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从未发生的奸盗案

大清道光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已丑科的殿试结果正式放榜。

二百二十一名来自天南地北的精英士子们，终于迎来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科的状元叫李振钧，榜眼钱福昌，探花朱兰。三位俱是一时之骐骥，当然，我们对这三个名字都很陌生，说明他们日后并没有成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反倒是二甲名单里，有一位日后的理学大宗师倭仁，他是清末守旧派的中坚力量，经典名言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三甲队伍里还站着一个浙江人叫龚自珍，他此时还踌躇满志，全然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感慨。

不过他们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角。

与倭仁同在二甲之列的人群里，此时还有一个叫张集馨的年轻人，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说是年轻人，张集馨其实已经三十岁了，这是他第四次参加科举。他是江苏仪征人，二十二岁那年初次参加科举，正意图大展拳脚，结果赶上父亲去世，在家守孝；二十四岁第二次出征，结果过于紧张，惨被刷落；二十七岁三度冲击，却又赶上重病，完全不在状态，狼狈而归。

即使是这一次，也是险象环生。他在年初抵达京城之后，突然罹患了眩晕症，一看书就天旋地转。张集馨心如死灰，觉得天数如此，尽尽人事算了。没想到，他一入春闱，状态居然恢复神速。会试中式一百五十八名，覆试一等二名、殿试二甲二十二名，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殿试结束之后，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位可以彻底放松了。他们事关仕途的官场起点，也早早内定好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撰，一个完美的开始。

而位列二甲、三甲的进士们，暂时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殿试之后三天，礼部会把所有进士名单送到翰林院，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向天子请示，在保和殿再进行一场考试，称为朝考。

虽然状元、榜眼、探花同样会参加这场考试，但他们的考卷会另外封起来，与其他人不放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去掉前三名的考试。考核结果分为三等，第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

这场考试的目的，其实就是再打一次排位赛，来决定授予他们何种官职。排名靠前的人，会被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其次则分别授予主事、中书等职位；成绩靠后的，在短暂的观政（实习）之后，会外放到各地去做县令——也就是说，会试决定官场资格，殿试决定官场荣誉，而朝考则决定了官场起点。

张集馨的朝考成绩发挥不错，一等第十三名，如愿以偿地得授武英殿邪修，不对，武英殿协修。虽不能保证平步青云，但绝对可以称为康庄大道。

可他万万没想到，道光十五年一次偶然的邂逅，让他的命运轨迹发生了微微的偏移。

那是六月间的事，他和几个同僚被召去军机处，正赶上道光皇帝来巡视。当时黄河水患闹得厉害，道光皇帝心绪不佳，看见这几个翰林，念叨了一句“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你们这些翰林，就会写几篇文章，对国家有用吗？

张集馨一听话茬儿不对，赶紧顺着皇帝脾气聊。您不是担心水灾吗？那我就聊水。他是仪征人，家住长江边上，这话题熟悉得很。于是他跟皇帝从秋汛聊到河工，从漕粮聊到灌溉，全是实学。皇帝聊得挺高兴，问过姓名，还鼓励了一句，让他少参加点文会，多看看经世之书。

张集馨聊完了，觉得从此简在帝心，大为自得。结果到了第二年，道光十六年，本来他已被保送去做监察御史，都已经“引见记名”，开始走流程办手续了。谁知道吏部突然通知他，改授山西朔平府知府。

张集馨一听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

监察御史是从五品，知府是从四品，一口气升了两级，他怎么还不高兴呢？

官场里有句话，叫“官升七级，势减万分”。监察御史品级相对较低，但这是京官，时常能在皇上和几位军机大臣身边晃，出了大事也能及时掌握。而知府是地方官，外放出去，离京城就远了，远了就容易生分，这对仕途来说极为致命。

再说了，这个鬼朔平府在哪？

张集馨趴到地图上找了半天，吓得差点没旧病复发。

山西大同向西大约一百公里有个地方叫右玉卫，是山西通往蒙古草原的重要枢纽，苦寒之地，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雍正三年，朝廷以右玉卫改为右玉县，合并周围几个县，单划出一个朔平府。为什么这么设置？因为这里距离大同太远了，管理不易，索性就地升格——可想而知，这鬼地方有多偏僻。

