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藩与他的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相机
为纪念香港摄影师何藩(1931年—2016年)辞世一周年,香港苏富比在6月为其举办了一场《何藩 : 镜头细诉香港光影》小型展览,展示了何藩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30多幅手洗摄影原作以及跟随他半个世纪的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相机。
《何藩 : 镜头细诉香港光影》小型展览上展出的相机
香港时期的街头摄影掺杂着艺术家的乡愁
相比电影人的身份,何藩早在30岁时已是蜚声国际的摄影家,1959年便已出版了《街头摄影丛谈》。透过摄影诗人何藩的每一张作品,能看出作者眼中所见的人生世界。追忆起这位电影与艺术界的前辈时,导演吴宇森说:“何藩的作品可说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叫人不免看一下自身及现今这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好像缺失了些甚么……那只好从他的照片中把失落的记忆追回来。”
《上海近岸》1940年代
在一幅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照片《上海近岸》中,一位渔人躬身划着小舟嵌进外滩的晨光里。离乱时代中,摄影师没有拍摄破碎的十里洋场,转而以淡淡的忧郁气质留住了人们渴望的安宁。
画面的记录者,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何藩。早年已显示出诗人气质的他,后来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电影导演及演员。2016年6月19日,何藩病逝于美国加州,享年84岁。回顾过往,唯有摄影师的角色伴随他一生并为其终身所爱。
半个世纪前,何藩就吸引了吴宇森的注意。“那时他在一部颇受欢迎的西游记电影里演唐僧,形象清新得反像个笑容可亲的弥勒佛。殊不知这才是他的真性情,真切的笑容来自谦虚的态度,跟大家握手总是用双手紧握着对方的手,透过厚实的掌心让人感受到他的真切和热心,这是他的‘平凡’;在他的笑容的背后潜藏着内敛的艺术气质,后来得知他演戏以外还是位早已发表过不少杰出作品的知名摄影家,另外又比我们更先一步地拍了两三部倍受激赏的实验短片,但仍谦恭如一,跟着我们在一起痴迷,一起谈电影;那时候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令我们对有文化素养或爱艺术的电影人都心存敬重,这是他的‘不凡’。”吴宇森回忆。
1931年,何藩出生在上海,是富裕商家的独子。1941年,因为战争的缘故,到澳门洽商的父母滞留当地,十岁的何藩便在家佣的照顾下成长。为了逃避恐惧排遣寂寞,何藩常流连于南京路尽头的电影院,同时以父亲留下来的一台柯达Brownie小相机记录身边的景物。摄影不仅给何藩带去慰藉与快乐,他也凭《上海近岸》的获奖初露头角。另一幅捕捉雨天家中窗外城市景象的《上海雨天》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极为珍贵的上海时期的摄影。少年何藩在动荡状态中的“无聊”不经意间成为了艺术创造力的源泉,可以说,这一时期便是他摄影的起点。此时摄影中的人文关怀与诗意气质,掺杂着艺术家的乡愁,在何藩香港时期的街头摄影中得到了延续,成为今天我们纪念这位摄影诗人时烙在他影像中最富个人化的印记。
刚刚在香港苏富比空间落下帷幕的《何藩:镜头细诉香港光影》中,摄影家的镜头从黄浦江畔移到香江两岸,捕捉的依旧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香港仔的黄昏》《后巷》《一帆》……镜头中,何藩运用光线与阴影交叠的效果合奏出温暖的歌谣。1949年何藩迁居香港后的全部作品,都是以一台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古董相机拍摄的。
《香港仔的黄昏》 银盐照片 49 x 39cm 1958年
《后巷》 1955年
