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de的故事
10年前我在欧洲认识了TRUDE，写下她的故事。
TRUDE的故事很长，然而，用9千字说完一个82岁老人的故事，又显得很短。认识TRUDE后，我常想，如果能活到80岁，我们自己的故事会被怎样书写？或许，1百个字就够了。这篇采访完成于2006年，如果Trude还活着，应该92岁了。
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礼物
—Trude Levi的故事
2006年11月
做为匈牙利犹太人，Trude在二十岁那年被纳粹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其母被送进毒气室，其父随后遇害。1945年，当苏军迫近波兰，Trude和难友被送上德军撤退的“死亡之旅”–举世震惊的Death March。4月23日那天，Trude在“死亡之旅”的路上看到了“此生最美丽的日出”，她也在那一刻身心俱疲而倒下。两个德军准备举枪射死她，其中一个忽然说，“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那一天，是Trude21岁生日，她跨越了死亡。然而，她人生真正的悲剧，刚刚开始……
今天的Trude，82岁，满头银发地坐在自己伦敦北部的家里，平静地诉说着那些与她“不离不弃”的漂泊、绝望、挣扎和生离死别。Trude的晚年，已经注定和反纳粹、反种族主义连在一起，然而，她个人的故事，她对待苦难的态度，早已超越这些使命，一次次征服着普通人的心，改变着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
她说：“尽管命运给予我如此多的悲剧，我仍然是生活的朋友。”
希望Trude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的尊严可以如何在绝境中生长；也让我们懂得，无所谓快乐和悲伤，其实生命的每一天，都是礼物……
认识Trude是在伦敦犹太人文化中心。年逾80的她，身材瘦小，坐在艺术讲座课堂的第一排，认真地记着笔记。后来，在走廊的展览栏里看到她和辛德勒名单主要演员的合影，就对她关注起来。直到有人介绍我们认识，才知道她是二战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个传奇的老太太。
在一个雾气沉沉的秋天的早晨，我如约来到Trude在伦敦北部的家—一幢很朴素的小房子。
Trude说：“能够走过那些苦难活到今天，我已足够幸福。”
下面，是Trude的故事。
死亡之旅
1944年3月19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德军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当时，在一所幼儿园工作的Trude正坐在电车里，看到手持机关枪的德军布满了街道。本来随着德军在二战的节节败退，人们以为纳粹会无暇顾及匈牙利的犹太人。匈牙利本是个反犹太人国家，在二战中支持德国的立场使其免受纳粹的涂炭，因此反而成为很多犹太人的避难所。看到眼前的情景，Trude知道，匈牙利犹太人的梦想破灭了，那年她20岁。
Trude的非犹太人朋友提出要把她藏起来，被她谢绝。她记得上次离家时和父亲吵了一架，此时此刻，她急于回家和父亲和好。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她终于回到了家乡—处于匈牙利-奥地利边界的Szombathely。
“当时已规定犹太人必须佩带黄色的星状标志，并且不得在晚上六点后出门。我下车时已经很晚了，拎着一个大箱子，背着自己的大提琴和一个帆布包，一路上被人不停吐口水，他们骂我是犹太猪，敢这么晚在街上走……”
家里的状况令Trude震惊。父亲已经被抓走，因为他是左翼社会主义者，一直为当局所敌视。49岁的母亲精神已经崩溃。“家里的3000多本书，散落在地上……”
5月7日，Trude和母亲被关入当地的犹太集中区。所有的私人物品、珠宝、钱、存折一律被没收。那些私自把珠宝缝进衣服里的人，一经发现马上被打死。几个星期后，Trude和母亲又被押送到另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她们竟意外地和父亲相遇！
与父亲重逢后的第三班制天，他们一行120人被装上当时运送犹太人的Cattle-truck（运送牲畜的火车），踏上了奥斯威辛之旅。奥斯威辛是当时纳粹设在波兰的最大的集中营。1940年到1945年期间，共有近一百万犹太人、波兰人及战俘死于那里。
“我们背靠背坐在地上，老人、小孩也不例外。五天五夜，只有两个木桶作为120个人的临时‘厕所’。车厢不断震动，桶里的东西都洒了出来，我们只能坐在屎尿上……车里密不透风，有人开始缺氧，有人开始大叫，有老人死在车上，但车门车窗始终没有打开。”
“7月7日早晨，我们到了奥斯威辛。我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她马上被拖走，送进了毒气室。后来我知道，90%的匈牙利犹太人一到就被杀害了。我和父亲也被分开。那是我和他的绝别。我和年轻的女犯们被脱光衣服，全身被剃光，然后他们扔给我一块布，那就是我全部的衣服。我被关在了B营区。”
