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周纪二
【原文】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译文】
公孙鞅想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
他对秦孝公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大夫甘龙反驳说：“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
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说：“说得好！”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的要职。于是制定变法的法令。
【解析】
不管任何制度，哪怕他再烂，执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有既得利益者，并由此形成一个阶层。对于现有制度的改变或改革，不管招数如何，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对利益分配模式的改变。这就必然要面对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为你动了别人的蛋糕！
材料发生的时间是秦国变法之前。秦孝公与卫鞅一见如故，对他的法家学说非常喜欢。对改变秦国当前现状有迫切需求。于是有了这次御前会议，提出想变法，询问大臣意见。不过，就如上面那段话。有人反对，而且还是大多数贵族世族。
甘龙是谁？当时秦国世族的领袖人物，保守派的扛把子，他就是既得利益者。一来面卫鞅被重用，已经威胁到了他本人的权力地位。二来变法必将和世族产生利益冲突。
这番御前对话，看似是卫鞅和甘龙就是否要变法引发的辩论。其实也是彼此在秀肌肉。
卫鞅的话，其实有三层意思。
1.稳住秦孝公
秦孝公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权力需求。如果变法激起太多人反对，他的位置也坐到头了，再说他还有个哥哥公子虔，算是个威胁。卫鞅的话，其实是在为秦孝公打气，让他坚持变法。
2.否定现有制度
卫鞅的思路是变，甚至是大变。甘龙倾向于不变或者慢慢变。从方向上来看是对立的。卫鞅给出来的否定逻辑，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甘龙你说现在方法有用，那么为什么秦国不强？如果想要秦国强，那就要变。”通过否定现有的制度，卫鞅算是用诡辩证明了变法的需求。
但是，我更倾向的认为，甘龙以及一些世族并不反对变。但是他们的变法更多是温和型的变法，类似于小修小补。而不是为卫鞅这种大规模的推翻重建。就类似，王安石变法前期新旧党争。两派人其实都是要变法，只不过一个比较激进（王安石等）一派比较温和（司马光等）。
但是，请记住一句话。有的时候，相同意见不同对策的人比不同意见的人更可恨。这也叫，异端比异教徒更可恨！
3.排除秦国部分贵族势力参加变法
卫鞅来秦国，只身而来。他是孤臣，没有背景、没有势力。他如果想要变法，要依靠秦孝公的支持，同时更要拉拢一批愿意支持变法的人来执行变法。这绝不是嘴上说说，做好顶层设计，让下面人去执行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人贯彻执行卫鞅的法令，到时候，卫鞅的法令在执行中全给乱执行、乱汇报，出了岔子压迫直接落到卫鞅的头上。
所以卫鞅才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这等于就是在未来选择推进变法官吏时，埋下了一道门槛。防止反对者掺沙子暗中破坏。
卫鞅不是普通人，他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身边做过中庶子（秘书）的人。他有经验，也见过底层管理怎么对付上级。这些东西他心里门清！
甘龙的话只有一句，看起来是善意的提醒，其实却是在威胁。“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其意，按照原来的法子来干，官吏听话、百姓安稳，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按照原来的方法来干，官吏不听话，百姓不安稳。你嬴渠梁扛的了起这个责吗？
但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会缩卵。就算当场不缩，心中多少也有忐忑。而唯有坚持者，才能有不凡。当然，坚持下去的人，最后要么就成牛逼，要么就变傻逼。
这段材料中，卫鞅说了一句话很毒：“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这个意思就是，大多数人你可以和他们分享利益，但是不能让他们给你在开始的时候出主意。但凡有成就的人，都不会和大多数人谋划，所以圣人才能强国。
这话，一方面是安稳秦孝公之心，让他变法尽可能听卫鞅的，别听秦国其他贵族、世族的。但是，抛开历史背景来看。这句话，有意思，同样也有大问题。
说他有意思，是这话说的对。
有句话说的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个聪明人的，在群体中，会变成蠢蛋一样。一个群体只要人数一多，那么这个群体的综合智商还不如一个单独的个体。
为什么“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或者说为什么人一多就容易变蠢？
第一，人心不一，每个人有自己的利益。难以调和同一方向。不管怎么决策，不管再怎么调和，必然有人反对觉得不公平。难道因为有人不满意，事情就不干了？
第二，撇开利益不说，单说决策，你一言我一语，谁都觉得自己说的对有道理，都想按照这样来做。或许可以投票决定。但是投票出来的结果就真的对合适？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全国人民一人一票，决定对年收入超过50万的人征收99%的个人所得税。这玩意真就是对的？我干打包票肯定，绝对是超高票通过！
第三，不说决策，就说执行。按照公开讨论，如果是谁提议谁来干，那么人人都不说话，因为怕自己摊上事嘛。
说他有毒，是因为这话容易带偏人。
有的人看到这句话可能就会奉为金科玉律，觉得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干。有人反对，不管！有人提意见，不听！因为他商鞅（卫鞅）都说过“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我想做的事，你们可以一起享福，但是让你们一起和我做、一起讨论怎么做，你们靠不住。如果真这样做，那么离掉坑里不远了。
尤其是作为领导、管理者。固然有时候要有点魄力，但是魄力对应的是责任和风险。所以，这句话要辩证的了来看。不能听太多，同样也不能信太多。
那么，怎么找到平衡点？
以材料中秦孝公为例子。当在这次御前会议召开听取诸多意见时。秦孝公应该考虑应该是，如果变法开始，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又应该怎么防止事态扩大？一环套一环。
以我们常人为例。
你想干一件事，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时候不是一拍脑门，猛灌心灵鸡汤去干。而是先坚定信心，听听别人为什么说不行。然后反过来看自己的方案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做细微调整，继续前行。而不是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听了就改，这不是好事，而是耳根子软，没主见。
所谓明君虚心纳谏，不是臣子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说的对，我听了修正。说的不对，我也不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