张集馨不知道谁突然横插了这么一杠子，茫然无措。很快到了上任的日子，按照规矩，外放知府的官员，出发前要去皇帝跟前谢恩。张集馨去了玉泉山清音阁，见了皇上，满腹委屈地试探了一句：“是哪位大贤保举我的？”道光皇帝哈哈一笑：“你这个职位啊，没人保举，是我特放的哦。”

张集馨眼前一黑，合着截胡的是皇上啊。

道光皇帝说：“去年跟你聊完，觉得你是个人才，就是没什么基层经验，应该多历练历练，帮我监督一下地方吏治。你的前任叫多尔济善，做官很荒唐，你去接任知府，可得好好干啊。” 

张集馨听完以后，又能说如何呢？唯有叩头谢恩。没想到临走之前，皇上又来了一句：“慎无自暴自弃。”——你可不要自暴自弃哦。

张集馨眼前又是一黑，合着皇上您知道这人事安排不地道啊……他浑浑噩噩出来，只能念叨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聊以自慰。不管怎么样，我是皇上特选的，简在帝心！我历练几年，回来皇上会给我更重的担子。

如果这是一部电视剧，张集馨接下来应该就是明察暗访，惩治贪官，皇帝在中枢偶尔配合一下，演出一场名君贤臣的好戏码。

可惜这是现实。

张集馨离开京城，甫一上任朔平知府，便遇到一件三观尽毁的事。

当地有个官职，叫“朔平府管理粮饷同知”，负责管理当地旗军的粮饷发放，属于军队口。上一任同知叫祥璋，他临卸任前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把军饷银子挪走了七千两。为了掩盖自己的贪污行为，他还假装给自己的上级——雁北道的道台章沅上了一份文书。

章沅接到文书，展卷一看。祥璋说我用七千两银子买了一批物资，已经入库点验完成了，特别申请账目逐年分摊。

银子不会坏，但东西会坏，所以逐年折旧摊入成本，这很合理。章沅也不细察，大笔一挥批准。然后祥璋找了一堆破烂扔进库房，这账面就算是平了，他拿着银子高高兴兴回了京城。

接任他的人叫祥山，是个糊涂蛋，居然都不去库房清点明白，稀里糊涂就完成了交接。结果到了这一年的腊月，准备发军饷了，一开库房，银子没了。那折买的东西呢？全是破烂儿，根本一文不值。

那些八旗兵可急了，当时就把衙门团团围住，你不让我们过年，我们就不让你过年。

眼看要酿成哗变，祥山急得满屋乱转，隔壁张集馨也急得够呛。虽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儿，跟他这个行政官员不搭界。但这事毕竟发生在右玉城内，一旦发生哗变，他作为朔平知府也脱不了干系。

不得已，张集馨主动出面，从朔平府的银库里拨出七千两，先替祥山把大头兵给哄走。但朔平府不能平白承担这笔银子，事后张集馨写信给章沅和山西布政使庆林，说明情况，要求尽快补偿。

庆林是正白旗人，跟祥璋是亲戚。他知道这事如果闹大，祥璋免不了一死，便客客气气把张集馨请来家里，商量说：“这案子如果办实，祥璋死定了，张知府你也不忍心对吧？你垫付的钱，我想办法补给你，但这事能不能别追究了？”

庆林唯恐这个楞青头不开悟，又补了一句：“申巡抚也不想这事闹大，传出去整个山西官场都不好看。”

申巡抚全名叫申启贤，时任山西巡抚，主政地方的大员。他的态度，将决定整个案子的性质。

张集馨一看两位大员的态度很坚决，登时把道光皇帝的嘱托忘在脑后，谨慎表示：“只要银子归还，别的事跟我无关。” 庆林大喜，带着他去见申启贤。申启贤跟张集馨见了面，只寒暄了几句，什么都没提就送客了。

这场没有信息量的简短会面，信息量其实巨大。

数额这么大的贪污案，还差点酿成兵变，性质如此恶劣，领导居然只字没提，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但万一你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办，结果办差了，领导可以双手一摊：“当初我可什么都没说过，都是你自己自作主张。”——可谓是进退自如，不沾因果。

初出茅庐的张集馨，这才知道“不立文字”的绝妙幽微。

那么这笔七千两银子的巨款，庆林准备怎么还呢？他先找到章沅，吓唬说申巡抚震怒非常，严令重办，岂止祥璋，有关人员都要倒霉。当初那笔开销是你老兄批准的吧？花押官印俱在，你不出点血，一样要完蛋。

