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如何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图片来源:IC Photo）

吴晨/文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默克尔35岁。她没有像其他东德人那样，兴冲冲第一天穿过柏林墙去西德。当天是周四，是默克尔的“桑拿日”，她选择像往常一样，约了女友一起去洗桑拿：既然墙塌了，去西柏林的机会要多得多，不急在一时。她很能沉住气。

在柏林墙倒塌之前，身为科学家的默克尔早就盘算好了去西德的计划，准备像很多东德的科学家一样，等六十岁一退休，就办好手续去西柏林：到时候，带上积蓄，在西柏林找个警察局换一本西德护照，然后就到美国自驾游，从东海岸一直开到西海岸。

第二天，默克尔随着人潮到了西柏林，从陌生人手中接过一罐啤酒。西德政府给东德人每人100西德马克的“见面礼”，默克尔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乱花。冬天的柏林，许多开销都免不了，在黑市上，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的比价已经到了一比十。她当时没有想到，为了推动两德统一，西德总理科尔会把两德马克的汇率定成一比一。

相信无论是默克尔还是当时的全球观察家都很难想象，东德人默克尔在统一后的德国政坛能如此快速跃升。因为没有历史的包袱，1990年默克尔作为东德屈指可数的基民盟（CDU）代表，被选入统一后德国的新一届国会。科尔一下子就看中了默克尔，把她收入自己羽翼之下悉心栽培。

在喧嚣而民粹盛行的世界中，自2005年起就开始执政的默克尔几乎成为西方各国的压舱石。

新冠疫情再度凸显了德国与英美治理水平的差异。与特朗普和约翰逊政府不同，默克尔在新冠疫情的处理中表现出沉着、稳健、果断，备受称赞。她相信科学，和民众讲清楚形势，也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把疫情给德国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

在新书《为什么德国做的更好》（WhytheGermansdoitBetter）中，评论家坎普（JohnKampfner）提出，默克尔的低调与务实恰恰凸显了战后德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大国，有不少地方值得英美学习。

1871年1月18日，铁血首相俾斯麦统一德国，去今只有150年。而在短短150年的历史中，德国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二战之后一片废墟的德国又分裂了44年，真正统一的德国也才只是一代人三十年的光景。为什么相对其他西方大国，德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做的更好？的确值得仔细琢磨。

直面历史，积极向前

因为1945年前的历史不堪回首，过去75年德国一直努力向前看，也一直力图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持重的优等生。战后德国直面历史的态度，体现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

1968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23个年头，西德在这一年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这一年更重要的事件是战后一代年轻人的觉醒和反抗。他们把父辈在纳粹统治期间的罪恶——要么是服从，要么是默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纳粹历史展开了彻底的清算。

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为死难的犹太人下跪，为战争给他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痛苦真诚地道歉。千万不要小看勃兰特的这一跪。这一真诚悔过的姿态帮助西德获得邻国的谅解，不仅为西德经济崛起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奠定了基础，也为二十年后冷战结束时两德成功统一创造了契机。

1985年5月8日，德国战败40周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发言上提出，5月8日是解放日。这句话很震撼，5月8日不是战败日，而是将德国从纳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日子，再次表明了德国的态度。和其他大国不同，战后的德国人很清楚，在现代，它没有煊赫的历史可以炫耀，历史上背负着的都是负资产：两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包袱、纳粹上台的包袱、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包袱。德国必须轻装前行，积极向前。对历史的清算让德国人更强调制度建设。

对历史的反思，让战后的德国不仅在废墟上重建了经济，也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德国人变得更善于反思。而这种反思，让德国人一方面会更执着于恢复文化层面和社群层面维系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纽带，另一方面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快速变化有更多质疑。这种反思也让德国人并不像英美社会那样，盲目崇拜成功，德国人会花更多时间去讨论事情背后的意义。甚至在文艺创作领域，德国作品也更多棱角，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沉溺于怀旧。

相反，许多英国人对德国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945年之前的刻板印象，并因为《敦刻尔克》和《至暗时刻》而被一代又一代地加深。作为旅居德国的英国人，坎普在书中自嘲：1945年英国丢掉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自己在全球的位置。75年过去了，英国光是一个脱欧就瞎折腾了四年之久，脱离欧盟的英国将沦为二流国家。相反，德国人却选择只向前看，不回头。英国脱欧之后，德国将成为欧盟27国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战后德国的成功，一个很大原因是它真正汲取了历史教训，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理解这一点。《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在新作《剧变》中强调，无论是曾经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国，都期望掌握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究其实质，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历史的反思。

