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记得中学时候《中国近现代史》在讲到中日关系的时候，特别提到“日本是近代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也许沧海桑田之后，今天的版本中早就删掉了那句话。但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情绪依然会长期存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不能对敌对历史的忘却，如果笼统地看，中国近代两次工业化的起飞都是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直接阻止的，一次是洋务运动热潮下的清末，日本由甲午战争彻底绝了清末工业化起飞的趋势，一次是国民党治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日本侵华战争完全腰斩了当时民国刚刚有些起色的工业复兴。另一方面，我们自唐已降的心理优势感让我们总是对十九世纪中日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扼腕叹息，觉得是被一个“后辈”或者“跟班”最终反超了，同样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我们也曾有着“同治中兴”的“壮举”，而日本却凭着明治维新走的更远，其国运接着发生了诡异的逆转，这在我们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有些难以接受的。
这两个方面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越是仇恨日本对于祖国的伤害，我们就越是感慨要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运迥然，我们就不会遭受那些无尽的痛苦，同时，我们就越是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日两国后来的巨大差距。日本东大教授三谷博的《黑船来航》也许正好适合这样心态下的我们，作为日本国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的知名专家，三谷博在这本书中从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扣关这一事件出发，围绕着这件后世对整个日本国运产生蝴蝶效应的事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种研讨充满着学术和思辨的气息，三谷博搜集了大量当时日本和相关国家的历史资料，但并未拘泥于考据本身，而是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去看待“黑船事件”，同时又敏锐地分析当时日本国内的种种矛盾心理、西方列强的种种谋划打算，在这一点上与近年在史学界反响比较强烈的《天国之秋》很有些惺惺相惜。
无独有偶，在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看来，《天国之秋》就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中的比对与重审，故而成功地将太平天国战争进行了一种新历史主义角度的研讨。而《黑船来航》同样如此，就史实本身看，《黑船来航》与《天国之秋》确实有充分理由进行同时的比对阅读，因为在《天国之秋》讲述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日本也正在经历着“黑船事件”和其后的余波。甚至可以这样讲，正是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期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和下场，让日本对于“黑船事件”选择了更加克制和灵活的策略。回到“黑船事件”本身，按照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中的说法，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其中也许就带着回答上述我们矛盾心理的有意无意的基调，即为何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国运发生了不同的走向，东亚的格局从此变化，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也由此而变。
正如《天国之秋》中对太平天国战争的祛魅一样，在《黑船来航》中，三谷博也没有选择以往历史研究的惯性腔调，在他看来任何后世变得“伟大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往往也并非就显得意味深长。在佩里扣关这件事中，事件的表象并不复杂，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佩里还向当时执政的幕府赠送了电报机和火车模型，美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黑船”，此成为“黑船事件”的名称缘由。三谷博的这种历史的祛魅风格其实与欧美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路径一脉相承，即在承认历史规律部分作用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历史中的人和其他因素的作用，打破所谓“历史的必然”之类的“历史宿命论”，这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因为，一旦我们跳出“阶层分析”和“规律决定”这样的窠臼，历史将以一种鲜活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我们也将培养出更加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更加独立的思索习惯。显然，三谷博比裴士锋做的更加彻底，在《黑船来航》的后半部分，他考察了因佩里到来而遭遇的语言障碍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语境下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这样的小事却往往正是历史蝴蝶效应的振翅之翼。因为当时美国与日本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早先在日本有过贸易的荷兰语言，而当时东亚通行的外交语言又是汉语，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很难保证荷兰文和汉文之间的准确翻译。这直接造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即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问题，到底是日美两国需要同时同意还是“一方认为有必要时”便可以设立，这都成了后来两国争议的关键之处。后续在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访问日本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让人唏嘘不已。
