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特别想拍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

《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特别想拍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_第1张图片


我特别想拍的,是我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大家觉得那是一个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我这十几年来在内地,听到很多我这个岁数的朋友们,都在怀念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也看了很多照片,也跟很多人聊过天,去重现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是这部戏很有满足感的地方。


——陈可辛


本文经微信公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授权转载




文丨隗延章

编辑、排版Zed




“其实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女排对于很多内地的人来说,是一个集体记忆。作为一个香港导演,你怎么去找到这种感觉?


陈可辛:不是说是我的集体记忆,我就能拍得好,也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那个记忆,我就拍得不好。拍每一部我的电影,都是一个学习与了解的过程,我都要做很多功课。电影是一个群体工作,你的团队会提供很多很多的选择,导演其实在最后会给出他的判断跟方向。


不管我今天是拍中国女排,或者是拍阿波罗11登月,还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课。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并不影响?


陈可辛:对,就算我真的是在内地生长,经历过80年代,到我拍的时候,我还是要做很多功课,是没分别的。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你在拍《中国合伙人》时,孟晓骏有很多你个人的投射,在拍《夺冠》的时候会有这种投射吗?


陈可辛:其实郎平和孟晓骏有点像,郎平也是出过国再回来,那些经历我也大概能感觉到,能理解。但并不是说每个电影,你都必须找到一个人,他的经历是跟你一样的。很多年轻导演头几部电影,会拍比较自传的东西,但当你成熟了,你应该能够驾驭不同的题材,在不同的题材里面去学习,去做资料,去表达或者去重现那个年代的精髓。


我特别想拍的,是我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大家觉得那是一个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可能性的年代。我这十几年来在内地,听到很多我这个岁数的朋友们,都在怀念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也看了很多照片,也跟很多人聊过天,去重现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是这部戏很有满足感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像80年代的中国内地,这个时代会从一个你自己经历的时代中找到共同点吗?


陈可辛:8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它从一个封闭了很久的环境里突然开放,那个爆发力比哪里都强。别的地方的改变都是循序渐进的,但在那个时间点就突然间爆发的那一下,我觉得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有点殊途同归”


中国新闻周刊:我看到你在拍《李娜》和《夺冠》时,会觉得它们之间很不同。李娜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很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女排是一个很集体主义的一个故事。当时你是有意选择这两种互相对应的题材吗?


陈可辛:不是刻意的。我一开始觉得这两个天才,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集体主义,两个好像挺极端的,也挺有趣的。但在做的过程里面,我发觉两个是有点殊途同归,个人主义的并没有那么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并不代表里面没有个人主义。


我们看排球是一个团体运动,但是里面我们选择了这三个年代的教练,包括袁伟民、陈忠和、郎平,其实每个人都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包括每一个球队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炮手,非常强的主攻,当年是郎平,现在是朱婷。当然它必须有团队才能完成那个任务,但是它也有相对的个人主义色彩在里面。


那么回来说李娜,她的自传就叫《独自上场》。网球你上场,连跟教练沟通的机会都没有,两个小时就是你一个人。但问题是,你有你的教练、你的团队,也是一个团队的东西。包括李娜要是没有国家的体制改革,她也出不来,她也是体制培养出来的,也有很多集体的东西在里面。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以往的体育电影,你去看过吗?


陈可辛:因为《夺冠》的筹备,看了《沙鸥》,除此之外真的没看过中国体育电影,中国体育电影其实也不多。对我来讲,看《沙鸥》是看那个80年代的状态,《沙鸥》确实就是在五连冠的第一冠之前没多久拍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为什么在中国鲜有导演愿意拍体育电影?


陈可辛:我不太明白。体育电影在全世界来讲,一向都是很好拍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以往的体育电影,《夺冠》有哪些不同和突破?


陈可辛:我没看过很多其他的体育电影,也很难说跟别人拍的不一样或者很难说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在我拍80年代老女排的时候,我们用了素人运动员,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她们每个人都有排球梦,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她们都自带了一些使命感,也自带了一些信念感,那个感觉是演员带不来的。她们不是来演,她们是来体验她们要是能进中国女排国家队,她们会怎么样生活。


后半部分我们拍国家队时,感觉就更强。国家队她们是演自己,你拍她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偷窥感。我们根据资料,给她们编了台词。她们一拿着台词,就说我不会这么说的,我会这么说这么说,她们自己改成了她们自己会说的话。到实拍的时候,真的感觉好像有点在偷窥她们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她们自己说出来肯定是更真实的?


陈可辛:也不一定。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说了什么,谁有没有说过什么事,你永远求证不了。我们听了很多版本,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和我们的想法,整体做了一个我们的剧本。她们来到的时候,她们又改了一个她们自己的版本。



“哪有那么容易找到那个公约数”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的几部片子,“点”都找得特别准。《中国合伙人》上映时,正好提出“中国梦”,马上后面就是创业浪潮。《亲爱的》那会儿,微博打拐特别热。《夺冠》其实也是这样,中国女排获得了好成绩,它又是大家的集体记忆。好像你总能找到了一个官方提倡,民间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切口?


陈可辛:除了《夺冠》,我是不太同意你讲的那些。《中国合伙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中国梦”这句话的。我记得当时准备完那部戏,我送审的时候,英文片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的美国梦,名字还没批下来。后来,我记得就有了“中国梦”这个说法,我还说,“你看在中国的美国梦不就是中国梦吗?”《中国合伙人》我们2012年就拍完了,你可以说上映的时候,正好有中国梦(的语境),但它其实没法说是我能预料到的。


《夺冠》是非常符合现在国情的一个电影,这是无法否认的。但不是每一部戏都那么顺。当你想顺的时候,可能明天又变了。你看《亲爱的》之后,我都5年没上片。《李娜》弄剧本就弄了4年多,其实很难说。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说你并没有去有意识的去寻找一个官方认可,民间也会有市场这样的一个公约数?


陈可辛:哪有那么容易找到那个公约数。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在找吗?


陈可辛:第一,你拍东西,你还是要自己喜欢的,你找个公约数,你不喜欢也拍不出。拍戏都是需要有人看的,也得过审才能拍,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老实讲,我是不太懂什么是主旋律。我只知道电影好看还是不好看,对不对?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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