章沅一听，浑身哆嗦着，拿出两千两银子消灾。紧接着，庆林又找到祥璋之前的同事陈符，说辞差不多：“你跟祥璋同衙半年，这么大盗案，你毫无察觉，一样有责任。你看着办。” 陈符浑身哆嗦着，也拿出两千两银子来。庆林又派人到京城，拎着祥璋的耳朵，让他吐出三千两，正好凑够七千两给张集馨销账。

张集馨这一次算是大开眼界。原本祥璋要退出全部赃银，外加掉脑袋，被庆林这么一操作，非但无罪，反而还赚了四千两——不用说，这四千两里，自然也要分给庆林不少。

张集馨忽然有点明白，皇上为什么要让他来下面看看了。

可惜他不是于成龙，更不是海瑞。张集馨在见识到地方官场黑暗的同时，也见识到了它的残酷。他知道，自己如果胆敢真的去告御状，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最后骨头都不剩。

张集馨犹豫良久，最后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我自己洁身自好，不做有违良心的事，但也不阻止你们去干。我不发言，我只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把我观察到的事情都记下来。

作为殿试成绩二甲的高材生，张集馨别的本事没有，笔头子还是相当厉害的。他打开日记簿子，把这一桩桩亲眼目睹的荒唐事、腌臜事都记下来，事极详尽，只盼着返京之后，呈给皇上看。

哪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记越写越厚，可距离回京的希望，却越来越远。道光皇帝好像忘了这茬儿……可怜张知府一直就在山西官场转悠，“简在帝心”成了“捡在地心”。

时间推移到道光十九年。张集馨在这一年的四月升任雁北道道台，级别看涨。但以他的履历来说，算得上官运蹉跎了。

这一年的八月，山西地界发生了一桩案子。案子本身不大，但围绕这案子的官场百态，却让张集馨洋洋洒洒记了十几页的日记，令人叹为观止。

这桩案子要从太原府下辖的徐沟县说起。

徐沟县就是现在的清徐县。道光十九年的五月，当地的王知县派几个捕快出去办事，在城北的一家店里歇息。可巧不巧，他们在店里看到四个形迹可疑的人，捕快很敬业，发一声喊，全数拿下。

这四个人连声说冤枉，自称是贩卖棉油的客商。

王知县审了一圈，没有什么收获，只好把他们暂且关押。结果这四个人嘴太碎，在牢里叽叽喳喳聊天，被牢子无意听到，原来这四个人里，有一个是江湖上有名的大盗，叫做张金铃子，籍贯平遥。

王知县接到牢子汇报，大吃一惊。这个大盗是通缉榜上的常客，没想到今天栽到了徐沟！当即写了一封文书，向省里汇报。

文书一到省里，突然陷入一种微妙的薛定谔猫的状态。

原来在数月之前，京城有一个叫汪于泗的御史上书，说风闻介休出了一桩案子，一个叫张金铃子的大盗和同伙轮奸了一个良家女子，事后还把她的双足剁下。这案子这么恶劣，地方官居然置若罔闻，既不积极缉拿，也不迅速上报。介休知县有问题，应该好好追究一下。

天子听闻，大为震怒。军机处立刻发文给山西巡抚申启贤，要求彻查。

尴尬就尴尬在这了。徐沟县王知县的擒贼报告，和军机处要求催办的札子，到底是哪一封先送到省里的？

可别小看这个次序。如果擒贼在前，催办在后，说明我们急群众之所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须上级催促就把事办好了；如果催办在前，擒贼在后，那说明我们工作态度有问题，领导一督促才办，不督促就不办了？

这件事惊动了省里的两位大领导。一位是之前出过场的巡抚申启贤，还有一位是负责司法口的按察使，叫瑞元，正白旗人。两个人一观察，这两封文书就坍缩成了一个确定状态。

他们向京城是这么汇报的：“奉旨之后，即行拿获。”

两位莫非糊涂了？这不是找挨骂吗？

其实是这样。层级不一样，看待事情是不一样。对于一线人员，比如王知县这样的人，想的都是嘁哩喀喳把事赶紧办好；但对于巡抚、按察使这个级别的地方大员，考虑得更多。你看，皇上先下旨，我们再抓到犯人，这是不是显得皇上很英明？

