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倒在寒冬里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文 |翟锦 林子璐

编辑|金匝

运营|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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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至,距离新年只剩9天,晚上八点多,庄红估摸着丈夫韩伟跑完单了,给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手机屏幕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丈夫的脸,而是一位陌生的交警。
韩伟在北京送外卖,作为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交警拦下,是和人发生冲突,还是遇到车祸?这是庄红当时最坏的猜测。
交警让庄红去一趟派出所,林华也去了,他是韩伟的同乡,也在北京做骑手。接到庄红电话时他心想,可能就是韩伟的单子快超时了,着急进小区,保安不让,两人吵起来,惊动了派出所。他和庄红都没料到,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噩耗。
3个小时前,韩伟接到当天要送的第34单外卖,到店取餐后,他沿着朝阳区的香江北路骑行,离开店不过几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前,陡然倒地猝死,摩托车后座上,还放着4份没送出去的外卖。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是-7℃至5℃,天气寒冷。中午,庄红还叮嘱韩伟一定要好好吃饭,骑手吃饭不规律,韩伟在微信上回复她,说跟朋友们一起吃的,还给她拍了照片,是个吃得干净的碗。韩伟不抽烟,很少喝酒,猝死之前,庄红也没听他说起过身体有哪里不舒服。韩伟的弟弟韩飞听闻消息,连夜从太原开车赶到北京,见到哥哥的遗体时,哥哥还穿着那件蓝色的骑手制服。
如果韩伟这天没出意外,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再过一会儿,他们一大家子就该聚在家庭群里,热热闹闹地打个视频电话,聊一聊吃了什么,天气冷不冷,今天跑了多少单,孩子听不听话。这是韩伟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远在山西的小儿子和爷爷奶奶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里,他白白胖胖,和韩伟长得像,性格也像,喜欢笑,喜欢说话。
2019年夏天,韩伟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北京,一家人在一起短暂地生活了一个月。大儿子不顾韩伟和庄红的反对,坚持给自己找了份暑期工,刷盘子,“要给自己攒学费。”韩飞叹息,“也上不起补习班。”
那个月,韩伟只休息了一天,没有送外卖,他和庄红把小儿子带上,去了天安门、鸟巢,这也是夫妻倆第一次在北京玩。等第二天他们各自去上班,小儿子就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
后来,两个孩子回了老家继续读书,大儿子读高二,小儿子上小学,韩伟很支持孩子学习,在他看来,如果孩子想念书,那他就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他生活里的一点盼头。韩飞见过韩伟反复叮嘱孩子:“没文化,在每个城市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像你爸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
两个孩子读书这笔帐,是算不到头的,大儿子马上要高考,上大学,小儿子要读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学费。他们还想在县城给大儿子买套房,房子要大,敞亮,一百多平,好娶媳妇,但要花不少钱,至少七八十万,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北京打拼很久,要“一个劲地干,一直干”。
来北京前,他们在太原打工,韩伟做快递员,庄红做家政工,两个人都是四千上下的收入。2019年,两个人到了北京,这里虽然租房贵,生活成本高,但工资也高,韩伟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庄红能有五千,要实现那些生活里的目标,到底还是更有希望些。
同村的老乡,很多都和韩伟一样,人拉人来了北京,听说送外卖能挣钱,而且没什么门槛,下个APP就能跑,大家几乎都在干这一行。林华比韩伟要晚一些加入骑手队伍,刚开始跑的时候,他觉得很累,每天在路上,电动车要骑很快,风险很大,心里都是紧绷的。接单,取餐,上路,送货,一边担心超时,一边担心出车祸,每个环节都很紧张,只有下班了,手机不再弹出单子,人才能放松。但坚持跑了两天,林华还是决定留在外卖行业,因为挣钱确实比他之前要多。
在北京,韩伟和林华都住在顺义的一个村子里,十多平的房子,用玻璃板隔出厕所和厨房,租金一千左右,房间排着房间,一层能有六七家。尽管住在一起,但韩伟和林华真正意义上的聚会很少,因为送外卖,大家都不怎么休息,每天都在外面跑单子,晚上回去就歇着。即使等单休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要一直盯着平台页面,来单了,要迅速抢单,这个工作多劳多得,工作时间越长,接单越多,收入越好。
很多外卖员都是经老乡或熟人介绍进入这个行业,但繁忙的工作让他们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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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和林华,都不是饿了么的专职骑手,他们在蜂鸟众包APP上注册,签署一份《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后,就成为众包骑手。这份协议里有一项特别提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您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天眼查显示,饿了么CEO王磊,也是蜂鸟众包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也是因为如此,饿了么对骑手韩伟猝死的回应是,平台和韩伟并非劳动关系,出于人道主义,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而韩伟在蜂鸟众包上所缴纳的保险,对工作期间猝死这一项的赔偿是3万。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观察到,这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工作难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众包平台上打零工。除了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也是如此。这些人的工作状态相对自由,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而互联网公司也能借由众包平台的方式,转移一定的风险和成本。