8月2日，Trude和所有被刚刚抓来的犹太人经历了一次“筛选”。在站立14个小时后，当时的监狱长Hoess开始挥动他的手，有人被选到左面，有人到右面。Trude是在左面！
“当时我们左面的人被送到浴室，我们并不知道喷头里将要出来是水还是毒气，因为他们故意设计成和浴室一样，为的是防止人们搔乱。当我们看到是水出来，我们万幸活了下来，还可以洗澡，还可以喝个够，尽管水都是被严重污染过的。后来我知道，被选到右面的人全部进了毒气室，我父亲也在其中！”
Trude和被选择活下来的人再次被送上Cattle-truck。这次，他们被送到德国中西部的Hessisch-Lichtenau，当时是德国中部第二大军工厂。当军工厂的头看到他们时，对押送的德军说：“我要的是劳力，你怎么送来一堆骷髅！”由此，他们每人得到一碗汤和一片面包。
有两个女犯曾试图逃跑，被抓回后，她们被逼迫自己在地上挖了个坑，然后站到里面，等待被处决。Trude和其他劳工被迫目睹整个过程，然后埋葬她们的尸体。
在军工厂，Trude和其他匈牙利劳工成立了个“破坏组织”。他们往手榴弹和炸弹里搀杂使炸药无法引爆的东西。“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德国人收买了一些犯人作他们的耳目。如果被发现，我们将被拷打，直到供出同伙，然后被打死。但我们坚持下去了，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做的弹药为纳粹服务。”
1945年3月，盟军的节节推进使纳粹不得不关闭许多军工厂。Trude他们于是被转移到东部的Leipzig。“我们所在的兵营本来是驻扎德军的，几天前他们撤离，把我们关了进去。当时的美军轰炸机不知道这个变化，轰炸了这个地区。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这次轰炸中死了。我们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兵营Tekla。转移当天下着雪，我光着脚，身上只有一件无袖的法兰绒衬衫。”
4月7日，他们抵达Tekla。4月12日，Trude和从各个集中营汇聚到这里的犹太人、战犯共15000人左右，开始了跟随德军撤退的“死亡之旅”（Death March）。根据资料，那年的1月苏联军队已经解放了奥斯威辛，但在那里只剩下7000人左右。大部分犹太人和战犯都事先被集中到其它地区，并在欧洲4月寒冷的天气条件下开始“死亡之旅”。共有约60000人被迫加入这次撤退，15000人死在了路上……
“西边是美国军队，东边是苏联军队。我们在Elbe河两側撤退。头上是盟军的飞机，见到穿德军军服的就射击。押送我们的德国人都换上了战俘的衣服。整整十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里奔跑、挣扎，没有吃的。后来，德国人杀了一匹马，我们每人得到一块生的马肉和一把生米。我们的牙都掉光了，根本咬不动。一个个人在我身边倒下去，他们被赶上来的德军开枪射死。活着的人继续往前挪。”
“那天早上，我们从冰冷的地上醒过来，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在经过Elbe河上的一座桥时，我经历了此生最美丽的日出。走到桥的另一边，我倒下了……我对自己说：结束了。”
“我知道他们会过来。两个德军走到我身边，先用枪托戳我，然后要开枪。其中一个忽然说：算了，她反正快死了，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
那一天是1945年4月23日，Trude的21岁生日。
噩梦醒来，又临深渊
那个寒冷的早晨，Trude爬了三公里，找到了一个暖和一些的马厩。一个德国小女孩发现了她，告诉她这里很危险，德国人随时会来，并指路给她，让她去一个相对安全些的谷仓。由于母亲会讲德语，所以Trude听得懂德语，她实际上还可以说法语。
她找到了那个谷仓。还遇到了一对逃亡的母女。那个德国小女孩在晚上为她们送来了面包。
那天半夜，5个苏联战俘闯进谷仓，他们看到Trude和那对母女后，决定把她们带到苏军那里，再送回匈牙利。由于Trude在匈牙利已经没有亲人了，加上集中营的非人道虐待使她基本丧失了记忆力，所以当时她根本不想回到匈牙利去。就这样，第二天早晨，那对母女跟着苏联人走了。又剩下Trude一个人。
后来，Trude在恍惚中听到有人在讲法语。原来是又来了10个法国战俘。
“他们准备逃到29公里外的“美军解放中心（American Liberation Center）”，我想跟他们一起去。但我太虚弱，走不动。我那时体重只有38公斤。他们走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又返回来，他照顾了我十天，直到我可以和他一起走到解放中心。”
这是Trude第一次体验到对异性的感情。
在“美军解放中心”，他们和其他38个法国人一起登上了两节运货卡车，开往法国。美军还给他们颁发了证书，凭借证书可以得到食物和住宿上的照顾。