这样看来，《黑船来航》是很标准的宏观与微观融合的研究体系。微观到语言沟通障碍的考量，宏观则直至全球化视野，而这方面则更让我们对于中日近两百年前的歧路而行有了深入了解的可能。因为那个时期的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扣关和侵略方面，其情况实在有着太多的相近。我们常常说两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关系密切，但三谷博提出其实日本当时的锁国政策远远超过东亚诸国，“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我们也常常认为清王朝落后的军备让国家沦为悲惨的下场，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曾经详细列举了曾国藩湘军的装备与当时西方标配装备之间巨大的差距，但日本显然也没有多好的状况，当佩里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在江户湾炫耀武力的时候，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先进的军力，其被震慑到目瞪口呆。我们更常常感慨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让中国不但饮下“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果，更让我们无法实现有效的民族自救，然而在三谷博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当时日本的封建体系更加固化，其甚至专门拿出版块介绍“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在天皇虚置的情况下，德川幕府政治体制之复杂世所罕见，幕府将军、大名、旗本等组成了更为封建化的“官僚贵族体系”。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加大锁国力度的情况下，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内忧外患的狭路，但为何其最终并未走入绝路，反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摆脱了困境，抓住了避免遭到毁灭的最后机会，甚至仿佛触底反弹般迎来了国运的逆转。《黑船来航》并未完全给出明确而论文式的答案，但是一切都已经在三谷博的考证中不言自明，日本国运的诡异逆转其实貌似偶然，但却带着一定的必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让世人对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感印象极深，从更宏观角度讲，矛盾的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性格，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也隐含着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其实用“一体两面”来解释更为适合一些。比如，前面我们说日本有着非常复杂的封建体系，其一直以来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着两位君主，有两百多个领国组成的特殊结构的联邦。这样复杂的封建结构一方面让日本的封建社会异常坚固，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顷刻打碎”的可能，这样联邦和双王制意味着某种内部革命的可能，天皇和幕府的斗争将会使深度西化成为可能，而非清王朝式的换汤不换药。
也就是说，当“黑船来航”之时日本自身并非没有重蹈清王朝覆辙的危险，但其内部却蕴含着某种清王朝所不曾具备的种子。三谷博的笔触如果仅仅停留在考据佩里如何来到日本，与日本如何就通商开国进行周旋，如何围绕“有限开国”和“开港条约”进行协商，甚至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不畅造成的误解和对峙等内容，那么《黑船来航》并不能成为我们加深对当时中日两国国运走势理解的著作。然而，三谷博对当时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况的背景介绍的同样清晰而详尽，这种带着“匠人气质”的历史研究做法给了我们揭开谜团的可能。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在“黑船事件”过去，日本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国运逆转的关键——明治维新。前面已经提到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的是，清王朝当时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然而两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实际上与我们说的日本封建政治体系中的双王制和联邦制有着极为根本的关系。“黑船事件”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幕府名誉扫地，这给了天皇集团极大的机会，可以说明治维新是天皇取代幕府的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而非清政府内部开明高级官僚试图中兴的改良，其坚决性和彻底性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吊诡的是，即便如此，按照三谷博的说法，其实幕府也在“黑船事件”之后选择了开国政策，整个“黑船事件”以及后面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幕府并未选择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在开国问题上，天皇与幕府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管天皇和幕府的选择如何，日本都将选择一种软化的态度，那么日本与列强之间是战是和就更加取决于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了。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三谷博在全球化视角中对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证，其专门设置一章“西洋各国的亚太政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当时俄国、美国、法国、英国都在日本进行角逐，具备了在日本形成制衡的条件。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对于日本的某种“保护作用”，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无奈的结局。其时，中国正在经历太平天国战争，西方列强在东亚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几乎全数被中国东南的战事吸引，他们无力也不想在日本陷入更深，更想像美国那样寻找一个距离中国不太远的中继站。佩里舰队的扣关其实也带着某种偶然，原本其是要实现“横跨太平洋”的远航，日本只是一个中转，没想到却引发了日本的国运逆转。大胆试想，如果佩里是在十九世纪末而非十九世纪中叶来到日本，当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清王朝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了近三十年，军力财力都有了很大提升，也许西方列强就不会把日本当成彻底征服中国的“中途补给站”，而会将其定位为“第二个中国”了。