办这种事，得让领导有存在感。让他觉得参与了决策，发挥了重大作用，才是最关键的。领导还没发话，你就把事都干完了，一点错都挑不出来，那，那还要领导干嘛？

至于皇上会不会因此觉得办事的人无能？没关系，我们又不是具体办事的人，干活的在基层，他们不用心，我们代天子好好批评就是了。

申启贤先给皇上的回复，大拍一通马屁。接下来，就该批评基层了。

介休知县为什么对这桩恶劣案件敷衍塞责、隐瞒不报？必须要好好调查一下才行。但这个调查，又不能省里直接出面，痕迹太重，最好找个既在山西官场之内，同时又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人去。

申启贤和瑞元扫了一圈，把目光投向了远在晋西北的张集馨。张集馨这几年在山西官场不怎么受待见，京城里似乎也没什么有力的后台，派他去最合适不过。

异地调官查案，这是历来的规矩。张集馨接到这个要求，并没有拒绝的理由，遂动身赶往介休去调查。介休知县姓林，是个性格彪悍的人。说起来他与张集馨之间，渊源还不浅。

张集馨曾经干过一段时间的太原知府，期间接过介休的一桩上诉案。一对小夫妻，男的莫名死在井底。男方家属起诉女方，说她殴打男方致死，并抛尸井下，证据是右耳根有两处骨伤，是殴打痕迹。

林知县当时判了女方无罪，结果男方家属指责他徇私枉法，一路上诉到省里。按察使司衙门劝和解，原告也坚决不干。最后张集馨站出说，干脆开棺验尸吧。他还叫了按察使一起在现场监督，结果棺材一开，男方尸身上并无任何伤痕，只有天灵盖里有沙土——这明摆着就是意外坠井，于是结案。

如释重负的林知县，对张集馨千恩万谢，天天送各种厚礼。张集馨从来不收，每次都退回去，但一来二去，两人算是成了知交。

这一次张集馨来介休查案，林知县打开衙门中门，热烈欢迎。张集馨问他这到底怎么回事？林知县也一脸懵逼，说他压根不知道张金铃子在介休干过这么一桩大案。张集馨说你别隐瞒啊，林知县手一摊：“所有文书，您随便看；所有地方，您随便去问。”

张集馨花了十几天时间，把这一年衙门的报案记录——叫做“盗窃号簿”——查了一下，确实没人报过类似的案子。他不放心，又把平遥、汾州等周围一圈也查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张集馨是个有耐心的人，他决定亲自走访一下，深入到乡下，召集当地的里老、乡绅，细细打听，最后真被他问出一件传闻来。

介休地方上有传闻，说有个贡生，请人来家里演皮影戏。当晚家里的女眷们都聚到院子里，观看表演。结果一群盗贼趁机闯入房中偷东西，顺便轮奸了一个留在屋里的女眷，临走前还抢了她的鞋。

张集馨找到这个贡生，详细询问。贡生坚称，那天晚上家里遭了盗贼是有的，但从没有发生轮奸之事。至于说那些盗贼是不是张金铃子，贡生完全不知道。

经过这么一番调查，张集馨大概推测出真相了：贡生家里是否发生轮奸，这个无法判断，他可能为了保全女眷的名节，说了谎话，但也可能确实没发生。但人类的本性是八卦，倾向于相信最惊悚、最狗血的发展。一传十，十传百，每个人都添油加醋，于是“轮奸”成了确凿的事实，“盗鞋”传成了剁足，而张金铃子作为当地箭垛式的人物，当仁不让地变成了故事里的主角。

这则故事经过层层传播与渲染，传到了京城御史的耳朵里，上报皇上。这才引来了军机处的彻查文书。

活脱脱一个童话故事《咕咚》的官场版嘛。

张集馨调查清楚之后，如实汇报给省里，然后径直回了朔平。与此同时，太原城里多了两个人。

一个是张金铃子，徐沟县把他押解到了太原省城，还要审讯一轮。而京城那边，也派来一位督办的钦差大臣，叫隆文。

张集馨的报告，只能作为旁证，却不是确证。想证明一件事有很容易，想证明一件案子没发生过，却太难了。最好的办法，还是张金铃子自己说。

于是隆文安排了两个得力司员，对张金铃子详细审问。自己呢？住在太原城的考院之内，每天优哉游哉地缝褂子玩，颇有当年刘备遗风。

顺便说一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位隆文以参赞大臣的身份在广州督战。清军失败之后，被迫签订《广州条约》，他忧愤绝食而死。

