袁世凯为什么没去南京当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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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距1912年壬子年已经过去了整整108年。1912年是中华民国元年，那时的北京城，是一座弥漫着共和的城。

1912年是中国农历壬子年，经过一个十二年的轮回、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摆脱了附属于世界博览会的地位，独立于世。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举办了奥运历史上第一场开幕式，从此成为奥运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埃及、日本等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五大洲运动员第一次齐聚在五环旗下。中国运动员虽然没有出现在这个赛场上，但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下的中国，正经历着一次凤凰涅檠般的重生，长达五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共和的理想正在实现，作为中华帝国都城的北京，将亲眼目睹这场历史巨变。

子年北京

俯瞰1912年的北京，内、外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但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此时已经肢体破损。在飞檐斗拱间，几组西洋建筑突兀地跃入眼帘，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和谐；天安门东南侧的东交民巷地区，云集着鸦片战争以来侵华各列强国家修建的公使馆和兵营，是中国政府无权过间的“国中之国”；正阳门外，十一年前为运送八国联军侵华物资而延伸过来的铁路终点处，建起了带着钟楼的正阳门车站。天子身边的这些西洋建筑，无声地记录着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任人宰割的屈辱。

#1912年的北京#

01

1912年，冷清的紫禁城

1912年2月18日，是农历壬子年正月初一，紫禁城里最为高大的建筑----太和殿，寂静异常。本该在此时出现在太和殿里的皇帝溥仪，已经无权踏入这座宫殿。六天前，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封建帝王对中国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目睹了包括帝王登基等一系列宫廷庆典的太和殿，此时剥离了和皇权的联系，在北方风沙的打磨下，渐渐失掉了皇家的气度。

上个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与入侵者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更为高涨，末代皇帝溥仪在成年后阅读自己登基前的清史档案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优患所在。” 这场被溥仪称为“风暴”的斗争，以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革命为高潮，摧枯拉朽般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前清大臣绍英等记录了清帝退位后的一幕场景：“袁世凯早朝，言民国对清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圆。并泣日:‘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日。’太后回宫，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你看他哭的那样。又给我们争优待费。’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官服整素，等待早朝，直等至十点钟，太后不能耐，说:‘今日军机大臣等什么时候，还不上来?’回答说:‘袁世凯昨日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太后闻言，目瞪口呆多时，急曰:‘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由此就饮食减少，疾病缠身了。”

北京城大小王府里，人心惶惶，这个年是没心思过了。满族贵族极其恐慌，生怕改朝换代后一家大小的性命不保。一些王公贵族开始把家里收藏的古玩陈设拿到外国人开的拍卖行变现，然后把财产转往天津、青岛等地。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退位诏颁布后王公贵族的反应:“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此时的溥仪，只能和他的小朝廷暂时蜗居在紫禁城的后廷部分，待日后搬往其他地方。昔日皇权的象征-----太和殿，则挂起了民国国旗，收归共和政府所有。而此时仍保留着皇帝称号的溥仪，虽然还穿着龙袍，却也只能够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进出出了。清帝退位后，仍有少数昔日的王公大臣出入紫禁城，但是过去的排场是没有了，溥仪回忆道:“ 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紫禁]城再换上朝服袍褂。”

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清帝退位后的家族生活时说:“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走在街上。”“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

02

1912年，人心慌慌的老百姓们

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则过了个冷冷清清的旧历年。冷清到什么程度呢?想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做身过年穿的新衣服都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北京的大户人家就纷外逃，而北京城里革命党人暗杀清朝贵族和政府高官的案件发生了好几起，暗杀者最倚重的武器----炸弹则随处可见。曾有一洋车夫在北城一条胡同里， 捡到遗失的炸弹一枚， 还有人把一枚炸弹误扔到西城一家小学堂里， 幸好这两枚炸弹都没有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时局如此动荡，使得前门外的那些绸布店老板很是惊恐，纷纷把自已店里的贵重布料运往东交民巷，请那里的外国保险公司代为保管。于是旧历年前，前门外的绸缎店里，空空如也。

北京人过年，喜欢走亲戚看朋友，时鲜苹果是拜年时必备的礼物，有祝福人家“来年平平安安”的意思。那时没有现代的冷藏设备，秋天收获的苹果被放到冰窖里保存，而冰窖里用的是冬天从河里凿开的冰，这个工程费时费力，因而冬储苹果的工本费不低。1912年的旧历年，因为时局动荡，大家连年都不敢过，礼尚往来的拜年应酬就不约而同地取消了。鲜果店老板没有料到这个变化，他们按往年习惯早早进了时鲜苹果，等着卖高价呢，哪知道赶上这个局势，苹果就是贱卖也没人买，于是各鲜果店老板，在共和的第一个新年，做了笔亏本买卖。

