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这种讲故事的历史书。这本书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彼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因而没有太过用心梳理。我也只是摘录了部分我感兴趣，有些许感触的文字，偶尔拿出来再读读就好。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这本书讲了下面几个故事，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
1、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
2、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3、谁动了我的祖庙 杨干院律政风云
4、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5、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6、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
一、借助大势，更容易做成事情
1、徽州丝绢案
或许这是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2、杨干院祖庙风云
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按部就班地来操作。对嘉靖皇帝来说，这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明年的开禁祭祖宣传造势。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哪。
二、大明官场的状态
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中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在驳费链条里，几乎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有所获利。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三、在大明做官的智慧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
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
朱元璋曾经发狠，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算是一力破十会，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制度。
四、摸清上峰的想法，才能当好老百姓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
五、不要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思考可以达到目的的多种方式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
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其它偶得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但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
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这件没有酬劳的业余工作持续了两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终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为《后湖志》，一共十卷。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序言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19世纪一位法国小说家说过，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