《一帆》银盐照片 48.2 x 18.5cm 1957年
1945年,战争结束,一度停滞的香港摄影活动逐渐恢复,何藩在那时加入了几个协会和摄影俱乐部,学习摄影技术、研究美学和历史知识,并结识了一批香港著名摄影师。很快,何藩的摄影才能就为他赢得了约200个奖项和冠军头衔,并频频撰写杂志文章,进行公开演说。1956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British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的成员,两年后被美国摄影协会评为全球最佳摄影师。
1950至1960年代,是何藩摄影事业的黄金年代。1959年,他出版了名为《街头摄影丛谈》的文集。在这本书的开头,何藩阐述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各有特色和有点,又言摄影与其他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即时性与真实感。“没有一种艺术媒介能像摄影那样表现得十足肖妙自然,精确逼真,一成不变……惟有真人实事…才具有无比的表现力、感动力和说服力。”
《父爱》银盐照片 41.8 x 31cm 1968年
何藩提出两类摄影——“写实”与“非写实”。前者以直接坦率的手法(如纪实风格)记录现实,而后者则着意呈现另一种真实,更像反映个人内在的灵魂精神。在艺术经理人Sarah Greene看来,何藩的作品力求创作出“非写实”的表现风格,“一幅街景不但展示镜头前的景象,更要显露镜头后摄影师的真情实意。”作品《父爱》是展览作品之一,父亲并不宽阔的肩膀上有一个小女孩,一束逆光照着女孩蓬松的毛发,还能看出一场阵雨留在破旧伞脚边的痕迹。父亲,无论怎样的父亲都是给孩子遮风挡雨的伞,这个场景,对于曾因战争被迫与父母分离的何藩来说,该是引起了心中的涟漪和温柔。通过这幅作品也能看出何藩的艺术主张——“每一张作品都是一个小窗子,透过它来看出作者眼中所见的人生世界。”何藩本人曾这样评论这件作品:“现实生活正如一道滔滔不绝之洪流…(摄影家)在变易无常的现实人生中抽取永恒的影像。”
曾有人问何藩为何选择街头摄影,得到的答案却出人意料。何藩说:“实际上,是街头摄影选择了我。”
“我从小就是电影迷,我热衷讲故事。来到香港后,我想以某种方式说故事。我进了当时堪称最好的学校圣保罗书院,想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写作突出,导师给我起了个昵称‘了不起的学者’。当别的学生还得待在学校时我已经可以出去工作了。
“我喜欢各类写作,特别是小说。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不能继续学习了。因为偏头痛的不愈我无法阅读,医生也无计可施。我发现唯一能缓解头疼的办法就是上街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为了不那么无聊,我就拍点照片打发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拿到第一名,由此得到鼓励。于是,我开始用摄影的方式讲故事。”
何藩女儿何诗敏(Claudia Ho)说:“我们发现,每当父亲谈到摄影时,眼睛里就闪烁光芒。摄影是他的初恋也是真爱,他从未想过要成为商业摄影师,他想要的是自由地表达自己。”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摄影师一个有备而来的独行者,他们在都市游走,穿梭于城市中天堂与地狱的极端景观,怀着欣赏与同情之心,在城市漫游人眼中,世界永远‘风景如画’。”摄影学者冯汉纪认为,何藩正如一个漫游人,用他的相机关注着这个城市的民生点滴,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何藩成功演绎了作家、摄影师、演员、电影制作人各个角色;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敏锐的眼光和一颗和煦的心。
邵氏兄弟宣传照上的青年何藩
转任导演,不如摄影师那样自由了
1961年,怀有电影梦想并以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为偶像的何藩加入邵氏影业,起初担任场记并出演过一些配角。1965年,他在《西游记》中扮演唐僧,颇受好评。1966年,何藩开始创作实验电影,作品先后入选不少国际电影节。
