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有旧考卷复印件的兄弟会里，这是作弊的一种方式，我尝试和一位能帮助我通过考试的伙伴一起上课。有一些教授年年都用同样的试题，但是我不得不采取更多有创意和孤注一掷的事情。
有一次考试，教授写了四个问题在黑板上，我坐在教室的后面，靠近窗户，在年长的学生后面。
我用我的蓝色笔记本，勤恳地抄下黑板上的问题，我不知道问题说的是什么。
我安排了我的一个朋友在窗户外边，他可能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但是他害羞，同时他想让我跟一个叫玛丽的女孩谈好，他想邀请她在春季舞会上跳舞。
我把蓝色笔记本从窗户递出去，然后他帮我回答好。
我隐藏了另外一个蓝色笔记本在我的衬衣里，我拿出来假装在写。
我祈祷我的朋友能够把笔记本传回来，同时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我非常绝望，我需要通过课程，我在危险中。
还有一次考试，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通过。
一个晚上，半夜时分，我来到教授的办公室，他不在那里，我用刀子打开窗户进去，像一个窃贼，我越线了，我不是一个作弊的学生了，我在犯罪。
我的老师和我的父母告诉我有大学文凭的人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相信的。我的动机，就是得到文凭，也许通过潜移默化，也许通过祈祷，也许通过奇迹，我有一天能够阅读。
所以我从大学毕业了，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教师的职位空缺，我得到了这个工作。这是你能想象到的最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刚出虎穴，又回去嘲笑老虎。
为什么我去教书？回想起来，我做的非常疯狂。但是我读了高中、大学，没有被抓住。 所以成为一名教师，看起来是一个好的隐藏的地方。没有人怀疑老师不会阅读。
我教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曾是一个运动教练，我教过社会学生，我教过打字，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打65个单词，但是我不知道打的是什么，我没有在黑板上写过文字，在我的教室里也没有印刷的文字。我们看了大量的影像，然后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我记得我是多么的害怕。我甚至不能点名，我必须让学生发出他们的名字，然后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我总是有两个或三个我早期发现的学生，那些在课堂上读写最好的学生帮助我，他们是我的教学助手，他们完全不怀疑我，你不会怀疑老师的。
我其中最大的恐惧是学院会议，我们每周有一次，假如老师们在进行头脑风暴，校长会让老某人把他的想法给该董事会。我害怕，他可能会叫到我。每周我都非常害怕，但是我有一个备选计划。
假如他叫到我，我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然后走两步，抓住我的胸口，倒在地板上，希望他们打911。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被抓到，我从来没有被抓到
有时候我感觉像个好老师。因为我工作很努力，以及我真的在乎我所做的。但并不是，这是错的。我不属于教师，我是非法侵入。我不应该在那儿，有时候我所做的让我生病，但是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在我当老师的时候我结婚了，婚姻是神圣的。我第一次想到完全信任另外一个人是一种承诺。“好吧，我要相信这个人，我要告诉她。”
我在镜子面前练习，“凯西，我不能阅读，凯西，我不能阅读。”
一个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我说，“凯西，我不能阅读。”
但是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她以为我不能阅读很多。
你懂得，爱情让人盲目和聋哑。
然后我们结婚了，有了一个孩子。
我给三岁的女儿阅读。我们常常给她阅读，但我不是真的在阅读，而是在讲故事。讲述那些我知道的故事。像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我只是加了一些戏剧给它。
但这是一本新书，怪侏儒，我的女儿说，你并不像妈妈那样读。
我妻子听到我读儿童书，这是她第一次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让她帮我写，帮我写学校的事，她终于意识到，这是多么重大和严峻。
但是她没有说什么，没有对抗，她只是帮我度过。
约翰·柯克龙和他的外孙女，凯拉默特斯：那是当他向女儿“阅读”时，约翰的秘密被揭露。
这并没有让我缓解，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感觉是个哑巴，是一个假的。我是不诚实的。我教学生寻求真理可我自己是最大的撒谎者。当我真正学会阅读时，才能有宽慰。
我从1961年到1978年在高中教学，八年后，我辞了我的工作，事情终于改变了。
在我47岁到48岁时见到了芭芭拉·布什—美国第二夫人。在电视上讲成人识字。这是她特别的课程，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讲成人识字。我曾经想，我是世界上唯一有这种情况的人。
我曾经在我生命里这个绝望的地方。我想告诉别人，我想得到帮助，然后有一天，在这个食品杂货铺里。我站在那里，有两个妇女在我前面，说她们的，成年的兄弟弟去图书馆，他在学习阅读，他们充满了喜悦。我简直不敢相信。
所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穿着细条纹的西装，走进图书馆。见到了扫盲方案的主任。我坐下，然后告诉她我不能阅读。
这是我成人生活中第二个告诉的人。
芭芭拉·布什启发了约翰·柯克龙寻求帮助，并最终学会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