日本十九世纪这场诡异的国运逆转有没有幸运的成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日本国运的逆转不在于“黑船事件”，甚至不在于倒幕运动，核心还是在明治维新，但谁来维新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实际上，在“黑船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之后的时期，幕府也很开明，天皇反而更像是一个小孩子，围绕天皇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确实很开明、很有能力，但从大势上看，双方都不乏精英，关键是都想开放，都想变革，最终由谁掌舵充满偶然，这里肯定会有幸运的成分。三谷博并未避讳这一点，他并未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将祖辈描述成识时务的俊杰，其直言正是因为听到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战败消息，德川幕府才撤销了要求驱逐外国船只的“异国船打击令”，并对外国的海难漂流船提供燃料、淡水与粮食。更甚的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爆发，日本从上到下被昔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的惨烈内乱和轰然倒地深深震撼，他们难以想象自己千百年来派遣了无数“遣唐使”的“天朝上国”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种深深的恐惧让原本就因为地域狭窄、地震频发、战乱不断而缺乏安全感的日本人无法承受。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点，那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问题。虽然这方面在《黑船来航》中涉及的并不多，但笔者认为按照其宏观微观结合的历史叙述方法，特别是“去规律化”的历史研究技法角度看，这方面的内容显然应该成为此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补充，因为“性格决定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同样可以引发一场国运的蝴蝶效应。其实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比对来看的，还应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两本书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之前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某些误读。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性格就是“一根筋”，缺乏变通，其实这是在目的确认的前提下的情况，即当其认定了某种目的性之后将以毅然决然的心性去达到目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日本人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常不屑于他们的以死谢罪，但反过来说，一个为了目的不惜去死的民族，自然可以为了实现目的而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
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动辄喜欢把“玉碎”挂在嘴边的日本人，在“黑船事件”和明治维新中表现得出奇“温顺”。甚至在今天的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日本人还修建了佩里公园，在当年的黑船登陆地点，他们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明治维新英雄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日本人一直认为佩里促使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将他视为日本的恩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刚才读到上述文字时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是我们讨论近两百年前那段中日历史的现实意义所在。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为佩里树碑立传，相信很多人都难以遏制一种鄙夷的心情，觉得那个民族真正是“欺软怕硬”的典范。没错，那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面，但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共性，所以那并非是问题的关键。不管媒体现在和未来如何宣传，笔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国家对我们的伤害，而且不会选择原谅，这不是一个胸怀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的底线。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好好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性格，我们必须克服那种无法遏制的鄙夷和疏离，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对方的一切。“欺软怕硬”所连带的劣根性，是当公交车上遇到骚扰女士的败类，一车壮汉却选择沉默，是衣冠禽兽对自己的女学生上下其手、百般刁难猥亵，一国的男人、父亲和兄长却选择顾左右而言他，是宁愿去砸邻居的日本车，却不愿意好好上进，是整天叫嚷“核击日本”，却不愿意将垃圾扔到垃圾箱……近两百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的战船驶入白河口，“经过某个村庄时，村民全匍匐在河边，大声叫喊。额尔金的通译把他们喊的内容翻译过来是：‘大王好！愿你们下船登岸，统治我们！’”（语出裴士锋《天国之秋》）。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出使欧美各国，考察了足足两年。日本的精英回国后将一切告知国人，普通民众也意识到忍耐不是懦弱，但没有目的的忍耐却是一种耻辱，唯有先向欧美诸强国学习，建立一个富饶强大的国家，然后才能实现改签不平等条约，获得真正的尊严，为此鞠躬低头甚至搭上性命都在所不惜。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由《黑船来航》去延伸的目光和反思，毕竟人家的黎明之前，却正好是我们的帝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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