“当我们到达德法边界的‘法国二战接待中心’时，我知道我和他相爱了。他25岁，做了五年的战俘。他对我说他爱我，要娶我为妻。”
Trude和她的法国男友辗转一个多月，回到了男友在法国南部的家乡Toulon。一路上，他们作为第一批从集中营返乡的战犯，受到了人们很好的款待。Trude自己就得到了满满六箱的捐赠物品，还有一些现金。与此同时，由于在集中营和军工厂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Trude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那种后遗症使我从38公斤迅速膨胀，最后我的体重达到近98公斤。我基本上成了一个臃肿的球。”
由于纳粹在驱逐匈牙利犹太人时非常仓促，七个星期内驱逐了438000人。所以很多匈牙利犹太战犯没有来得及被纳粹纹身（Tattoo）。Trude奇胖的身体使人们很难相信她是从集中营出来的。后来经当地红十字会检查，他们证明了Trude的身份。
男友的家里非常穷困。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个16岁的女孩子。Trude被告之要和那个女孩同床。而男友随即就消失了。
“我在路上得到的所有的物品和钱都被他们拿走。他母亲晚上带着我和那个女孩子去Toulon的港口。她们和那里的水手和各种各样的人跳舞。然后也会不知踪影。连着三个晚上，我被他母亲逼着和那些人跳舞，然后跟他们走。我终于明白，她们是靠这个为生的。我的男友把我带回来，也是要我干这个的！”
Trude愤怒了。她要求再见一面那个男人。他回来了。Trude要他把当时红十字证明她身份的文件还给她。他表面上答应，并把Trude带到一个车站，告诉她在那等着，说取了文件就送她去红十字会找工作。等他回来时，他带来了警察。
“他们以纳粹冒充犹太人战犯的罪名把我投进了监狱。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后来我又被转到马赛的St. Pierre监狱，和真正的纳粹及法西斯分子关在一起……如果说我对生活一直是怀有希望的，那个时候，我想放弃了。我无法相信，那个在战争中蹲了五年监狱的法国人，会照顾我数十天，费劲周折把我带到法国，对我说爱我，最终是要我成为一个妓女，赚钱养活他。当我想摆脱他时，又把我送进监狱。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Trude在监狱里找到一块小玻璃，她割腕了。然而，她很快被发现，她的生命再一次没有结束。
这次自杀经历给她的转机是，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她的记忆部分恢复了。她想起来自己在法国有一个舅舅。
法国在Trude的记忆里一直是梦想所在。虽然她从未曾想过以这样的方式来到她梦中的国度。
“我对7月14日一直有特殊的感情，因为那是巴士底监狱暴动的日子。只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身在法国，而且是在监狱里……”
监狱里有一个女看守，对Trude很好。7月14日那天夜里，她偷偷把Trude从牢房放出来一会，给了她一盘饼干和一个小的法国国旗。让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庆祝一下。
后来，Trude病了，女看守请求带她出去看病。
“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看见两个男人走进来。我立即认出其中一个是我当时在纳粹兵营里认识的法国战俘。后来我们还一起踏上‘死亡之旅’…….我走过去，叫出他的名字，他也立刻认出了我，尽管当时我很胖。”
这个法国人召集了近50个当时的战俘为Trude作证。1945年10月，经历了战后近五个月牢狱之苦的Trude，终于重获自由！
Trude在马赛的Chamoins-les-Bains康复中心度过了难忘的两周。
“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被单是干净的，有很好的食物和美丽的衣服。我的记忆不断恢复，通过别人的帮助，我还找到了自己在巴黎的舅舅。”
就这样，Trude来到了巴黎。
我眼前放着一张Trude那时在巴黎的照片。如果不知道她之前的经历，你很难把这个胖胖的女孩子和那些遭遇联系在一起。虽然笑容里有些疲惫，但你仍然感受得到她对生活的那份渴望，在21岁那样的年龄。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57年最终在英国定居，Trude走过了12年的漂泊之路。因为没有回匈牙利，她成了没有国籍的人。这使她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出行，都遇到极大的障碍。Trude15岁就从学校辍学，音乐和幼儿教育是她的最爱。她父亲虽然是个医生，但小提琴拉得很好，还出过一本音乐心理学方面的书。她自己可以演奏大提琴。她始终成长在良好的艺术氛围里。性格独立的Trude，18岁就离家去布达佩斯，边在幼儿园工作边学习音乐。然而，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谋求生存，音乐和艺术似乎帮不上Trude什么忙。
