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风流半世僧: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曲送别，掀起多少逆旅之人的愁绪。也不觉令人想起那个书写了一生传奇的人——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李叔同出生在光绪年间的天津官宦世家，自幼养尊处优，饱读诗书，风流倜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与柳亚子、夏丏尊、吴昌硕、丰子恺等名流交游，亦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

见惯了这般的荣华富贵，情意缱绻，终然在那晨钟暮鼓之间慨叹着“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继而依然抛却俗事情怀，身披缁衣，手托钵盂，落发为僧。青灯古佛前，是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参悟禅思。

他风流半世剃度为僧，潜心研究并弘扬已断绝700余年的律宗。无论是对爱人，对友人，对自己，李叔同都充满了决绝；无论对前尘，还是对现在，他的姿态向来凌厉至极。

以下文字为李叔同回忆自己

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

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是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

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 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二十岁了。

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十三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

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

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附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

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

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

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

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