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自贸区的不同之处

谢良兵/文 近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从201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区开始，中国的自贸区已由此前的18个增至21个。舆论认为，在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自贸区的扩容意义重大。

全国21个省市区拥有了自贸区，不少人会担心是否“泛滥”了，这种担忧其实过虑了。自贸区与其他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不同，它的试验性目的更强，根据去年官方发布的自贸区总结，6年多来，自贸区已经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260项制度创新成果。

可见，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改革的生命线，也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此次自贸区扩容是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不只是地域上的扩容，更是制度创新深度层面的扩容。早在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说过，自贸区是“改革高地”而非“政策洼地”。

从定位来看，此次获批的新晋自贸区的确有着不同之处。这批自贸区诞生于新的国际环境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让中国走向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路。

比如湖南自贸区，定位要求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形成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的新优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国纷纷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日更是重金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

不管是芯片产业之痛，还是“卡脖子”险象环生，都直指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与痛处。此次新晋自贸区中，北京科技创新动能强劲，湖南装备制造业积淀深厚，安徽新兴产业要素活跃，浙江数字经济勃发，都是从科技创新的源头上补链强链。

新晋自贸区最不同之处就是北京自贸区的高定位。舆论认为，在所有自贸区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北京自贸区、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这四个。而其中，北京自贸区是定位最高、最为独特的自贸区。

在21个自贸区中，绝大多数都是以传统的货物贸易为对象，只有北京自贸区以服务贸易为对象。中国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00亿美元发展到2018年的4.3万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而2018年服务贸易额只有7919亿美元，有2582亿的逆差。

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不仅逆差较大，结构还不合理，服务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多，服务进口以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多。解决服务贸易逆差是当务之急，毫无疑问，现在这一重任就交给了北京自贸区。

北京自贸区是以服务贸易为对象，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知识产权等都囊括在内。同时，北京自贸试验区将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北京自贸区的特殊性。

北京自贸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或许意味着，北京将重返“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做非首都功能疏解，逐渐淡化其经济中心的定位。不过，2015年开始，天津规划中不再提及国家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而是提“一区三基地”。背后的原因就是，天津自知经济基础和实力还不够。

因此，北京自贸区方案中提到，要推动形成统一开放市场。加强京津冀三地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探索建立北京、天津、河北自贸试验区联合授信机制，健全完善京津冀一体化征信体系。

除了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之外，天津自贸区、河北自贸区、北京自贸区在京津冀协同方面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河北的定位是承接，天津市推动、示范，北京是统筹引领。北京建设自贸区，进行协同试验，能更好地发挥其统筹作用，只有这样，推动了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真正活络起来。

（作者系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