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为什么总能“先富起来”？

▲ 广州白云山上蹦极的人。摄影/卢文 -风物君语- 广州：来啊，一起搞钱啊




米其林又对广州下手了。
《2020年广州米其林指南》的发布，在又双叒一次引发“米其林有没有资格评价中餐”的争议的同时，也坐实了粤菜在广州无可动摇的霸主地位：上榜的11家餐厅里仅有一家不是粤菜，与上海指南、北京指南的“海纳百川”形成了鲜明对比。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只是粤菜的表象，真正支撑起这份追求的，其实是延绵不断的富庶。前有“先富起来”的时代风口，后有“一间屋换十栋楼”的拆迁传说，广州和广州人，似乎都成了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暴发户。其实，广州早就开始“攒钱”了。
▲ 广州番禺区平静的居民楼，与繁华的CBD隔江相望。摄影/邱新生

广州，“富”从何来？
每一个财富故事的开始，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即使是地处“蛮夷之地”的广州——在广州的西北方，由东向西、纵向排列着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如同猛兽留下的五条爪痕，撕出了一道名为南岭的天然防线。
▲ 广州番禺莲花山。摄影/卢文

从秦代开始，中原政权就启动了开发岭南（即南岭以南地区）的大计，但直到唐代，这片群山环绕、水网密布的土地，仍是令北方人闻之落泪的“瘴疠之地”。这样的地理阻隔，为岭南地区赋予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独特色彩。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帝国开疆拓土的大军挥师南下，设南海郡、番禺城（位于今天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结果设出了一个独立小国。眼看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潮中摇摇欲坠，两代南海郡尉——任嚣、赵佗——抓住机会封锁了南岭的所有要道，与岭北断绝来往，并攻下了与南海郡同时设立的桂林郡、象郡。17年后，南越国正式建立。 ▲ 越秀山风光。摄影/二中兄
赵佗对三郡的统治受到了汉高祖的认可，南越国成了汉王朝的藩属国。吕后去世后，赵佗虽然自称“皇帝”，却始终向汉朝称臣。随着南越国政权的传承，这个盘踞岭南九十余年的“狠人”与汉王朝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被汉武帝所灭。
▲ 广州越秀老区彩虹骑楼。摄影/张贤炜

▲越秀区北京路骑楼。摄影/张海斌
三国时期，“广州”之名由东吴首次提出，到了唐朝，宰相张九龄又主持开凿南岭山路，使移民与土著、腹地与广州的往来日益密切。

虽然山地不利于农耕，但在优渥的雨热条件的加持下，岭南地区向来是“筷子插在土里都能发芽”的生命乐园，何况东南角还有一片由三条大河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发源自云南的西江，遇上了发源自江西的北江、东江，在入海前漫流成一片纷纭的河网。广州就像一颗图钉，正扎在三角洲的中心。
▲ 穿越广州的珠江。摄影/邱新生
说起中国的“大河文明”，人们首先想起的必然是长江、黄河，但论流量，珠江却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顶流”，位于中国版图“鸡腹”部位的珠江三角洲，则是广东省最大的平原。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中国东南的繁华，源于“咸开大洋，驻立人烟”，凭借类似的优势，手牵大河、背负大陆、面朝大海的广州，没有理由不富。
▲ 天河体育中心带动了天河区的整体发展，其周边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天河商圈。图/视觉中国

没人能阻止广州人做生意
中原移民带来了成熟的农耕技术，但广州人并没有接受“重农抑商”的保守观念，加上本土物产的丰饶与独特，各取所需的商品交换，才是广州人的真爱。《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用时下的话说，就是“搞钱要紧”。举个例子：

公元前181年，汉王朝打算切断与南越国的贸易关系，于是赵佗愤然把汉王朝的诸侯封国——长沙国打了一顿，以示抗议。 但是，充裕的物资和开放的商业观念还不足以解释广州“千年商都”的地位，“我家大门常打开”，才是广州持续繁荣的关键。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中的犀角形玉杯。摄影/柳叶氘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中的玉盒，出土于南越国赵眜君主之墓。摄影/动脉影
海上贸易总是充满传奇色彩。十八世纪的西方有“飞翔的荷兰人”，那先秦时代的水手们，就是“划船的广州人”。

古时的番禺、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不仅出土了秦代造船遗址，还在南越王墓中发现了非洲象牙、具有古西亚波斯特点的银器；加上沉没在西沙群岛附近的南越国陶器，可见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名声大振之前，广州就是个外贸好手。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广州成了贸易远征的起点。装载着黄金和丝绸的官方商船在海上航行大半年，抵达今天的越南、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地，与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做起了生意。
▲广州海珠区石基村黄埔古港，这里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下图为主体建筑粤海第一关纪念馆。上图/视觉中国，下图摄影/卢文
汉末，中原的战乱并没有浇灭南部沿海的贸易热情，哪怕政权一天一换，自由市场依然按照自己的规则蓬勃生长：东南季风吹来了印度人和南洋人的商船，坡山古渡头（同样位于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的江岸上，商人直接以物易物，避开了战时混乱的货币体系。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被称为“天子南库”，这一称呼，其实只是广州漫长的“发家史”的一小部分。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的清代玻璃彩绘油画，这种形式的画作曾是出口欧洲的奢侈品。摄影/动脉影
广州这扇“南大门”，一开就是千年，并且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保护。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贸易大盛，泉州港、宁波港崛起，广州港的贸易收入依然傲人：“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它路（即收入远高于其它港口）”。即使在对西夏用兵之际，北宋朝廷也没有加重广州的赋税。

