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的两个外国人

      美国人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1823—1889）是在上海开埠后不久作为美商旗昌洋行雇员来到上海的，1850年升任旗昌洋行合伙人，1854年工部局成立后成为首届董事之一。1862年，他筹集到100万美元的资金，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直到1972年，旗昌公司一直占据着中国内河航运业老大的位置。由于旗昌轮船公司的成功经营，金能亨在1868—1869年被推选为工部局董事会总董。

   1869年年底，鉴于日益扩大的贸易前景，有外国侨民提议将洋泾浜至外滩花园的这段黄浦江堤岸全部建成停靠船只的码头。当时在日本的金能亨获悉这些意见，赶紧从横滨写信给工部局，反对将黄浦江的堤岸改成码头。他认为“这样做的牺牲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外滩是上海唯一的风景点”“外滩是居民在黄昏散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也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外滩将变得更加美丽。”

    金能亨非常富有洞察力和前瞻力地指出，“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驮马和载重马车。而交易所、银行、会计事务所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它们的坐落位置才是商人大量集趋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埃尘，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漫天灰尘，乌烟瘴气。”

    “我确信，没有人会不为失去外滩而深感遗憾的，……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很长一段沿江路可以开发作娱乐和卫生事业之用。”

    金能亨本人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业企业，却能如此清醒地认识到外滩建设和城市环境保护的长远的利弊关系，不能不说他对城市建设规划确有过人之识。

    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1926）出生于英格兰南部的港市南安普敦，1867年作为土地测量师和建筑师来到上海，1870年来到代理房地产买卖和建筑设计的德和洋行工作。德和洋行前老板去世后，雷士德接办了德和洋行，将注意力放在房地产上，1924年他已是仅次于犹太商人哈同的南京路地产的第二大户。

雷士德终生未娶，没有孩子。他作为房地产大亨却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上海总会的单身宿舍里，他没有私人汽车，外出时步行，偶而坐电车。他多年不买领带和衬衫，而是穿朋友的旧衣服。他每天下班的例行公事是检查洋行所有办公室的电灯是否关好。在熟人的眼里，雷士德是一个富有而吝啬的英国老头。有人评价说，“从最早定居到上海以来，他几乎没有亲密朋友。那些与他交往较深的人说他对于自己的金钱有一种很可笑的嗜好，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是最俭朴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过任何的奢侈习惯。” 

1926年雷士德逝世后，他的遗嘱被公布：他宣布将一生辛勤所得的巨额财产，全部捐给上海的公共事业。雷士德的总资产估计为1434万两白银（包括六百余亩的土地）。

雷士德在1924年就拟定遗嘱，流露出他对上海的深厚感情，他说，“将近六十年中，我主要的和永久的居住地一直在中国上海，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

根据雷士德的遗嘱，他赠予慈善团体一部分资金，以照顾盲人、贫民和无家可栖的儿童。赠予华人医院一大笔资金，以维持他们为贫民免费服务。为圣三一教堂附属学校的重建捐赠一笔资金。资助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仁济医院一笔资金，仁济医院是由伦敦遣使会的传教士开办的，1874年医院改建时由雷士德设计，所以他对这所“贫民医院”印象深刻。雷士德还将五万两银子捐赠给上海车夫福音会，救济贫苦的人力车夫。余下所有的资产，用于建立雷士德基金会，其宗旨是： 

1，建立四年期的奖学金，帮助上海孩子进入达到大学预科水平的上海学校。 

2，建立能容纳三百人以上的雷士德学校，对中外学生开放，特别对中国学生开放。

3，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和雷士德工学院，招收所有国籍的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

1932年，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320号落成，主要进行维生素与疾病关系、霍乱孤菌、伤寒杆菌VT抗原，以及气候和人体感应方面的研究。雷士德工学院建于虹口东熙华德路（今长治路505号，海员医院），培养工程师和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