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里，我常常在假期从一座城市赶往另一座城市，去看望母亲。
母亲这几年和小妹生活在一起。我到那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弯腰抱起迎面扑来的小侄女，把她高高举过头顶，再转几圈，接着，空中便会传来一串咯咯咯的笑声。
“嗯，不错，丫头又重了！一定是听外婆的话，吃饭很乖，是不是？”
“老舅，老舅，我吃了好多……好多的青菜哦！”两只纤细的手臂在空中努力比划着。
小侄女清脆如银铃般的笑声是我们每次去探望母亲时必然奏响的欢快的序曲。
把她放下，抱在怀里。她扭过头，仰着小脸告起状来：“老舅，Grandma那天又说了土土的话！”我扭头看小妹，小妹笑着解释。那天晚饭后，母亲牵着小侄女在楼下小区里散步。
正走着，忽然听到一个老奶奶在叫她的孙子，母亲惊喜地发现老奶奶竟然说的是家乡话。母亲忙兴奋地凑上去用方言打了一声招呼，老奶奶也大喜过望，两个老人立马熟络起来。
她们越聊越投缘，那份亲热劲让路过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对失散多年的老姐妹，今天碰巧在这座城市撞见。两个老人手拉手，不停地说着，大有相恨见晚的意思。
母亲太投入，全然没在意身边的小侄女嘟着小嘴在不停地抻着她的衣襟。
母亲在这座城市一直说着她家乡的方言，但渐渐长大的小侄女却认为外婆的方言是“土土的话”，一定要母亲说普通话。小妹她们要干涉，母亲笑着制止，说：小伢子没有逼我学她那样说话，就算阿弥陀佛喽！
小侄女在上幼儿园，说着一口中西合璧、土洋杂陈的“城里话”。小家伙是母亲一手带大的，素来宠爱。打那以后，但凡小侄女在场，母亲就憋着腔调说普通话，她不在，方言依旧。
谁知道，那天一激动，竟然忘了切换模式，忘了和小侄女拉钩的约定。
母亲当年是老师，不过，那个年代对老师的普通话的要求并不认真，母亲一直说着方言。我们的方言俗称桐城腔，源出黄梅戏的故乡――本省安庆地区。
桐城腔非常有特点，慢条斯理，不急不躁，语音柔和，语调婉转，悠长绵柔的音调颇具黄梅戏的神韵。
然而，城市的快节奏又怎么容得下方言的娓娓道来？对于整日忙忙碌碌的城市居民来说，语言只是一件实用的工具，趁手就行，普通话早已获得了众口一致的认同。
天南地北的方言在城市的角落里沉默着，像早年外出谋生的湖南人的一把干辣椒，安徽人的一坛腌豆角，只在同乡面前当宝贝一样捧出，却早已上不得城市的桌面了。
我喜欢方言，喜欢在方言的絮絮叨叨中回忆家乡的味道。这几年，偶尔回到家乡，老家的亲友们竟也一个个说起了普通话。
听不到方言的家乡，让人怅然若失。
当空间的阻隔不再成为问题，时间却早已漫漶成一条无法跨越的河流，方言成了茫茫水面上的渡船，成了抵达家乡的唯一路径。
雾气氤氲的远方，家乡的面目已经开始变得虚无飘渺。
这些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也抛弃了很多。我们得到了过去梦寐以求想得到的，也抛弃了曾经刻骨铭心想抛弃的。
只不过，我们在抛弃贫穷和苦难的同时，也一并抛弃了我们祖先世代居住的村庄，灰砖小瓦的老宅和门前的小院，房前屋后的桃红柳绿，黎明的鸡鸣，夜晚的狗吠，月光下孩子们的嬉闹，左邻右舍捧着饭碗串门的热闹场景，年年来去的燕子的故巢······
谁会想到，过去的日子有一天会像农家庭院里晒制的那钵豆酱，苦味早已淡去，记忆在时间的发酵下竟散发出醉人的芳香。
温暖的阳光穿过十七层高楼的落地长窗，轻柔地洒在母亲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上。
整个下午，我和母亲就一直坐在那儿闲聊，从柴米油盐到家短里长，我陪母亲说着家乡的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