“我在舅舅家里住了一段。他们也很穷，家里混乱不堪，还养了七只小狗。很快我就没法住下去了。我就开始自己找工作。”
没有国籍，没有学历，Trude最后在一个犹太人中心的儿童之家找到了一份差事。
“我一个人要照顾40个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后代，战后没人认领。每天我们只有很少的食物，房间里总是冷冷的。我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时间。而且因为我没有身份和工作许可，所以我的工资少得可怜。”
六个星期后，Trude累倒了。她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她又在几间缝纫厂当过临时工，工资都是微乎其微。幸运的是，她后来找到美国设置在巴黎的“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distribution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专门为战后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帮助。Trude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些牛奶券，并被安排每周接受三次治疗，以消除战时水污染给她留下的后遗症。
有一天，Trude在委员会吃午餐时，听到隔壁有合唱团在练歌。她自告奋勇跑去应征，竟然被录取了。很快，凭借她的音乐天赋和好嗓子，她又被另一个合唱团录用。
“虽然他们付给我的工资很低，但对我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不久，乐团的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流浪的匈牙利音乐家，比Trude大八岁。很快，他们在1946年6月结婚了。
“结婚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哭泣。后来我才发现，他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Trude的丈夫无法工作。只有在不发病期间，可以参加一些小型的演出如婚礼上的演奏。那个时候的音乐家，挣得还没有巴士司机多。对Trude来说，现在需要养活两个人了。
“我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丈夫经常打我，他还屡次想自杀。”
Trude在法国看不到希望，也无法解决身份问题。1948年2月，她和丈夫登上了一艘“极度拥挤、污浊不堪”的移民船，经过海上一个月的颠簸，他们来到了南非的Durban。
一年后，Trude生下了她的儿子。
病中的丈夫经常殴打她，她无法把儿子留在家里自己出去工作。后来丈夫威胁要杀死儿子，Trude带着年幼的儿子又去了以色列。走之前，她把丈夫送进了一家康复医院。
1951年5月，Trude带着儿子回到南非，因为她希望儿子可以看到父亲，而丈夫那时也从康复中心出院了。
在南非，Trude终于得到了工作许可，并开始在一家幼儿园工作，同时她还在一家学校教希伯来语。1957年7月，他们获得了南非公民身份。
“我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我自己曾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为了拿到身份，我只能在那里边工作边等待机会。我丈夫的身体也承受不了那里的夏天，他的病又开始严重。
在南非一拿到护照，Trude全家即起程前往英国。1958年9月，Trude一家成为英国公民。那一年，Trude34岁。
镇痛中的重生
1959年，Trude在伦敦的Wiener图书馆找到了她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该图书馆是二战后第一个、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拥有反犹太人和纳粹资料库的图书馆。1966年4月，Trude又开始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工作，一干就是22年。
“因为我没有学历，所以开始我只是个临时工，同时在外面兼职教希伯来语、德语和犹太人历史。我还帮“国际犹太人年鉴”收集犹太人名单，参与一些关于犹太人历史书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伦敦大学的图书馆长退休了，他们开始让我做越来越多的事。到我退休前，我负责学校两个犹太人图书馆、两个档案馆，以及所有和犹太人资料有关的管理工作。许多档案资料是我自己亲自收集、建立起来的。让一个15岁辍学，没有任何学历的人担当这份工作，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说明他们认可了我，我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证明自己可以做到！”