但韩伟并不了解这些,他和妻子庄红说过,众包更自由,门槛也低,那当然是选众包了,直接跟着老乡注册,基本不怎么看用户协议,“人家写的那些条条框框,我老公他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咱们是找活的,反正能接单就行,能挣钱就行,管不了那么多。”
林华在蜂鸟众包上注册时也是如此,“一个方块,里边你得打对号,只能同意,因为不同意就跑不了。”林华受教育不多,看字慢,那些条文不好懂,平时有什么问题要和平台申诉,他都觉得费劲,因为申诉栏要写不少于60字,“就算了”。
但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阻碍韩伟和林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去送外卖,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接一个订单,收入六七块钱,一天跑三四十单,收入能有200元左右。
每天,蜂鸟众包会从骑手们第一单的收入里扣除3元,其中1.06元交给了保险公司,用来为骑手购买保险,剩下的1.94元,则是平台征收的服务费。
可以算一笔账,饿了么一天从一位外包骑手那收取1.94元的服务费,就算骑手一年只工作300天,饿了么也会有582元的收入。这个费用对比骑手猝死后饿了么“人道主义地赔偿了2000元”,公众产生了极大愤怒,“一句外包,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
可即使不是众包骑手,也没有任何一位专送骑手和外卖平台存在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和他们签约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北京智工互联科技小包智工的COO徐韬认为,这种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本质,就是在转移和承担风险,通过层层转嫁,大公司找中等公司,中等公司找小公司,把风险一直往外转移,直到找不到人来负责。
饿了么和美团会大量雇佣这些人力公司,2020年7月,外卖行业的人力中间商趣活科技公司甚至在美国上市了,饿了么和美团是它的大客户。
另一种方式就是成立众包平台,比如蜂鸟众包,和众包平台签约,意味着“人和公司”的模式,变成“人和平台”的模式,用“信息聚合、服务信息匹配、信息撮合服务”的包装,把风险转移给个人,也让很多流程更加复杂,让一些费用不明晰。
外包骑手没有劳动协议,很多专送骑手也没有签五险一金,即便是有,外卖平台承担得也很少,剩下的还是自己交。有些骑手不懂,比较短视,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宁愿多要一点钱,这也被平台和外包公司利用。孙萍能理解这一点,“对于眼前生计都解决不了的人来讲,当下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和平台发生纠纷的骑手也会告诉她,出事后他们去找公司理论,发现和他们签订协议的公司的地址,“就是小破楼里的房间,两张桌子,一个电话,也没有人”。
但实际上,现在平台、算法、第三方公司的控制又非常强,骑手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着装、态度、工作时长、强制加单,控制无孔不入,超越了过去普通的劳务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沈伟伟关注到,已经有一些法院捕捉到这些变化,并会在认定劳动/劳务关系里雇主责任的临界点上,会更偏向雇主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一个趋势。
蜂鸟众包用户协议里的特别提示。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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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饿了么发布了一份新的声明,承认众包骑手的保险结构不合理,金额不足,将保额提升到60万。韩伟的60万抚恤金,也将交付给他的家属。
看到这份声明,庄红觉得终于能喘口气。
11月,庄红的父亲因病去世,韩伟回老家处理丧事,在家待了10天,又回到北京跑外卖,才一个月,就猝死在寒冬的街头。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庄红缓不过神来:“天天就在空中飘着似的,找不到地。做梦,在梦里,都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好几年前,夫妻俩还在太原工作的时候,一年三八妇女节,韩伟说要给庄红一个惊喜,他偷偷给她买了一个金佛。那个小金佛,庄红一直没戴,她在别人家做家政工,戴上也不自在,金佛一直放在老家,后来回老家戴了两次,她觉得郑重,戴了摘,摘了戴,麻烦,索性最后就不戴了,这个金佛,也成了韩伟留给她的最后念想。
庄红和韩伟是自由恋爱,朋友介绍,韩伟留给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挺好,温暖、细致。两人结婚 20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操心,去打工在哪里租房,和房东沟通,交水电费,在网上给留在山西的孩子买东西,都是韩伟来做。
相比起来,庄红是依赖他的那个,总被他说“不独立”,在北京,她至今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手机支付,但韩伟都会,每个月发了工资,庄红就把卡给韩伟,钱都交给他管。
对韩飞来说,哥哥是总顶在最前面的那个人。2017年,他要买房,和韩伟提了一嘴,第二天,韩伟送来了5万块钱。“这是我哥和我嫂子当时打工挣的所有钱了。”
出事前,韩伟还跟庄红商量,今年春节一定要回老家,因为大儿子马上就高考,要回去给孩子打个气。现在,庄红觉得遗憾,两口子在北京,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太短了,都在忙,忙着赶快挣钱,“要知道这,咱今年就不干了,明年再说,不能把命丢那儿。”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这是2020年北京的秋天,阳光不错。摩托车是他在2019年的冬天换的,原来那辆电瓶车,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块,但在冬天总是没电,送餐总超时,庄红说,丈夫咬咬牙,说服自己,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设备要好一点。最后韩伟买了一辆摩托车,又花了七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新车好用了不少。 有阳光、饿了么的蓝色配送箱、摩托车的那个视频里,韩伟选了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环街上,天空一片片白云,蓝蓝那是北京……”
韩伟快手的最后一条视频。图/ 韩伟快手账号

(应受访者要求,韩伟、庄红、林华、韩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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