03

1912年，左右为难的报馆界

在清帝退位前后这几天，对新事物感觉最为敏锐的报馆，在为一件看起来不重要的小事犯难:那就是如何在报纸上刊载日期呢?在有皇帝的日子里，这事儿很好办，纪年方式已经沿用了几千年，就是国号加年号再加上阴历的月份和日期，皇帝突然没了可怎么办?在北京编辑、出版的《顺天时报》，在日期的记载上就留下了这样慌乱的一笔:在刊发皇帝退位诏书的报纸上，印着清朝的纪年方式----“大清宣统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办报的老板匆忙把报首的日期改写做“大中华辛亥十二月廿七日”，用了“中华民国”的前两个字眼代替原来的国号“大清”，用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代替了皇帝的年号；从腊月二十八起直到旧历年的大年初五，《顺天时报》报馆放假，除了在正月初一出版了一份号外之外，一直没有出报纸，不知这几天报馆的老板在干些什么，反正到大年初六这一天，《顺天时报》的老板仍不知怎么处理紫禁城外有总统、紫禁城内有皇帝的局面，于是正月初六的报纸上还是印着“大中华壬子正月初六日”的字样，到了大年初七，日期的写法又变了，成了“大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廿四日”，用的是新的国号和公历的纪年方法。

报纸上印制什么样的日期，令新闻界同仁大费周折，而另一件事情，则让全城人都踏实不下来，那就是在共和的国体之下，北京有可能失去一国之都的地位。

03

1912年，北京城突遭剧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3日，清帝退位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2月15日，经临时参议院选举通过，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应该到南京去就职。袁世凯本人，发家在北方、势力在北方，并不喜欢跑到南京去做官，但是，2月27日，南京临时政府迎接他南下的使团到了北京，看样子袁世凯不走是不行了。

为了迎接南京来的代表，正阳门北边的“国门”----大清门被改称“中华门”，以示和清王朝的决裂。只是大清门上的匾额，来不及更换，只好仍旧挂着，谁也看不出和前朝有什么区别。北京的商铺则都挂起了五色国旗，胡同里的院门口也挂上了五色旗，不过有些老百姓家境贫寒，买不起布制的国旗，就用五色纸做成了国旗，虽然看着不那么雅观，可是代表着老百姓欢迎共和的诚意。

袁世凯公开答应要跟随南京来使离开北京，使团成员蔡元培等人认为自己定能不辱使命。谁知，北京城里很快就发生了一场变故，让南京来的使团成员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2月29日，也就是正月十二的晚上，几位特使参加的晚宴刚要开始，窗外就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接着是四处的火光，火中夹杂着叫喊声：“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抢啊!”“宫保”说的就是袁世凯，听上去，这些放火开枪的都是袁世凯手下的士兵。

《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当时正住在北京王府井的一条胡同里，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

士兵们放的大火，很快就吞噬了东安商场一带的商铺、戏馆和饭馆，并直接把皇城的东安门给烧了个精光。东安门外的商业设施刚刚兴办没有几年。从清帝入主北京开始，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北京城实行满汉分治。内城一带，按不同方位，驻扎着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满族籍的王公贵族，汉族人则统统住在正阳门外的外城地区，所有的商业娱乐设施、甚至连同旅馆业等，都只能在外城开办。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威信日益衰落，内外城之禁也就日渐松弛，东安门外的东安市场等商业设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可这生意做了没几年，就被当兵的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前门外的店铺虽然没有像十二年前一样，被大火烧了，可是也没能逃脱被抢的命运，绸缎庄首当其冲。他们刚刚从东交民巷把自己保存在那里的货品拿回店里，准备给顾客做春装挣点钱，谁知布料摆在店里没几天，就赶上了这次兵变，贵重布匹多数被抢了去，于是各店又赶紧把剩下的一点料子装上车，运回东交民巷。碰上这样的世道，做买卖的人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就别指望着挣钱了。

有人这样描述兵变发生时北京的情景:“变兵四起各处焚掠日有所闻商民愁的要死；八旗素日贫苦无米无饷旗下老哥们饿的要死；变兵既得饱掠金银满载得意还乡乐的要死；亲贵富翁藏无可藏避无可避当时吓的要死；各部院官吏津贴既停领告贷又无门穷的要死。”

当时正要去拜访蔡元培的齐如山先生，则目睹了这场滑稽的兵变经过。刚从法国回来的齐如山，那晚正好穿了一身西服。当时，北京城里很少有中国人穿西服，那些参加哄抢的士兵，就把齐如山当做了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当兵的抢来了东西，就请齐如山鉴定一下价值。有的士兵从冥衣铺抢来了所谓的书法作品，经齐如山鉴定为是办丧事用的挽联，就大呼倒霉，扔掉挽联去别的店铺抢值钱的东西。第二天早晨，齐如山放心不下老朋友蔡元培，去他们下榻的六国饭店探望，没想到在街上碰到了狼狈不堪的蔡元培等人，原来这几位特使昨夜被迫从吃饭的地方逃出来，躲在皇城根儿底下熬了一夜。蔡元培对齐如山讲：“一切计划，都成过去了。”于是，以北方局势不稳为名，袁世凯留在了北京。弥漫在王子年最初几日关于何处定都的争执，至此告一段落，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

1912年3月10日，昔日帝王登基的庆典之地太和殿，悬挂上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五色旗，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莫理循目睹了袁世凯宣誓就职的全过程:“ 所有的与会代表都身穿礼服，赞礼官宣布就职典礼开始，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不再有磕头之礼，袁世凯与所有代表一一握手， 不再有辫子.....

当春风一天天强劲，北京城开始感受到一个新国家的活力。

参考书目文章：

《北京百年往事----不寻常的十个子年》 总撰稿：陈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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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徐道来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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