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涉文学或者影视批评，时人多向西方寻摸理论根据，视吾泱泱数千年思想文明若无物。殊不知，吾数千年文化，无不包该。上述之人实是空守宝山而不自知。此文目的即是以中国思想理论为基调，不揣浅薄，一试以中国思想理论进行电影批评，以示来者。
此文以电影中姜子牙的“两斩”为切入点，探讨电影背后所涉及的伦理纠葛。电影中姜子牙一斩善，一斩天梯。前者处于电影开头，后者处于电影结尾。可以说，这两斩代表了姜子牙由迷到悟、由神到人的转变，正反映了整个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
姜子牙的形象历史上多有变迁，或狼狈、或勇武。狼狈时，一如唐僧，屡被擒，屡被救；勇武时，号为武圣，可与关羽相提并论，详可参刘彦彦《姜子牙形象的演变与文化内涵》。然此多种形象，都未被《姜子牙》电影的导演选用。电影中的姜子牙，实是落魄与迷茫的结合体，是一个被封印了神力、陷入自我怀疑的形象。这个形象到了电影末尾则转而变成了一个衣衫褴褛、满头白发坚定的先知形象。前后形象的蜕变是电影一贯的“欲扬先抑”的的手法，但似乎也在暗示导演借此完成了一次主题的升华。
一、斩天梯
斩天梯的情节实际上是在电影的末尾，也是此电影的高光时刻。但此情节实是关乎到该电影的空间建构，也关乎本文的思想背景。因此，特放在本文第一节进行讨论。
昆仑有天梯，连接人间与天界，有神话背景的支撑。但如果只停留在神话背景之上，无疑稍显浅薄。事实上，在这样的神话背景之后，有着很深的文化涵义。王柯在《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一书中指出，远古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实是天地人共处于同一个场域之中的。他说：“所谓天、地、人三皇及其时代，不过是远古时代中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一种概括和想像而已。但是这种概括想像，却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人的一种最原始的、素朴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空间与时间相通，人间与天、地相联。人类世界，不是人类独自的家园，而是人类与天、地共存的空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天、地共同度过的空间；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规律，也处处体现了天地的意志”[1]，这被王柯称为天下思想的基础。此可见“天梯”存在的学理根据。王柯还论及，天下的概念与“四海之内”的概念又等同，而电影中姜子牙因为犯错被贬之地是北海，恰与“四海”相符，更进一步证实电影《姜子牙》的空间建构，采用的是传统的空间观。而在这种空间观背后，实是蕴含着深刻的中国传统思想因素。
电影《姜子牙》的故事发生在封神之战后，可以确定是周朝。然周朝与殷商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提出“以德配天”的概念。这是因为周朝先祖起于西岐，非殷商正统，取缔殷商，必有相应的天命论根据。这即是“以德配天”思想提出的背景。或有人说，此时周公以后事，与姜子牙无涉。其实不然，即便在殷商时期，天也有一定的“德”的色彩。如《尚书·商书·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2]，这即是在强调商统治的合法性实是源于“上帝”，并且这里的“上帝”绝不仅仅是“以万物为刍狗”那样的无情天道，而是能明辨善罪，有道德倾向的“人格天”。因此，天的意义自古就不能理解为冰冷无情的与我无涉之物，相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天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概念就与电影设置的以元始天尊所代表的天道形象产生了出入。事实上，电影中元始天尊的形象也并非“绝对无情”，元始天尊的初心在于以众生的整体利益为主，其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理性的计算，或可称为集体利益者。惜哉！此形象在电影中有潜在的塑造，却并没有被凸显，乃至于使得姜子牙的反抗因没了正确的对象，而只变成了单方面的呐喊。完全没有呈现出此主题本该有的伦理张力。
姜子牙斩天梯的形象在中国的历史上亦有范本，类似名曰“绝地天通”。《尚书·吕刑》有言：“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3]。绝地天通背景是在上古时代，彼时家为巫史，每家都可以通过仪式来联系自己逝去的祖宗神，这即是天地相通。因天与人处在同一场域，人的几乎任何行为都要质之祖宗神。但在后来，统治者通过改革，把沟通祖宗神的权利收归于自身，只有统治者才能联系祖宗神，于是就断绝了普通人沟通天地的可能性，这就是“绝地天通”。姜子牙愤而斩断天梯，表面上正是断绝了以元始天尊为代表的天道对世间的干涉。这正与历史上的“绝地天通”类似。历史上的绝地天通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而姜子牙的目的是为了他呐喊出的那句口号：“愿世间，再无流离失所；愿众生，再无谎言愚弄；愿天下，再无不公”。以此来看，天道反而成了使世间流离失所、以谎言愚弄众生、使天下不公的罪魁祸首。导演这里通过“偷换概念”，把历史上那个能够辨别善恶的天转换成了束缚众生的枷锁。这不仅不符合文化意义上的天，亦不符合原来电影的设定。元始天尊的形象并不单单是“枷锁”，事实上，他其实只是集体利益的维护者，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才牺牲了小部分人。