二战的全面失败和战后分裂的痛苦与重建的艰辛，让德国人更清楚俾斯麦在150年前就提出的观点：德国需要清晰地理解大趋势，必须选择因时而动，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与英美到底有哪些不同？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境内各区域的经济能够相对均衡发展（当然东西德经济还是存在差距）。不像英国或法国那样，伦敦和巴黎占据太多资源，头重脚轻；也不像美国，东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大都市与内陆之间不仅存在经济发展的鸿沟，政治上也日益撕裂。虽然老牌政党在走下坡路，极右翼抬头，但默克尔构建的党派同盟执政超过15年，为德国带来了稳定。更重要的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所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虽然同样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和科技迭代的颠覆，德式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Economy）仍显示出稳健的发展步调，努力去平衡资本与劳工、大城市与乡村、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而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一系列关系的失衡，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不断产生日益严峻的问题。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马克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德国战后经济的发展也顺应这一逻辑：一方面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经济成果的分配上兼顾资本和劳工，体现社会的公平。

德国人特点鲜明。他们守规则，有社群精神，强调秩序。整个德国社会都构建在一种相互肩负责任的基础上，而这种相互肩负责任也代表了一种保持平衡的社会态度，国家就是为了帮助弱者挑战强者，平衡富贵与贫穷。

在企业组织上，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劳工与资本的平衡，工会代表进入董事会，工会加入到企业的管理之中。在面临经济周期下行或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尽可能减少裁员，用提前休假、无薪休假、减少工作时长等办法，共度时艰。德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强有力的工会和资方与劳方共同遵守的规则是更好的制度安排。劳工的稳定让它可以避免英美企业在经济下行时大量裁员给劳工带来的痛苦，也不用担心在经济上扬时需要花大量时间培训新员工。强大的工会参与董事会管理，也可以确保劳资双方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协商而不是对抗罢工的方式解决纠纷。

　　　　持续投资人力资源，使得德国企业工人的生产率能够持续提升。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就有德国企业率先尝试“做四休三”的工作制度，减少工作时长，让员工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享受生活。

资本和劳工有制度保障去谋求共识，也有助于德国企业拥抱“长期主义”。德国企业的中坚是家族连续几代人管理的中小企业。恰恰因为资本与劳工的利益的深入捆绑，这些中小企业发展目标就更长远，也能确保他们持续在细分市场保持领头羊的地位。

德国大企业分布在西德的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也确保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平衡，以及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柏林几乎成为西欧所有大国中唯一对国民经济不具备主导地位的首都，自然有其历史原因（当然，柏林也因此成为德国的创意与创业之都，倒是无心插柳）。相比之下，英美等国过去三十年越来越多工商业向主要大城市集中，加剧了社会的失衡。

面临的四大挑战

2004年11月，默克尔当选总理之前，有人问她，德国最能唤起她什么情感？她用一贯平实的语言回答：“我会联想起密闭很好的窗子，没有哪个国家能制造出密闭性又好又漂亮的窗子。”十五年执政下来，德国制造的可靠性或许是默克尔管理这个国家留下的最大遗产。

默克尔的低调作风赢得尊重。她行事稳重小心，好像深思熟虑的棋手。随着在位时间的增加，她也越来越谨慎，做事强调迈小步，尽量考虑周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没有挑战。相反，无论是全球化的冲击，技术迭代带来的创新窘境，亦或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难题，都是复杂难题，更不用说谁有能力填补默克尔去位之后的巨大真空。

简单梳理一下，德国面临着四大挑战。

首先，在高科技不断颠覆在位企业的时代，德国企业被普遍认为创新不足。为数不多的德国移动支付企业wirecard爆出的造假丑闻，让很多人担心德国人没有学到硅谷创新的精髓，却沾染上热钱吹捧出的泡沫。英国脱欧带来的机遇，让法兰克福跃跃欲试，希望取代伦敦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可是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的德国大银行还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挫败，依然一蹶不振。在云存储、云计算和云服务勃兴的数字经济时代，德国ERP巨头SAP也和当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的甲骨文那样，缺乏竞争力。最令人担心的是德国企业的脊梁汽车制造业，会不会在应对电动汽车新势力时一再贻误时机。

