恣意的明朝，自制的清朝｜现代中国继承的，更多的是清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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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不少已收藏《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这套书。其中第九卷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生动展示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其视角新论迭出，不乏争议。

以元代为转捩点，中国从周到宋的“东亚舞台”时期结束，明清已经进入“欧亚舞台”时期。海外贸易使传统的“由国家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朝贡体系发生改变。

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欧洲和日本吸收白银，上田信认为，生银作为一种危险的货币，它在明末几乎和 “砒霜”没有区别。清朝入主中原后，在货币体系上，吸取了前朝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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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舞台上的中国 尹敏志
1584年，耶稣会日本会长卡布拉尔（F. Cabral）上书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建议他从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征召一万多名基督徒组成武装舰队，攻占中国东南沿海，一举扭转传教活动在远东迟迟打不开局面的窘境。按卡布拉尔的计划，基督军可以凭借的，除了威力强大的火炮外，还有谍报人员，即已经在广东传教的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届时他们已掌握（汉语）书写，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报。”
但此时菲利普二世正忙于组建称霸欧洲的无敌舰队，未采纳这一建议。同一时期的丰臣秀吉则在统一日本后，认为下一步“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他要求琉球、台湾、菲律宾向自己进贡，助其讨伐明朝：“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在三次要求朝鲜充当其攻打中国的先锋均遭拒绝后，他于1592年派十几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虽以中朝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却耗尽了明政府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清易代的进程。

丰臣秀吉

来自海洋的力量，竟可以撼动中央帝国的根基——在明代之前，这种事情是不可想象的。要理解这一变化，必须将元代视为转捩点，认识到以此为界，中国从周到宋的“东亚舞台”时期结束了，明清已经进入了“欧亚舞台”时期。在后一时期，虽然政府始终对海洋活动持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但那些受利润和宗教驱使不远万里而来的西洋人，急于打破东亚固有朝贡体系秩序的日本人，以及中国民间以王直、徐海为代表的海商势力，都在推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海洋国家。
在讲谈社中国史系列的第九卷《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作者上田信指出：“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所以他认为，在这一视野下的明清史书写必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
明初，朱元璋试图以纸币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但却很不成功。对元末纸币疯狂贬值心有余悸的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铜钱和白银。但讨饭出身的明太祖，对商业活动极为反感，恨不能将国家拉回以物易物时代。而且，洪武朝政府也根本没任何动力去铸造优质的铜币，因为在里甲制度下，国家赋税不征钱，而通过里长、甲首直接向基层征用农产品及劳动力。纸币不愿用，铜币又不可用，于是民间商业对白银的依赖不断加强。
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政府决定在江浙等东南地区征“金花银”，不再征米麦，标志着几十年的官方民间博弈最终以政府的让步而告终。白银成为官方认可的货币，一方面固然极大地促进了明朝经济的繁荣，但问题在于“在东部亚欧地区流通的白银，保持了生银的原样，不像欧洲变成硬币，由统治者发行。白银不受明朝帝国的控制，有时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入社会到处流动，破坏敌方经济。一旦流通受阻，就会被囤积起来，不再出现在市面上。对于14世纪的东部亚欧社会，白银绝对是一种极难操作的货币。”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指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或亚当·斯密式仅凭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便能自发繁荣的经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是一种回溯式的乌托邦想象罢了。相反，成功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适度管理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经济的繁荣，除了自由市场的作用外，很大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当时稳定的金融货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明政府在白银政策上的不作为，给自己埋下了覆亡的种子。
十五、十六世纪明代的币制改革恰逢欧洲地理大发现，加上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暴富的欧洲上流社会阶层对东方奢侈品的需要，与明代城市商业对白银的渴求一拍即合。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欧洲和日本吸收白银。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积极拓展远东贸易，菲律宾马尼拉作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心，常居的中国人一度达到几十万。在这里，西班牙船队满载南美的白银而来，换取华商的丝织品与瓷器，再将其贩卖至美洲与欧洲。