何藩曾以玩笑的口气说:“我有名。但没有钱。”不过,在那个年代,何藩凭借他在写作、表演、摄影以及初为电影导演所积累的声名,很快被香港本地电影商选中。“在电影业,如果不赢得票房就算不上成功。因为得过奖,他们就让我在香港拍商业电影,但是在1970和80年代,假如不加入色情和暴力元素,就不会成功。”何藩说。1969年,何藩离开邵氏,1972年转任导演,执导过《浮世风情绘》《浴焰浓情》等一系列唯美派艳情片及文艺片。
“拍电影不像摄影师那样有充分的自由,他不得不拍摄了一些香港当时‘主流’的商业电影,题材比较庸俗,艺术性不高。但由于他的才华,使他能与制片人协商,从而为自己的艺术电影获得一小笔经费。这些艺术电影并不卖座,但正是它们,以及‘总有一天会拍摄自己的电影’这一希望,支撑着他经受住电影拍摄中遇到的挫折。”Sarah Greene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1990年由何藩导演的《三度诱惑》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的三级片。批评家们认为何藩许多电影的标准相对较高,他也常常被邀请担任知名电影节的评委。
1979年,何藩的妻子和子女前往美国定居。1996年,退休后的何藩也搬到了加州圣荷塞。回忆当时,何诗敏说,何藩对自己的事业越发不满,追求艺术的失败以及住在美国郊区所带来的疏离与不安,令他越来越沮丧。
“他没有运动的习惯,总是感到很乏味。他惟一的兴趣就是工作,这导致他的健康状况也变糟了。于是,我们建议他重拾相机。”何诗敏说。
但是,何藩从没想过添置一台数码相机,何诗敏甚至说“他瞧不上它们”,他也对旧金山港湾区整齐的街道和高速公路毫无兴趣。何藩将自己拍摄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大量底片整理了一番,并将这些此前从未公开的照片拿给了当地的画廊。
2000年,何藩的第一场关于1960年代香港的摄影作品个展在美国加州举行。巨大的成功使何藩“重获了信心与快乐”,何诗敏说,“他找回了最初所爱,他的所言所行看起来都发生了变化。”
何藩说自己对光线、阴影、线条和形式有一种直觉,此外,第二重要的是主观视角,通过这个要素创造出同理心。
《日暮途远》银盐 照片 48.5 x 38cm 1955年
“手持照相机的诗人”
《日暮途远》是何藩最著名的摄影作品。海浪从照片边缘涌入,不断拍打岸边。一名男子独自骑着三轮车,场面洋溢一片孤寂,而此时夕阳徐徐下落,四周庄严肃穆。他曾坦言:“假如我只凭一张作品留名,我希望是这张。”
“这件作品拍摄于香港岛西区。当时我在学习中文,有一首诗歌给我极大的印象。我要找到一个地方,他能给我和诗中相同的感觉。那份心情、气氛和主要元素——所有这些都要表达出诗歌中的情感。当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我去了好几天。三轮车、步行回家的人、海浪拍打堤岸后残余的静默、光线压得很低……对我来说,那个决定性瞬间就是如此令人震惊。时至今日,半个世纪前拍摄时的情境仍浮现眼前。”何藩毫不掩饰对作品的深情。
何藩是擅长运用主观视角和人道关怀的,并且从象征主义和抽象摄影的传统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他认为象征主义的概念与自己对非写实摄影的追求不谋而合。无论是《日暮途远》,还是《返港》《送豆腐》《午后闲谈》,通过这些摄影本身以及标题的命名,都能感受到何藩摄影中强烈的叙事性。
《暮归》银盐照片 1960年
《午后闲谈》银盐 照片 35.7 x 49.4cm 1959年
《喜相逢》银盐照片 39.2 x 47.7cm, 1963年
“他尤其关注人生的悲剧性色彩。他将自己的眼与心所感受到的东西,与诗形成回响,并以照片的形式传达出来。从这一点来说,他打开了街头摄影的新方向,一个诗性的、抒情的维度。此外,香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而这恰恰又是何藩摄影的主要场景所在。这一场景的特殊性也赋予了何藩街头摄影的特殊性。”Sarah Greene说。