▲ 繁忙的广州南沙港。摄影/邱新生
明清之后，虽然中国海外贸易受到政策重挫、广州一度不能幸免，但在海防高压下，广州总是那个获准“有限开放”的幸运儿。
清康熙盛世，十三家商行受广东政府聘用，与外商做生意、代征海关关税，是为著名的“十三行”。到闭关锁国政策真正实施时，全国仅余广州的“粤海关”一口通商，十三行自此垄断中国外贸长达85年。

▲ 荔湾区粤海关旧址。摄影/WR.LILI，图/图虫·创意
说来讽刺，先秦时期，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广州成了中国第一个沿海商都；两千年后，同样是因为“天高皇帝远”，广州又成了保护帝国不受外界侵袭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乾隆皇帝批准留下的这最后一个外贸港口，最终成了中国睁开的第一只眼睛。


敢为天下先，敢纳天下人
相比起骄傲的“这儿是北京”、江湖气十足的“勒是雾都”，“呢度（这里）系广州”就显得不够响亮。也许是早茶桌上的点心太多、隔壁深圳的节奏太快，广州竟然也被贴上了“慵懒”的标签。其实，广州很可能是离“慵懒”最远的城市：

看似佛系的广州城，蕴藏着“左手数钱、右手闹革命”的巨大能量。 ▲ 中山纪念堂。摄影/卢文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广州。统治者的昏聩和外辱的日益猖獗，把这座城市逐渐逼向了临界点。一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侵略者扼住了珠江口，十三行不复存在，两广总督府被推平，原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象征意味极浓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广州的历史，也翻开了碧血丹心的一页。 ▲ 石室圣心大教堂。摄影/卢文
只需看一眼广州地铁线路图上的站名，就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抛洒过热血：三元里、纪念堂、黄花岗、中山大学、农讲所、团一大广场、烈士陵园……城市街头，既有为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遭到英军杀害的工人所立的“沙基惨案”纪念碑，也能看见以1927年广州起义为名的“起义路”路牌。
向左滑动 ▲ 从左至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沙基惨案纪念碑、广州沙河顶十九路军坟园牌坊。摄影/卢文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冲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这座“千年商都”再次站上了开放的潮头——1957年春天，首届“广交会”（全名“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会”）开始了。
广交会期间的广州，很容易让人产生穿越感——展馆里，参展商和客商带着各自的翻译、用各种语言讨价还价，展馆外的地铁站里，牛仔裤旁边站着沙丽，雪白的长袍与炫目的蜡染擦肩。千年前的坡山古渡头，想来也是这番景象。

更有趣的是，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仿佛沿袭了古代商船乘夏季风而来、又乘冬季风而去的习惯。 ▲ 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每年广交会的举办场地。摄影/李灿荣
▲ 广交会上，境外采购商在寻找心仪的商品。图/视觉中国
再后来的故事里的广州，就是人尽皆知的“改革开放桥头堡”了。第一家可以自由贸易的货栈、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第一个服装个体户集贸市场、第一个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的商圈、第一个纯商品房住宅小区、第一瓶纯生啤酒、第一条电冰箱生产线……汇集了无数个“全国第一”的广州，把“敢为天下先”演绎成了颇具本土特色的“敢饮头啖汤（第一口汤）”。 ▲ 灯火通明的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图/视觉中国
▲ 广州白天鹅宾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图/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沿海城市经济腾飞带来的“进城务工潮”初现端倪，最开放、机会最多、最需要人力的广州，成了移民潮的涌动方向。1980年，“春运”一词首次见诸报端，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而广州火车站，至今都是全国春运压力最大的火车站。京广铁路——这条由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合并而成、横跨武汉长江、连通粤、湘、鄂、豫、冀、京的铁路，串起了无数国人的乡愁。 ▲广州站前等候回家的情侣。摄影/卢文
在被一代代外来的奋斗者更新建设的同时，这座古老的移民城市也凭借固执的亚热带气候、极具竞争力的美食、独特的语言习惯，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吃饭前涮碗，两指轻叩桌面、以示“感谢斟茶”，学会喝凉茶、煲靓汤，用“来的”表示疑问，用“大把”代替“很多”……

▲ 在广州生活的不同片段。摄影/张海斌

当然，一座敞开怀抱的城市，不仅是“来了就是XX人”，更是“即使永远不成为XX人，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得很好”。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论出身、放胆追求的务实精神，这座古老的移民城市才得以永葆活力。

- END - 文丨密林 图编丨DC Zhang 地图编辑丨F50BB 封图| 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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