导演太过于执着于姜子牙的高光时刻，以至于“得形忘意”。为了把姜子牙斩天梯打造成解放众生的形象，不仅不顾及电影自身的逻辑，乃至于情节冲突的解决也错付了。相较于把矛盾点放在“一”、“万”的张力之间，这种处理不免有得小遗大之憾。因此，当看到姜子牙从迷惘、困惑的中年人一跃成了满头白发、为众生自由而奋斗的坚定开拓者时。笔者在感到尴尬的同时，又对此处的衔接感到莫名其妙。
二、斩善
前文提及，姜子牙起初是自我怀疑的形象，其原因源于其师元始天尊令其斩九尾狐的元神，而在斩的过程中，姜子牙发现，九尾狐的元神之内另藏有一个元神。正因为这一发现，使得姜子牙产生了犹豫，九尾狐得以逃脱。也因此，姜子牙被元始天尊封印神力，贬至北海，不得出界。是时，包括元始天尊在内的诸神告诉姜子牙，他当时所看到的元神乃是九尾狐制造的幻觉。而姜子牙却坚信他看到的元神是真实的，于是他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之中。元始天尊令姜子牙潜心悔过，悟己之非，如此才能重返天界。
从元始天尊对姜子牙的惩罚来看，其用意确也不是因为他犹豫之下放走了九尾狐，不然也不会只让他悔过，悟己之非。一旦悔悟又即刻可重为众神之长。这也暗示此处导演想要处理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故事情节，而是指向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姜子牙的悔悟。据后来的情节，姜子牙证实他看到的元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元始天尊之所以在当时不置一语，是因为其用意在于让姜子牙既诛九尾，又斩无辜，既斩恶念，也要斩掉善念。以此来证天道。
时人多将此处姜子牙斩无辜元神的问题视为西方伦理学中的火车难题。该难题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一辆火车面临两条铁轨，一条铁轨上人多，一条铁轨上人少，且这些人因为某些原因，不能避开即将驶来的火车。而此时火车变道的主导权取决于你，问你怎么选择。毫无疑问，这在西方伦理学中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事实上，在我看来，把此处的矛盾理解为“火车难题”实是有些一厢情愿，且只流于表面。从电影的整体来看，元始天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道的正常运行。姜子牙之所以被贬黜，实是因为他的一念之仁有碍于天道的运行，这才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元始天尊想让姜子牙悔悟的是：维护天道是不能有善恶之念的。而姜子牙的纠结之处在于是否应该为了天道而放弃一念之仁，从而毫无愧疚地斩掉无辜元神。因此，姜子牙面临的不是所谓的“火车难题”，而是天道与善恶的关系问题，究其源实是一个心性论的问题。这里的断言并非毫无根据，当导演将无辜元神借元始天尊之口称之为“善”时，就已经将此情节设置为一个心性问题，问题的诸项是天（性）、善、恶。并且在情节的处理方式上导演亦沿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善恶一念，不仅是一念，亦体现于物上，体现于行动中。人物一体，知行为一。熟悉中国传统思想的人会感觉到此场景无比的亲切。
儒家核心经典《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4]。这意味着，天道并非外在的与人无关的东西，而是人本身即承载着天命。人之性，即天命。天道的流行无所不在，《论语》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即是此意。但是，《中庸》所提及的天命并非“无情”的，而是人世间道德秩序的基础，与导演偷换概念后的天道概念相差天壤。导演此处的天道类似于道家所论的道。道家论道，不讲道德属性，而是视道为“以万物为刍狗”的无情天道。电影中把善恶的纠葛设置在姜子牙身上，似是暗示道德的根源在人自身。这就把冲突放在了天人之间，转而成了“人大于天”的思想。此可见《姜子牙》理论背景的混乱之处。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之中，天命落实到人身，即人之性。而此性究竟是善是恶，却也一直为诸家所质疑。比如先秦孟子与告子就曾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孟子言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荀子言性恶，却不被后世儒者所取。从电影中姜子牙的形象来看，坚持善的姜子牙似乎更近于孟子论性。而孟子就认为“人的道德能力乃天之所与我者”，并且他还用“心性来说明道德的根源和人的道德能力”[6]。也就是说，姜子牙实是不脱儒家核心话题的讨论范畴。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姜子牙的道德纠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调。
三、伦理陷阱
事实上，若就儒家，尤其是后世宋明理学的思想来看，姜子牙对天的“摒弃”实是陷入了另一个道德陷阱。