何藩是念旧之人,坚持胶片摄影。“我爱听快门的声音。对我来说它像音乐。我也爱暗房。”何藩也运用新技术,photoshop和Lightroom一类的软件可以增强照片效果。“我更喜欢暗房,但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我已经不再去了。”2013年他告诉采访者。
何藩也是有趣之人,熟悉他的人知道,无论在开会、讨论剧本或者谈电影时,一进房间,何藩就脱掉鞋子,赤着脚走来走去。吴宇森开玩笑地说:“有听说过赤足天使、赤脚医生,我们也有一位‘赤脚艺术家’。”
Sarah Greene说自己从未遇到过像何藩这么慷慨、谦虚、睿智的艺术家,直到2016年逝世前,何藩依然思维敏锐并常常与自己分享对摄影的认识。“何藩试图通过香港街景摄影表达更重要的真善美,但这并不掩盖他对摄影技术的深厚兴趣。他作品构图极为严谨,足以证明他对传统构图远离的了如指掌。他采用二次构图来塑造作品中的巧妙构图。即拍摄为‘一次构图’,剪裁为‘第二次构图’。”Sarah Greene说。在何藩看来,“剪裁”的重要性不亚于构图。因为,“构图是拍摄时将物体各个部分互相联结、比较、组织与安排。剪裁则是对既定照片的结构幅度再来一次‘加工’:把繁复错杂的画面删改、把多余累赘的景物扬弃;使画面更整洁统一,主题更鲜明突出”。他甚至将剪裁视为个人艺术表现的重要技法。声称“‘剪裁法’遂形成一个摄影师作风的标志,从而反映出他对构图的修养,对‘色’‘线’‘形’的了解…可见剪裁确包含了‘再构图’与‘再创造’之意义”。
《铜锣湾初晓》银 盐照片28.2 x 36.4cm 1948年
的确,那台陪伴何藩半个多世纪的Rolleiflex f3.5双镜反光古董相机、1959年出版的《街头摄影丛谈》以及收录了约上百张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胶片摄影的新书《念香港人的旧》(Portrait of Hong Kong),都成为香港历史变迁和岁月之歌的见证。在维多利亚港湾盛放璀璨焰火的夜空中,曾经闪耀过一颗虔诚的艺术之星。
2014年,何藩在香港中环。 图片来源 SCMP
当这颗昔日的艺术巨星2014年重返香港时,一面是被影迷热情追逐而显得有些不适,一面又对往日产生了怀念。“半个世纪前我就在拍摄中环的街景了。1950年和60年代,有很多后巷、窄路和露天市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如何找到我的街巷了。到处是摩天大楼把一切都改变了,我都认不出了。”不过,何藩笑了笑说:“无论我喜欢与否,改变是永恒的真理,你无法与之抗衡。”
何藩常被描述为手执照相机的诗人。他淡泊、谦和、优雅且迷人。从黄浦江畔的少年,到香港岛西区的壮年,再到暮年返港的老年,他“花了大半个人生在等待那一刻珍贵的晨曦或黄昏,在孤静的一角,在如坐禅的心境、在如顿悟的刹那间按下快门,来捕捉那一刻眼中的和谐、一刻温馨和善良的美。”
导演吴宇森说,以前曾经在何藩的摄影展或杂志上看过几幅他的黑白照片,在脑海中五十多年停留不去,至今想来还是一样令人感动。
为了纪念故友逝世一周年,吴宇森特意写下了《感念一位师兄》的回忆文。文章结尾处,他写道:
“以往的人是很怀旧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恻隐之心大部分都有,在患难时刻,在社会上下都弥浸着一种重情重义的氛围;在文化沙漠年轻人追求文学,各个行业在杂乱无章中寻求改变、创新。就觉得,何藩兄的作品可说是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叫人不免看一下自身及现今这高科技的世界,我们好像缺失了些甚么……那只好从他的照片中把失落的记忆追回来。”
“何藩兄的摄影,是先有黑白然后有彩色,然而有时候彩色中也有黑白……同样的光与影、同样的赤子之心与关怀,和谐与美……主题不变,一如他不变的为人风范。现今何藩兄彩色的人生已变回黑白,人去留影,不带走一片云,却是潇洒地留下绚烂的剪影……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重见人类间的温馨、善良、美丽和单纯;而在瞬间我会在照片中隐隐然看见他那赤脚的背影,他在笑,我也在笑……”
《劫后余生》银盐照 片 45.3 x 17.4 cm 1956年作
《人生如戏》 银 盐照片 33 x 46.5cm 1957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