这一系列质疑都在挑战德国企业所信奉的“缓慢但踏实”的做法。努力在资本和劳工之间谋求共识的做法，能否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及科技迭代带来的更快的变化？换句话说，德国能否适应快速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能否在数字经济领域推动创新？

其次，全球化的竞争显然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带来了冲击，德国该如何应对？

德国一贯秉持财政保守主义，强调“黑色的零”（对赤字说不），直接导致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现有的基础设施缺乏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更是乏善可陈，比如德国的网速在发达的OECD国家排名靠后。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基本没有增长。收入停滞，储蓄率高，导致德国整体消费没有大的增长，德国巨大的产能过剩需要其他国家的消费来支撑。

欧盟一体化，短期给德国制造带来红利，国内过剩的产能可以向欧洲他国出口。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地利，也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红利，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发债刺激经济发展。但欧元区的南北差异也带来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暴露无遗。欧元区第一个十年的繁荣，建立在南欧过度举债的基础上。比如，西班牙通过债务激增来消化德国的产能过剩，但在这一过程中带来了浪费性的消费，以及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暴涨。金融危机过后，南欧各国至今仍然没有从债务危机中完全走出，资产泡沫的破灭对德国和和南欧国家都有所打击。

欧盟东扩，让两德统一的红利影响到更广泛的中东欧。冷战两边的工资和生产率都相差甚远。离德国和奥地利只有咫尺之遥的斯洛伐克，2000年时工人工资只有德国工人工资的九分之一。过去三十年，德国汽车企业在欧洲增加的产能因此几乎全部投资在东欧。寻求更便宜的工资水平，在跨国公司眼中无可厚非，但对于德国本身的经济显然也带来了压力。

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德国人也在思考一系列问题：是否过度依赖出口中国？中美未来的贸易摩擦又会对中德经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并购德国中小企业中的行业龙头是否会对德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美的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之后，德国已经加强了对这类并购的审批。）在2020年岁末，历时七年谈判长跑，中欧投资协定终于达成。默克尔一直希望中欧能就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与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达成，不仅了却她的夙愿，也为中德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规则与保障框架。

第三，默克尔2021年谢幕之后，她给德国政坛带来的稳健是否也快走到了头？

默克尔带领基民盟赢得了四次大选，但每次都建立在日益脆弱的政党联盟基础上。德国人常常用非洲旗帜来类比这种联盟：牙买加国旗（黑黄绿），代表基民盟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执政联盟；肯尼亚国旗（黑红绿），比喻基民盟与社民党和绿党的同盟。

但默克尔的稳健并不能掩盖德国老牌政党的没落。强调社区和传统家庭的价值观的基民盟虽然仍然是第一大党，但得票率每况愈下。默克尔之前执政的施罗德所属的社民党更是没落。自2000年到2016年，德国认同自己是劳工阶层的比例从 37%下降到19%，传统代表劳工阶层的社民党跟不上变化的脚步。右翼德国的选择党（AfD）反而支持率大幅提升，和推动特朗普上台的力量类似，AfD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反对派的集合，涵盖了对经济发展不满意的东德人，以及对默克尔敞开大门迎接100万难民不满的西德人。

即使基民盟2021年初选出新党首（基民盟计划1月16日召开在线党代会），他（三位候选人都是男性）是否能像默克尔一样稳如磐石，仍然是质疑大于肯定。

最后，统一之后的德国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柏林墙倒塌三十年之后，不少东德人再度燃起怀旧情绪，倒不是对东德有多少怀念——很多年轻的东德人出生在统一之后——而是对全球化带来的剧变感到恐慌。有人把东德人的这种心结比喻为“心中的墙”。

这种隔阂感也体现在于西德人不大相同的身份认同。在不少东德人印象中，典型的西德人常常把类似的话挂在嘴边：我已经厌倦了马尔代夫的海滩，正在想，是不是把自己的奥迪卖掉，换辆新车。

不知道，默克尔对这样的“凡尔赛”体，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