就在Trude开始找到自己职业信心的时候，她的个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丈夫的病情不断恶化，并继续对她拳脚相加。为了防止丈夫伤害儿子，Trude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1967年，40多岁的Trude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和丈夫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不爱他。20多年来，我一直服侍他。他不是坏人，他只是无法成为一个丈夫，无法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我还想有自己的生活的话，我只能靠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Trude开始去一些单身俱乐部。因为她很胆怯，所以她经常换不同的俱乐部，以防被人认出来讥笑。不久，她认识了她的第二个丈夫。1969年9月，45岁的Trude和第二个丈夫同居。1970年10月，他们结婚了。
Trude并未因此放弃对前夫的照顾。他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从前一起住的房子，到他年老体弱，Trude把他送进一家犹太老人院，并定期去看他。他于1999年5月去世，终年83岁。
Trude的第二个丈夫是德国犹太人。他在巴勒斯坦长大，二战时加入英国盟军。战后他成了个建筑师。结婚后，Trude和丈夫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1975年，他们开始设计、建造自己的家，也就是Trude现在在伦敦北部的房子。丈夫稳定的收入和自己不断有起色的工作，使Trude再不用为生计担忧。上个世纪90年代初，Trude还和丈夫到过中国。
“我记得中国菜好吃极了。只是一开始我不知道会有那么多菜，等我吃得很饱时，又端上来一条大鱼，我当时很后悔……”
至此，如同所有关于苦难的故事，应该到了说“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了。然而……
1979年7月，55岁的Trude得到噩耗，儿子在瑞士突然自杀，时年30岁。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和他父亲一直无法相处，但在升学时，他放弃了剑桥和牛津，选择了King’s College，为得是能离我近一些。后来他去牛津读博士，又到美国Pasadena（加州大学的分校）大学读博士后。他在那儿认识了个法国女孩，他们相爱了。于是他转到巴黎的Pasteur学院完成了学位。他26岁那年结婚，并被瑞士苏黎士大学聘为遗传学教授。当时这样的职位只给那些有教学经验，年纪起码在35岁左右的人。他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份工作，说明他很有天赋。”
在Trude回忆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坚毅而平静的。只有谈到儿子的死，她的眼神暗淡下来，声音也变的很低沉，以至于你不忍心接下去问关于她儿子自杀的任何问题。而Trude也没有谈儿子的死因。
1999年9月，和Trude共同走过30年的第二个丈夫去世。
“儿子死后，我的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但我们始终相守着。他走了，在我心上留下一个洞……”
当面对“你认为生活对你是否公平”这个问题时，Trude平静地说：“不公平。但生活其实很少是公平的，不是吗？许多人毫无缘由地被杀，或者因为别人的嫉妒、仇恨、贪婪、盲目的信仰而失去生命……即使如此，生活仍然可以是美好的，我一生都在努力寻找那些美好的东西。能够走过那些苦难活到今天，我已足够幸福。对我来说，看到‘自己的杯子满了一半，而不是还有一半空着’是最重要的。”
每一天都是礼物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Trude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忙碌的老人之一。这不仅仅因为她在二战时的经历使她成为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见证”，还因为她的语言天赋和对犹太人历史的了解，使她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宣导者”。