两位司员审了一个多月，张金铃子把所有干的坏事都说了，唯独不承认这桩轮奸剁足案。最后隆文没辙，也出具了一份报告，其辞曰：“奸盗剁足，或以为有，或以为无。”

得，这案子也变成薛定谔猫的状态了。

可巧这时候申启贤去世了，换了一位杨海梁来接任山西巡抚。杨海梁一看隆文的报告，哪有这么说话的？既然查不清楚，那就该继续查啊。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布政使张兰沚。

布政使张兰沚和按察使瑞元之间，矛盾很深，两人互相看不顺眼。张集馨是瑞元派去查的，既然你说查无此事，那我必须得查出点事来，如此才能羞辱瑞元。

于是张兰沚提出，张集馨和林知县有旧，很有可能存在徇私，就算没徇私，也许暗中收受了贿赂，总之张集馨这份报告，可靠性不够，得另外委派人去调查。于是他调了泽州府的一个虞姓官员，再次前往介休调查。咱们可以叫他老虞。

老虞到了介休之后，也不翻阅案卷，也不走访乡间，就在县城里呆着，各种终日纵酒，挟优宿娼，玩得不亦乐乎。不用说，这些开销都是介休县衙负责，甚至有可能是林知县自己掏腰包。

林知县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没办法，人家是调查案子来的，不伺候好，自己就要倒霉。他忍气吞声，小心伺候了两个多月。老虞什么也没查出来——准确地说，是什么也没查——就这么满面红光地回省里交差了。

张兰沚得知之后，勃然大怒。我派你是去干嘛的？你就给我这么个结果？

说实话，老虞就算用心去查，结果也是一样。张集馨把这桩案子已经查得非常详细清楚了，从官府到民间，从人证到推理，都无可指摘地证明，这就是一桩被谣言夸大的乌龙案子。

而且在同一时间，张金铃子因为其他交代出来的罪行，被明正典刑。你说凶徒都死了，就算这案子是他做的，也不过是刑场上一刀而已。无论如何，已经没有追究的必要了。

于是杨海梁巡抚具文上奏：“前据朔平府张某详查，风闻贡生家有奸盗案，传问事主坚不承认。以事关两家颜面，一经供认，则乡间里难以对人，是以只认盗劫；而事涉暧昧，难以刑求。今盗首已问斩枭，群盗概不免死，即使轮奸属实，罪名无可复加，应即照该府原详完结，以省拖累。”

这桩乌龙案子，就此落下帷幕。

但故事还没完。

老虞在介休这两个月，其实也不是毫无作为。他知道这桩奸盗案翻不出什么风浪，但上司的任务还得完成，于是他偷偷打听出介休县另外一件讳盗不报的案子，报给张兰沚。

张兰沚一看有料，当即也不骂老虞了，立刻把这一件讳盗案揭发出来，公开要求严惩。

这桩案子具体怎么回事，史无明载，但多半确实是林知县理亏。因为张兰沚一揭发，省里迅速查实，提交中央。吏部很快拿出了处理意见：撤职。

林知县知道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懵了，懵完以后是极度的愤怒。

怎么着？老子伺候了你两个多月，好吃好喝好玩，银钱花得如淌水一样，你反手就把老子给举报了？行，老子确实理亏，我也不辩解了，但你们一个个谁也别想落着好，咱们同归于尽！豁出去了！

林知县当真是个彪悍性子，连夜起草了一份厚厚的举报书，罗列了省里诸位高官一共二十二条违规贪渎之事。他当了这么多年知县，耳闻目睹的黑料实在太多，根本不需杜撰，总之铁了心要把所有人都拉下马。

举报书传到太原，效果不啻一颗轰天雷。从杨巡抚到瑞按察，从张布政到老虞都傻眼了，不带这么玩的吧？他们赶紧把举报书拿来一条条过，发现条条都属实。唯一能稍微让人放心的是，林知县毕竟只是个县官，省里的很多高端腌臜事，轮不着他不知道。举报所涉，多是省里与县里往来的事情。

比如老虞在介休花天酒地的事，就在举报之列。但这事不大，充其量是老虞的个人行为。真正麻烦的，是所谓“摊派接待费”。

官场有惯例。若高官途经当地，当地必须要出一笔接待费。这笔“接待费”，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接待用成本，而是赠送高官的人情贿赂。所以这笔钱的数额，不是几十两银子或者几百两银子，而是动辄几万。

