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教练会谈（coaching conversation）的质量？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要从教练的角色定位谈起。教练是支持他人发起改变（facilitating change）的人。一个人的改变过程，实际上是“知“与”行”的循环过程，教练的工作就是推动这个循环。所以教练会谈的产出，要么是创造觉知（creating awareness），要么是设计行动（design actions）。
理论上两者兼得是最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教练会谈中，两者兼得的情况却不多见。一是跟被教练者在老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里陷得有多深有关，二是会谈本身有时间限制。于是就会出现两种偏好，有些教练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创造觉知上，有些教练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设计行动上。
不同偏好的背后，反映了教练们看待知行循环的方式也不同，一个看作“知行知”，一个看作“行知行”。
这颇有点儿象禅宗的南顿北渐。
慧能大师开创的南宗注重顿悟，强调悟后起修，更象是“知行知”的逻辑。
神秀大师开创的北宗注重渐修，认为顿悟是渐修的结果，更象是“行知行”的逻辑。
我们都知道两位大师各作了一首偈子，神秀大师的偈子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大师的偈子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看了神秀的偈子说，“未见本性”，但是吩咐门人照此修习，说，“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看了慧能的偈子说，“亦未见性”，并且把偈子擦掉了。
后来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慧能，禅宗就此分成了两派。
我们后人读了这段公案，认为慧能比神秀高明。可是有个问题，既然慧能的偈子高明，为什么五祖反而要擦掉，单留神秀的偈子供人诵读修习呢？出家人不是不打诳语吗？
因为弘忍禅师的教法是因材施教。绝大部分门人慧根不具，不足以参透慧能的偈子。而这首偈子文字上又十分浅显，容易让人产生恍然大悟的幻觉，觉得这个高大上，从而放松了修习，反堕了恶道。弘忍法师也是慈悲为怀，干脆擦掉了事。
其实神秀禅师为代表的北宗禅学，忠实地继承了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弘忍禅师亲口说过， “东山之法，尽在秀矣”。
顿渐之争是禅宗后学挑起的，在两位大师这里顿渐没有矛盾。神秀的弟子轻视慧能不识字，神秀大师说，“他得无师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又说，我自己都恨不得前往求教，只是身不由己（神秀被武则天奉为国师），你们又没有这样的羁绊，还不赶紧去。
慧能大师也对弟子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我的法子只能接引上上根性人，神秀的法子普度众生。
这就好比一个开快班，一个开慢班。我们常会小看慢班的老师，其实能开慢班的老师也很牛逼的好不好，明明一眼就看穿了你的问题，但不能说破，说破了你就爆了。放个梯子让你一步一步爬，露个消息让你一点一点儿去寻摸，这也是大智慧。
六祖以后那么多年为啥没再出个六祖，很简单，有资质上快班的学生没有了，上天不会派一个快班老师来，真派来了也被你们关到精神病院了。
说回到教练，我们自己学习教练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被灌输要重视“顿悟”的观念，这也很正常，因为课堂教学主要是训练技能，“创造觉知”比起“设计行动”更难掌握一些。而且课堂上的训练都是建立在单次的、孤立的教练会谈上，而行动是在两次教练会谈之间发生的，行动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些在课堂上没法训练。
这样的课堂训练会有个副作用，就是我们太渴望看到被教练者的“顿悟”了。甚至把“顿悟”的出现看成是衡量教练会谈的质量，乃至教练者水平的最重要标准。教练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容易用力过猛，同时也挤占了本应属于设计行动的时间。
也许你会认为，悟到了行动就容易了，这恐怕有点儿想当然了。行动从来不容易，以六祖的资质，千古一人，悟道后还隐姓埋名修了16年才敢出来传法。换个行为方式，说起来容易，外人看起来也容易，只有真正做起来才能知道卡在哪儿了。
也许你还会想，如果不悟到今是昨非，来访者也不会采取行动啊。采取行动的前提不需要真的想清楚了，只要起了疑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把行动定义为实验，重点在于看看这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效果，行动会带来思考，思考会促进行动，这样“行知行”循环就转起来了。
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年曾经用过一个名字叫“陶知行”，43岁时改名为“陶行知”，说明陶先生的思想经历过一次转变。做了几年的职业教练之后，我感觉教练从课堂走向职业也需要经历这样的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