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周济在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这样说苏轼：
“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苏轼的作品有清新秀丽的一面，也有豪放旷达的一面。他认为通常人们所看重的苏轼的豪放，其实是他诗文的一大弊病，绝非他的优点。他才太高，而人又太随意，有些作品有时就不免失之粗率。
我很不同意他的有关东坡“粗豪”是弊病的观点，但对他的“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的说法，却又觉得太贴心了，感觉真的是说到了点子上。
这个苏东坡，岂止是古文诗词书画不肯十分用力，他做人行事也是这个样子！万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绝不肯死用力，和自己过不去。
而我们喜欢的或许就是他的这种万事“不十分用力”的姿态，这股悠游自在，什么也不较真的洒脱劲儿。
宋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里，记录了他这样一个小故事: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 ‘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做主考的时候，看到考生苏轼的文章，觉得太对自己的脾胃了，想取第一，却又疑心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就把他的卷子取了第二。
但对他文章中的“尧、皋陶之事”的典故，他却实在想不出出自何处。于是就在苏轼来谢师的时候，问他事出何典，苏轼回答说，此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认真的欧阳修“退而阅之”，找出书来看了又看，结果还是找不到。忍不住找机会又问苏轼，苏轼就举其中孔融的例子来说，孔融以前“意其如此”，自己也是“意其如此”而已。尧和皋陶如果碰到有关刑赏的事，结果一定也会是“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这样的回答让欧阳修大吃一惊，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被蒙骗而生气，反而称赞苏轼“善读书，善用书”，并相信他的文章一定能独步天下。
有人说他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至今读起来犹有青铜之音。确实如此，总共六百多字，却写得铿锵有力，大气磅礴，行云流水。而这可能就和他创造性的使用事例有关系。为了恰到好处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拘泥于现成的实例。而是虚构了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故事。
看似不守规矩，其实只是不钻牛角尖。不死用力而已。
对于他这样的大家来说，规矩不是用来死守的，要人死守的规矩本来就应该是用来破坏的。干嘛要“十分用力”地为难自己呢？
所谓苏东坡的“粗豪”，他的词为人诟病，其实原因就是这一点，他不肯十分地用力，不重视音律谐不谐。以致后世的人竟以此妄揣苏轼可能是音乐的门外汉。但其实对音乐，他一向很有见地。
出生于古琴世家的他，音乐是他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出仕之后，优裕有闲的日子里，他也曾像当时的其他士大夫一样，家里畜养过歌舞伎，也曾给她们填过词谱过曲。这样的人不通音乐，那才是咄咄怪事。
下面这首诗，也可以很好的证明他的音乐才能:
“多景楼上弹神曲，欲断哀弦再三促。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唤取吾家双凤槽，遗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
这首《甘露寺弹筝》描述了他与名叫胡琴的官伎一起合奏《芳春调》的经历，他弹筝，而胡琴弹奏琵琶。弹奏的乐曲悲伤感人，竟使水中的女神飞出，舞动江水，而与自己同忧同愁。
而陆游也曾有关于苏轼这样的记载: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人们都说苏轼不能歌，所以写的词大多不合音律，错！他其实有极高的音乐素养。晁以道就说过一件事，绍圣初年，他与苏东坡在汴上相别。酒喝到酣畅处，他竟高歌自己谱就的《阳关曲》。可见，他并不是不懂音乐，只是不愿意剪裁文字来将就音乐而已。
所以苏门弟子晁无咎为他辩白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内心的汹涌的诗意，怎么能够让音律束缚住呢？他才不肯在这上面死用力。
这样的洒脱范儿，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有一个人却可以说是他的知音，那就是曹公笔下的林黛玉。
在黛玉教香菱作诗的章节里，黛玉和香菱有这样一番对话。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在这段文字里，林妹妹甚至认为在诗意面前，什么平仄，什么词句，这些都是“末事”。我们应该下的功夫，其实该是“立意”，而不是单纯的追求平仄，音律，词句。
倘若罔视思想的表达，一味地追求那些“末事”，胶柱鼓瑟，就是本末倒置，“小学而大遗”了。
我们的坡仙其实是可以将他的佳作写的都有“韶秀”之风的，但他偏不那样干。那种执意的追求，用尽十分力，甚至要捻断几根胡子的苦吟，和他悠游洒脱的天性完全相悖。在他的骨子里，人生无论得不得意，是都要尽欢的。所以他的作品有的“粗豪”，也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才不管“粗”不“粗”，他只要守住他“豪”的本色。
其实除了林姑娘，在后世，现实生活里，他还真有一个知音，吴可在《藏海诗话》里说:
东坡诗不无精粗，当汰之。叶集之云：“不可。於其不齐不整中时见妙处为佳。”
这个叶集之真的堪称是他的知己，认为这种“不齐不整”劲儿，本就是苏轼的范儿。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嘛！不能太用力，一定要齐要整；用力大了，太过于齐整了，也就太矫情太造作了。
换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
一旦刻意求奇求工，诗文也就落了下乘。其实做人也是这个道理。
苏东坡做人的妙处就是这四个字——“天真烂漫”。
正是因为他这个天真烂漫的性情，他才度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劫难。
他就像一个顽童，当有人恶狠狠地抛过一条绳子来，让他悬梁自尽，或者以为他一定会悬梁自尽时，他却觉得这个绳子很好玩。竟用它在梁上结了个秋千，开心地荡来荡去。他不仅不会自尽，反而会为自己发现的新玩法，无比的得意。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战斗最可悲。就是和苏轼这样的人作战。你铆足了劲把人家当敌人，使尽了阴招损招，用了十二分的力，而人家却从来不曾把你当做对手过。这样的一份藐视，对他来说可能是无意而为之，但却极可能会让对方气得血同碎牙一起吐出来。
甚至可以这样说，当那些宵小之徒铁了心用死劲发着狠地整他时，他就是因为万事“不十分用力”，而根本不着力。反而成为会北冥神功的段誉，你对他用多大的力你就会吃他多大的亏，因为你使的每一分力都只会是壮大他的力量。
在别人而言被贬是人生的苦难，是最绝望的事情，但他却因为这份天真烂漫，而把日子过的别开生面。
这样也很好啊！他想，能做一个闲人。
可以和朋友挽手，看“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
可以尝尽美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可以连午觉都睡个自然醒，“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也可以学学陶渊明，“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依枕卧看山。”
因为太逍遥了，他甚至都忘了形，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
“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
这样的境遇，他却觉得人生圆满了，没什么不满意的了！所差的竟只有一死。
不知道他这样的诗传到京都，那些等着看他落魄的人心里会是什么想法。只是已经不能再贬了，再贬苏东坡就真的要出国旅行了。
对这样天真的像孩子一样的人，你剥夺了他的高级玩具，都不算什么。路边一根废树枝，他捡起来就会耍成金箍棒，舞得虎虎生风。
我们今人的不快乐越来越多，和苏轼相比，欠缺的就是这份悠游自在的心境。对世界用力过猛，就过于执迷，有些欲望就越难放的下。
还不如就顺其自然，由它不齐不整，也许就会如苏轼那样，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文章的末尾附一首苏轼的《行香子》吧！或许在他的诗词里，我们就会明白，别太用力，保持天真才是生活的真智慧！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