这么巨大的数字，自然是不可能入公账的。但让官员们自己掏腰包，更是不可能。山西省的做法是，化整为零。

比如说，前一阵协办大学士汤敦甫、刑部尚书隆文路过山西，省里各准备了两万两银子。这四万两银子，摊派到了山西省下辖的九个府和十个直隶州，再由各府、州分摊到下辖的各县。层层分解，每个县负担一千数百不等。

四万两的账不好做，几百两银子的计划外支出，还是有办法抹平的。实在抹不平，随便寻个名目多收点杂税，也就解决了。

讽刺的是，这四万两银子，不是直接交给两位高官手里的。银子太重，你让人家老大人离开山西时拖着十几辆银车，也太明目张胆了，让人为难。体贴的做法是，山西省派人把银子运去京城，买几座宅子，再过户给老大人的亲人，如此一来，老大人片叶不沾身。

山西省的这个摊派方式，已经形成惯例，上上下下早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到了什么程度呢？最近这几次摊派，省里居然发出了正式的公文，盖着大印，发给县里去要钱。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有一天，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找你，想要点小钱花花，他递给你一份红头文件，上面是大红字“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街道”，中间是正文：“兹有街道办某某办事员，钱不够花，特向贵方索贿两百元，特此通报，请尽快办理。” 下面盖着一个街道办鲜红的大印章。 

现在你们明白省里这事办得有多么荒谬、多大胆了吧？而大家居然习以为常，并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可见整个官场已经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林知县作为介休知县，这种摊派的活没少干，省里发的摊派文件也没少接。一张一张的，他都留好了，准备全公开出去。

潜规则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只能潜在水下，不能浮上来。摊派接待费这事，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毕竟属于严重违纪行为。那些盖着红印的文书一旦被公开踢爆，说明是官方行为，是窝案。朝廷必须严肃处理，牵连起来可就太广了。

一个鱼死网破的小小知县，居然把所有省级高官都给吓住了。

自从举报书送过来，张兰沚紧张地一宿一宿睡不着。他实在扛不住了，便写了一封信给巡抚杨海梁，请示该怎么办。

杨海梁这时候恰好在朔平县检查军备，接到文书之后，顺手给了张集馨，感慨说：“你们山西官场的风气，已经到了这地步啊。” 张集馨见怪不怪，回了一句“有激而成”——这都是鼓励出来的。言下之意，领导带头干，您说这风气能好得了吗？

杨海梁倒是不怎么紧张，他刚刚履任，怎么查也查不到他头上。但是如果林知县这么一闹，搞得整个山西大地震，也不利于稳定。

他返回太原之后，把张兰沚与姜梅叫过来——后者是冀宁道的道台，也是林知县这次举报的官员之一。杨海梁的意思是，尽快把这事安抚下去，不要闹大。

但这里面，却有一个尴尬的地方。

整件事的核心矛盾，是林知县要被革职。只要官复原职，他肯定不闹了。可尴尬的地方在于，革职知县的决定权不在山西省，而在中央吏部，山西省只是提供材料和建议罢了。

现如今，吏部的革职流程都走完了，说不定新任介休知县已经在上任路上了。你这会儿再想收回成命，谈何容易。

杨海梁听完叹了口气，官职是没办法复原了，只能从别的地方做补偿，比如说，银子？张布政，这麻烦都是你这个大伞兵搞出来的，你可别指望别人给你擦屁股。

能咋办？谈呗！

张兰沚找到林知县，低三下四。林知县也不是真傻，拼个同归于尽没什么好处，能有补偿自然最美不过。

最后两边谈出的赔偿方案，相当惊人：

首先，姜梅、老虞几个当事人各出几千两，私下赔偿林知县共计一万两银子。

其次，林知县在介休任上，账目有一万两亏空。张兰沚承诺这个亏空由下一任介休知县解决，不予追究。

也就是说，林知县一共获得两万两白银的赔偿，舍出一个知县身份，以及不得举报的承诺。

道光年间，一两银子折钱1200文，可以买125斤米麦，两万两等于1250吨粮食。这笔钱，足可以让林知县一家人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了。

张兰沚犹恐林知县拿了钱不认账，把张集馨拽过去，请他出面讨一个保证。

张集馨不认为这个赔偿方案是正确的。个人赔偿也就算了，贪墨公款这事，明明是违法行为，居然也用来作为谈判筹码。而且下一任介休知县怎么补这个窟窿？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下手。倒腾来去，最后倒霉的还是基层。