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解除海禁。不知不觉间，海外贸易已经使传统的“由国家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朝贡体系发生了改变，就像随处流转的生银一样，新的互市体系的特点也是基本不受政府的控制，因而“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争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
互市体系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则是间接促成了建州女真的兴起。明代中后期的城市富裕阶层所钟爱的黑貂皮，产地在辽东。女真人领袖努尔哈赤“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又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依靠农具、耕牛、奴隶的组合在平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对于这股新兴的势力，明朝由于正深陷朝鲜的泥沼，根本无暇顾及。1601年，努尔哈赤组建八旗军，并于1616年正式建立后金反明。

在与女真人持续近三十年的战争中，最让明政府头疼的就是军饷。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播州之役、朝鲜之役——已让财政捉襟见肘，此时不得不向民众加派练饷、辽饷。屋漏偏逢连夜雨，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和日本政府同时限制对华贸易，美洲白银产量也下跌，流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国内银价上扬。这双重因素凑在一起，对农民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被迫出卖更多的粮食以应付官吏的征派。官逼民反，各路起义军蜂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支陕西人率领的武装：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张献忠的大西军。
明朝最终被兴起于北方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并非偶然。在明朝与海外的白银贸易中，经济上受益的主要是江南地区，北方的传统农业则日渐凋敝。崇祯年间气候反常，北旱南涝。但区别在于，浙江等地发生水灾后，市场会自动调节粮食供需：“假设某地方歉收，粮食不足，若市场原理也就是供需平衡发挥作用，容易欠缺的粮食价格就会飙升，地主看价卖货，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卖，商人也应该就不再运货到外地而是就地贩卖了。”在这种情况下，饥荒即使发生，也不会严重到迫使大多数民众揭竿而起的地步。
但在北方陕西、河南发生旱灾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来自海外的白银集中在南方，政府征税又只认白银不认铜币，便抑制了供需平衡体系在灾后发挥正面作用：“长江下游三角洲通过生产丝从海外获得白银，只要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允许，粮食依然会在白银的力量下从歉收的地方运过来。为交纳税金而需要白银的农民们甚至把自家吃的粮食都卖掉，被逼到生存的极限。”所以上田信认为，生银作为一种危险的货币，它在明末几乎和“砒霜”没有区别。
传统其实往往是比较新的。这听上去颇为吊诡，但很适合用于理解明、清之间的区别。五四一代的学者，总倾向于把相对封闭、专制、保守的清朝影像无限向前投射，来囊括整部中国古代史。他们重复黑格尔(G. W. F. Hegel) 式史观，即中国“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殊不知中国史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特质，绝非一成不变的死物，而我们今天说的传统，则“大多数是在十八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都不闭关锁国；到清朝时海洋才彻底“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明朝的士风狂放嚣张，虽不免浮夸但充满活力；清朝士人则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明朝皇帝大多悠游荒熹，任由阉寺、文官治国；清朝的皇帝则君师一体，宵衣旰食，“成功地为充满暴力的权力外面裹上了威权的外衣”——上田信因此总结道：恣意的明朝，自制的清朝。现代中国继承的，更多的是清朝的遗产：给民以食、维持政权稳定的任务压倒一切，社会的创造力则是可以被牺牲的。
清朝入主中原后，吸取了前朝的教训，省际贸易用白银，地方贸易用铜钱的二元货币体系确立；常平仓、义仓等粮食多级储备体系得到广泛推行；“摊丁入亩”改革使土地税能够计算，人民不再担心明天；就连官员的灰色收入“火耗”都先交公后再统一分配——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访华时，乾隆自信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回国路上，这位勋爵顺便对广东至渤海的海域进行了测量，还考察了大运河。当年菲利普二世未能做到的事，几十年后将由维多利亚女王来完成。
（发表于第668期《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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