天的概念，经过了先秦的培植成熟，再经过汉唐的经学化阐释，到了宋代，演变成了天理，即被近世人所唾弃的“存天理”中的天理。此天理经二程的“体贴”，到了朱子那里，实是成了道德理则的根据。朱子将其视为万物“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万事万物皆有天理，此天理不因事物的存在、消亡而湮没，朱子有言：“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还在这里”[7]，即是此意。这样一来，天理在朱子那里好像就成了外在的客观规律，因为天理并不因万事万物的生死存亡而有所变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按朱子的理解，天理既包括历史上留下的传统，又包括社会的秩序。这些传统、秩序需要人通过修身的工夫去理解，理解之后人要遵守，不可逾越。某种意义上，朱子学者正是电影中元始天尊的形象。前文有分析，在电影的原初设置上，元始天尊并非只是无情天道的代表，而是一个充满大局观的人，是以理性为主，通过理性衡量得失的人。正因为出于集体利益的考量，这种人的极端容易造成忽略他人的真实诉求，为了原则甚至能牺牲他人乃至自身的利益。
阳明学是借批判朱子学兴起的一种学问。阳明学讲究心即理，这一点不同于朱子。在阳明看来，发自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即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即是天理。外在的那些规矩与我的行为相合还好，不合则我之所作所为，才是天理，与我的行为不合的规则是应该被摒弃的。很明显，阳明学借批判朱子学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一个极度自我的极端。阳明对朱子学的一个最为重大的改造，是将束缚人的一切外在规则砸碎，把人的行为标准收摄于己身。若说朱子学者遇到“不平”，会多方考虑，才可能选择拔刀相助；阳明学者路见不平，绝对会立即拔刀相助。此即所谓良知的当下见在。这从后来有一个阳明学者即使甘貌大不讳进行贿赂，也一定要替人伸冤的事例中就可见。这就为姜子牙一定要救无辜元神的行为找到了理论根据，事情至眼前，绝不会去考虑其他，而是听从本心，做出当下最本真的选择。不仅如此，后来姜子牙陪同小九跋山涉水去幽都山，乃至即便牺牲四不相也要送小九进入轮回，以便使其解脱，这些都是阳明学者才有可能做出的行为，也是阳明学最吸引人之处。尤其是姜子牙斩断天梯，与阳明破除外在的规则使人“自作主宰”，两者在道德上的意义更是如出一辙。
卢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不知当年的卢梭，看到电影《姜子牙》后会作何感想。事实上，按阳明学后来的发展所造成的理论困境反观《姜子牙》，不难发现，作为解放众生、自由先驱者的姜子牙，虽然斩碎了元始天尊对众生命运的“掌控”，但却又陷入了另一道德陷阱。
阳明学发展到后来所产生的一切弊病，其原因都可以归咎为良知缺乏“监察”。在阳明那里，人的行为按照良知的指示来实现，而良知由于不受外在规则的限制，只受自身的监察，这就使得良知有时会把一己私欲作为指令而付诸行动。这样就会产生你觉得是对，但别人觉得是错的结果。而且，决定最终对错的方法难免会不择手段。更极端处，人就有可能回到了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的原始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名相张居正虽出身心学，但做了首辅之后，却又极力抑制心学的传播。他正是出于心学极易引起社会动荡的考虑。反观姜子牙亦是如此。当他一时斩碎一时爽的斩断了天梯，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是众生的自由，但此自由极易流于无限制，从而使得众生并不会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平等、公正”云云，新一轮的纷争必定再次出现，姜子牙的呐喊也终只是一句空谈。世间想要稳定，必定需要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一如后来的理学家必定要以某种方式重新迎回朱子那里的“天理”一般，如此阳明学的弊病才能得以克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朱子学重新取代阳明学，而是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可以说，姜子牙虽然斩断了元始天尊在这个世间的触手，无比讽刺的将是，世间需要新的“元始天尊”。此不可谓不是一个道德的陷阱。也是电影处理的不尽人意之处。
结语
如此分析，意并不在于否定姜子牙作为先行者的功绩，姜子牙斩断“枷锁”，还世间以自由，功莫大焉。当然也不是为元始天尊洗白。正如以上所言，这涉及一个深层次的政教问题。其解决之道绝不是顺着卢梭或者霍布斯的思路借社会契约建立稳定的社会。此等行径不免视中国思想家们的几千年的思考成果如无物，乃至于卑观地认为中国的思想落后于西方，这是一种自五四以来至现在都存在的“远东”心理。
事实上，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后来的思想家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补救。后来的刘宗周和黄宗羲就极好地解决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弊端。然与本文无关，故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