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的认知能力无穷无尽，但有一系列的思维习惯却会限制和背叛我们。这些认知偏见经常会左右我们，除非我们约束住它们，逼迫它们乖乖“就范”。
晕轮效应所谓“晕轮效应”（halo effect），是指我们通常会先认识到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方面的特征，然后就把这些特征和这个人的其他一切都联系起来。
比如说，有个名人天生有副好嗓子，并且特别乐善好施。然后，我们在听到她因为染上毒瘾而要到戒毒所接受强制治疗时，就会感到特别震惊。我们过高估计了这个名人的善良品行。因为“晕轮效应”的存在，我们想象这个名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很高尚，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包括在内。
与之相对，如果有人做了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讨厌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这人方方面面都让人讨厌，他的论证会被我们自动屏蔽掉。哪怕这人要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还没听到，对这人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就已仓促做出了判断，然后基于这样的“快思考”，我们就开始对他的观点做出回应。
信念固着
我们已经拥有无数的社会经历，这些经历已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各种梦想，引导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文化传统，促使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一句话，我们总是带着各种观点“上路”。
这种在个人信念上坚持不改或绝不言弃的倾向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巨大障碍。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心存偏见，不愿更改，只偏爱自己当前的观点和结论。
这种对个人信念的过分忠诚正是“确认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确认性偏见”，就是指我们总是倾向于只把那些可以确认我们既有信念的证据当成可靠证据。这样一来，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就会导致弱势批判思维。
要抵制信念固着的倾向，只要我们记住，强势批判思维需要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判断都是临时性的，或者与情境相关。我们决不可因坚信某件事而导致故步自封，不愿去寻找更好的答案。
可得性启发
与“系统1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懒惰，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习惯于依赖自己已有的信息，而不是依赖做出更好的决定所必需的那些信息。获取和处理额外的信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所谓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heuristic），指的是我们反复使用的心理捷径，即只根据我们手边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来形成结论。
对人的生命威胁最大的是什么，是疟疾还是暴力？你脑海里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新闻里见到的有关这两个致命现象的报道数量，再考虑一下专门控制疟疾和控制暴力行为增长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加上随时爆发的各类战争，那么，到现在为止，你也许能猜出哪一个是更加致命的敌人了？确实如此，正是疟疾。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要远远高于死于身体暴力的人数，大概要高出33个百分点。
这种可得性启发和另一个有害的思维习惯紧密相连，那就是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作为我们思维基础的最容易得到的信息，往往是我们最新看到的那部分信息。例如，尽管乘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但在出现一场空难以后，常常有很多乘客几个月都不敢乘飞机出行。
答非所问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善于思考和判断的人，就要竭力避免一个不好的思维习惯，即大家彼此之间不能有效沟通。经常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往往怎么容易就怎么回答，也不管回答得对不对。也许我们根本就是答非所问。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问：“迈克尔·乔丹在他的运动生涯里是不是一名最佳篮球运动员？”你对下面的这个回答怎么看：“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乔丹自己说他在个人职业生涯里输掉超过300场职业篮球赛。”有没有人问过迈克尔·乔丹输掉过多少场篮球赛？如果乔丹输掉过300场球赛，我们倒想知道另一个“最佳篮球运动员”的候选人一共输掉过多少场比赛。
对于一个批判性思考者来说，关键在于只要有人给出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这种行为马上就会将大家的注意力从开始讨论的问题上引开。然后，它开始引出另一场全新的讨论。不管怎样，“慢思考”都很困难，如果有人不让我们专注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提出有效的批判性问题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