但他自己从来是明哲保身，对于这种潜规则并没有叱责的勇气。当年道光皇帝确实嘱咐过张集馨，让他好好体察下民情吏治，及时上报。可这么多年来，是皇上您先把我给忘了的……没您做后台，我哪有勇气去揭破黑幕啊。

所以张集馨没有抗拒，真的去找了林知县。林知县只服张集馨一个人，见他来说项，一拍胸脯，说您既然开口了，这事就算是彻底揭过。

林知县的隐患，彻底消除了，但杨海梁还不放心。那些盖着大印的摊派文书，可不止是林知县一个人有。银钱是摊派到每一个县，所以文书肯定也是每个县都有收藏。这都是隐患，说不好哪天就会包扎。如果每个知县都看到林知县的先例，群起而效之，山西可赔偿不起。

这些炸弹，必须得把引信拆了。

但整个山西多少个县？一封一封回收，一个一个谈心，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杨海梁把这件棘手的事，交给了张集馨和一个叫叶名琛的官员来处理。两个人讨论之后，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以省衙的名义，给各地知县发出一封文书。

文书大概意思是说：最近有人举报摊派接待费的事，所以省里面打算彻查。各位知县，如果你遇到过省里向你们摊派的情形，请据实禀报；如果没有，也请回复没有。回复文书的时候，请大家记得盖上官印，以示严肃。

这封文书，实在是太巧妙了。它的每一句话，都挑不出任何毛病，冠冕堂皇，积极主动，而且非常坦诚，并没有试图隐瞒什么。

但底下的知县们不是傻子，自己如果真的据实禀报，上头肯定会派人下来详查，到时候能查出什么来，可就没法保证了，谁家账目经得起查？再说了，他林知县是被革职了，才拼个鱼死网破，我们好好做着县太爷，何必跟上级过不去？

所以这些知县，一定是回复说并无此事。

只要他们把官印喀嚓那么一盖，省里就放心了。以后哪个县再敢拿摊派文书出说事，省里就会把这份澄清文书拿出来：“你看，你们县里没有被摊派过，白纸黑字红印俱在，官方认证的。” 

张集馨和叶名琛这一手，可谓高明。他们没有费劲巴拉地去一封封回收摊派文书，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纸新文发出去直接废掉了原文件的有效性。至此杨巡抚才算是彻底放心。

张集馨在山西官场沉浮这么久，可真是学会了不少东西。

顺便说一句，这位叶名琛也是个传奇人物。他后来去了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最后被英国人抓走送去了加尔各地圈禁。他吃完自己携带的粮食之后，就在当地绝食而死，是中国封疆大吏中少有的经历。

但这个故事还没完。

之前省里为了换取林知县的配合，向他保证，任内亏空不予追究，交由下一任知县处理。

继任介休知县的人，叫多瑞。这人本来是要去五寨县任职，那里属于忻州地界，比朔平还靠西。多瑞一点也不想去，赖在太原不停地托关系换地方。可巧林知县离职，冀北道的道台姜梅说，我可以把你改调去介休做知县，但那边有一万两银子的烂摊子，你不许声张，也不得追究，自己想办法消化掉。多瑞大喜过望，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带着这种任务去，多瑞在介休做得如此，可以想象。

他任职两年，因为办错了一件别的什么事，被吏部降了职。多瑞闻之大怒，把整个介休刚刚征收完的税银两万两打了个包，从库房后墙偷偷搬运出去，然后故技重施，写了一封举报信，宣称要揭发姜梅包庇前任林知县、逼迫他接受介休亏空的旧事。

多瑞这也是效仿林知县的故智：我这么威胁一下，上司必然妥协，这两万多银子的亏空，他们只能捏着鼻子认下，让下一任去头疼。

没想到，派来继任的新知县是个凶悍的老手，叫徐大勋。徐大勋可不背这个黑锅，一上任就把多瑞运走银子的事查了个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多瑞这时才反应过来，他的威胁，只能吓住冀北道的道台姜梅，却镇不住省里高官；而窃走两万税银，绝对是杀头的罪过。

林知县的故智，不是那么好模仿的。

多瑞没办法，只得乖乖认怂，把税银吐出来，收回举报信，灰溜溜地离职了。徐大勋本以为这次大获全胜，结果一查账，发现一件奇葩事——多瑞在任两年，林知县留下来的一万多亏空，他居然一两银子都没补！