继成为Laxton Nottinghamshire地区大屠杀教育的第一位讲师后，Trude相继在伦敦犹太人文化中心、大屠杀教育信托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关于犹太人历史和二战历史的宣讲工作。她还受邀于无数的教会、大学、区域和国际性会议进行专题演讲。
“有许多犹太人此生都不愿踏上德国的国土。我能理解他们。但那里的第二代、第三代是无辜的。让他们知道历史的真相很重要。”
Trude在德国的许多城市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几乎每年都受邀去德国各地的学校和各种机构授课和演讲，并跟随德国组织的一些代表团去美国等地访问交流。
“我曾经在柏林进行过连续六天的演讲。其中两天是在Wannsee Conference Center会议中心，当年纳粹关于灭绝犹太人的决定就是在那里作出的。”
Trude的足迹还遍布欧洲其它地区：奥地利、瑞士乃至她在匈牙利的家乡Szombathely。
“所有的这些活动，我从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只要给我一个干净的房间住就可以。如果对方一定要给我酬谢，我就给他们一些慈善机构的信息，请他们把钱直接汇到那里。我靠自己的养老金可以养活自己。希望那些钱能够到更需要它们的人手里。”
上个世纪80年代，Trude开始写作，并于1994年陆续出版两本书：A Cat Called Adolf（一只叫阿道夫的猫）和“Did You Ever Meet
Hitler”（你认识希特勒吗？）Trude今天所到的演讲的地方，仍有人拿着她的书请她签名。
一个13岁的穆斯林学校的女孩在听完Trude的演说后写信给她：“别人一直告诉我是犹太人发动了二战。现在我明白了。我会让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都不再有那个错误的想法。”
还有一个学生在读了她的书后对她说：“我总是愿意抱怨，觉得自己容易受伤害，哪怕多等一会儿巴士，我都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看了你的故事，我发誓，我再不会那样了。”
更多的人对Trude说：“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明白了，能够有今天，我已足够幸运……”
今天，82岁的Trude，仍然过着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子。她一个人住，坚持自己开车、上网。家里暖气坏了，她自己打电话到处找水暖工来修。每周有个小时工会来帮她清理一下房子。我给她写邮件时，因为怕字小她不容易读，故意用了14号字；她回复给我的邮件，用的是9号字！
“我喜欢电脑。我的两本书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尽管我常常在网上购物时把自己的信用卡信息填错。”
“尽管命运给予我如此多的悲剧，我仍然是生活的朋友。”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时，Trude笑着说。
以下文字是Trude应作者相邀，写给她不相识的中国朋友的一段话，用它来做为这个故事的结尾，或许是最合适的。
“我希望他们生活幸福。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永远不需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要努力成为有尊严的人，并关心别人。当别人有难处时，伸出自己的手。珍惜友谊，当遇到人生中的好朋友，珍惜他们并一直珍惜下去，因为美好的情谊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呵护。我们是所有活着的动物中唯一可以思考的，永远也不要因为懒惰而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世界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时时谨记，我们的所言所行，将会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后记：采访Trude时是录音加笔记，回来整理好，英文先请她确认，许多细节需要落实，再翻成中文。中文完成一口气用了10几个小时，写完我冲上温布尔顿的小山，山顶的湖面，一群鸽子在晚霞中飞升起来。在那个刹那，我得以从Trude的故事中走出来。今天重读，重新走进她的世界，仿佛看到1944年，20岁的Trude，背着她的大提琴，走在布达佩斯的大街上，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样，美丽而纯洁。她微笑着向前走着，走向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有生离死别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