换言之，他当了两年介休知县，虽说没赚，但也没亏，总比去贫穷的五寨县任职要好。

徐大勋把这事报告给姜梅，姜梅气得脸都绿了。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徐大勋没办法，只好建议把这一万两做成二十二年流摊。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二十二年里，每一年介休百姓要多负担四百五十四两五钱的额外杂税，一共持续二十二年，这笔账才算是彻底平了。

徐大勋可不傻，这账啊，让接下来的十几任知县陪着一起难受吧。姜梅明知这事不妥，但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只好勉强签字认可。好在他转年就去世了，不必操心责任问题。

至于这笔杂税二十二年以后，是否会取消，哈哈，那就只有天知晓。二十二年以后，可能当地百姓和官员早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多了这么一笔税，既然一直在收，那就继续收呗。他们完全想象不到，其源头，居然是一桩从不存在的荒唐案子。

整个过程里，张集馨一直在冷眼旁观。他在笔记里给这案子做了一个总结：“此案群小错居，反复构衅，黄雀螳螂，互相窥伺，吏风污下，不可挽回，迁流更不知何极也。”

如果你们以为，张集馨是因为这案子太过奇葩，才特意记到笔记里，那就错了。

张集馨一辈子宦海沉浮，先后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江西等地任职，担任过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官职，在各地见证了无数桩大大小小的荒唐事，也见识到了各个层级的官场百态。只能说，大清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一样的德性。这桩奸盗案和山西官员的表现，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他把自己在官场见识的这些荒唐事与潜规则，一件件记录下来了，有名有姓，前因后果，记录得极为详尽，甚至连对话和人物神态都有。几乎每一件，都和今天说的这个故事一样精彩好看。而且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更令人感觉到震撼。

同治四年，张集馨被弹劾革职，回家养老。他把自己这一辈子的笔记整理了一下，突然意识到，这玩意儿没法出啊……

《官场现形记》也罢，《老残游记》也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罢，《孽海花》也罢，再怎么讽刺，人家那是文学创作。他笔记里写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人真事，许多当事人还活着。再说了，你记录的事情很多官方都有了定论，你踢爆了其背后运作的黑幕，是想要怎样？朝廷脸面何在？

可把这些记录都销毁掉，张集馨又不甘心。于是他才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自己编了一套年谱。年谱就是人物传记，按年份排序，记载传主这一辈子都干了什么事。这是乾隆时期很多学者应对文字狱的做法，有些话不敢公开说，就藏在年谱里，谁能想到一份个人简历里会放上好几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呢……

张集馨也是这么干的。他把所有记录拆散开来，分散到每一年的年谱中，夹在自己家长里短的个人琐事里去，起名为《椒云年谱》——椒云是他的字——如此一来，就安全了。

问题就在于，这么做太安全了，安全到等张集馨死了以后，再没有人关注到这份年谱，更没有大规模刊印，大概只有底稿留存，束之高阁。后来张家没落，这份书稿也随之流落到市面上。

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此人叫李盛铎，是清末一位高官，民国之后还担任过大总统顾问。他后来归隐天津，以搜集古籍为乐。

李盛铎，有一次在市面上发现这套《椒云年谱》，忽然反应过来了，哟，这不是李中堂的亲戚吗？原来张集馨有个女儿，是从三弟那支过继来的。这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李鸿章的大儿子做继配，两家有姻亲关系。李盛铎格外关注了一下，遂将这套《椒云年谱》收入李氏藏书之内。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位不知名的读者，不知从哪个渠道也读到过。他惊为天人，盛赞其“对于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钞了一份带走，但也没大肆宣扬。

所以张集馨这本《椒云年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人觉察的状态。世人从不知道，居然还有这么一部神奇的官场记录存在。

这一晃，就晃到了1955年。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买到一部钞本《椒云年谱》，研究人员翻开一阅，大为惊讶，发现里面的史料价值实在太丰富了，举凡清代官场的种种细节，纤维毕现。可惜钞本的质量不算太好，研究人员急忙四处搜寻，最后在北大图书馆里的李盛铎藏书目录里，发现了真正的《椒云年谱》，可惜有些残缺不全了。

研究人员根据钞本和藏本，重新补缀校注，再出版时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道咸宦海见闻录》。将近九十年的时间，这一次，它终于可以用本来面目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