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太忙无法顾家？陈婷：人生不能只有一个支点

2012年，陈婷结束了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工作，进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正式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北生所工作十年，陈婷对科研的理解日益深入。她说：“我认为，最好的科研就是做‘没用的东西’。”

“科研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价值在于开辟新的领域。正因如此，有巨大变革潜力的科研成果在探索阶段对于当时社会发展往往没有明显用途。”她解释说，“科研的本质是对‘没有用的东西’的探索。如果是做出来就能用的东西，那属于技术类的开发，而非真正的基础科研。”陈婷说，真正的前沿科学研究，当下是很难断言它的用途的。

“当然，我是在拿国家的钱做科研，所以也不能全部做‘没用’的东西。所以，实验室最好的课题组合是：80%的课题是能和别人说明白（用途）的，20%是说不明白（用途）的。”

陈婷在做报告丨供图：陈婷

1994年，陈婷考入湖南省最好的中学之一——长沙市第一中学，并进了高中理科实验班。回忆起高中岁月，陈婷调侃道：“两个实验班八十多个人，我就是个‘分母’。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因为有湖南省生物奥赛的一等奖，具备保送资格，但当时老师一看我总成绩不咋样，知道指望我进清华、北大是不可能的，就把我保送到厦门大学生物系。”

凭借生物奥赛的底子，陈婷轻松顺利地度过了大学生活，出国读博。但是，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读博，她才开始了解什么是科研。

陈婷说：“我们本科是没有真正进过实验室的，一篇正儿八经的英文文献都没有读过，所以刚出国的时候，我一篇文献看四五遍还是读不懂。因为很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我没有学得那么扎实，所以当时我是基本看不懂论文的。”

她只好每天抱着厚厚一摞书泡在图书馆。第一次考试，刚刚及格；第二次、第三次，分数逐渐提上来。很快，陈婷在学术上登堂入室、渐入佳境。五年下来，她做了两个细胞生物学的课题，发了两篇不错的文章。但她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领域的短板：细胞生物学的基本框架是通过在体外培养细胞做研究，但这是一个非常人为的研究体系，与体内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于是，她选择在博后期间改做小鼠遗传学。

陈婷的科研观念也深受博导的影响。不过，在最开始，她对博导的评价是三个字：不着调！

“我们老师是个英国人，特别有意思。”陈婷说，“他每年和夫人出去旅游一个月左右，都是挑那些稀奇古怪的地方。比如，去亚马逊探险，跟当地的导游在热带雨林里面钻一个月；或者是去北阿拉斯加漂流……反正就是干一些完全可能死在那儿回不来的事情。

“他这个人非常善良，又有好奇心，虽然对科研很严谨很专注，但是完全没有所谓教授的架子，说话很幽默，脚上穿的袜子都经常是花里胡哨的，不知道从哪买的。所以，圣诞节开Party，我们也会专门捉弄一下老板。”

正是如此“不着调”，让陈婷意识到：“这样做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架子端起来，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是个人物。”陈婷说，做科研不需要也不能有等级观念，因为科研90%做出来的实验结果都是自己不想要的，甚至是与自己的预想完全相反的。

“如果有个明确的上下等级关系，学生就不敢把这些结果告诉我，因为这样就等于在证明老板的猜测是错的。

“我们实验室已经建立起来一种观念——我瞎猜的基本上都是错的！学生们特别喜欢积累这种证据，以证明我错了为荣。”

不难想象，一个“没有等级”的实验室，风格是直接而专注的。在科研中，陈婷心直口快，不绕圈子，只要发现学生的问题就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来。刚开始，有些学生难以接受这么直接的方式，只要遭到质疑，他们就立刻躲进自我的保护套，要么沉默，要么现编一个理由来辩解。

对这样的学生，陈婷告诉他们：“Answer the question, not the tone.”——回答别人的问题，不要在乎别人的语气。“不论谁提出来，问题本身是独立存在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她说，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本身，而不是对方的语气。

顺理成章的，陈婷最想对学生，甚至对一切想要做科研的年轻人说的话，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她说：“别人又不用干活、不用花时间、不用出钱，他对你的看法有意义吗？我要花我的时间、我的情绪和精力，和好不容易得来的经费做科研，我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她表示，成功与否是他人来评判的，很多人做事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看法，博得别人的认可，但这完全不重要。她自己之所以选择做科研、并愿意承受过程中的痛苦，是源于内在的好奇心和对未知世界的追求。

“自研究白癜风后，我们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陈婷兴奋地说，目前她手头有多个“超级有意思”的课题，临床医生也会提供一些罕见的病例。

“有的病例太难得了，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这种皮肤病的免疫豁免机制，进而开发能根治的药物。”

应该怎样做导师？陈婷认为，导师在科研中的主要作用是确定科学问题。“学生在这个阶段受到知识和眼界的限制，往往无法判断哪些是好的问题，而科学问题决定了最终产出。”

但这并不是全部。除了学术指导之外，陈婷还要充当“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在学生情绪不对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心理疏导。

陈婷的学生，也是白癜风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徐子健，把导师经常提到的理念总结成了“四条腿理论”，并在这个理论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所谓的“四条腿理论”是说，人生需要四个支撑点：首先，作为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其次，作为家庭中的一员，要和父母、伴侣与子女建立良好的关系；再次，要有自己的工作或者事业追求；在这个基础上，要在更大范围内思考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实验室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人生只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一旦遇到大的挫折，整个人生就很容易垮掉、再也回不来了。”陈婷说，“没有谁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你的身体随时可能出状况、事业随时可能受打击、家庭关系也存在出危机的风险。这样一旦其中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其他‘腿’可以起到支撑作用，帮助你慢慢自我修复、走出困境。”

她思索片刻，接着说：“总是有人问女科学家‘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这种问题，我挺反感的。因为这个问题的预设就是错的！之所以要平衡，是说家庭与工作处于‘你高我低’的对立面。而家庭和工作对个人而言都是必须的，两者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提到“女科学家”这个话题，陈婷认为，科研对女性而言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科研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大部分的成就感完全能够由自己掌控。“我实验室的很多女生头脑清楚、手又灵巧，非常有主见，比同龄的男性成熟、靠谱得多。因此，只要有能力和兴趣，科研对女性而言是一份好工作。” 此外，社会还应该转变对女性的偏见，“并不是女性没有能力做科研，而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女性在科研中的重要性。”陈婷说。

那为什么女学生这么多，而女PI却这么少？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女性要生孩子。”陈婷如是回答。

陈婷说，女生在读博士期间没什么大问题，但博士毕业后做博士后，年龄一般在二十七到三十五岁，这个阶段既是女性生孩子的黄金年龄，又是科研爬坡的关键时刻。女性一旦生了孩子，能投入工作的时间就会受限，而同年龄的男性就不会有同样的问题，那么在公平竞争的就业环节女性跟同年龄的男性比就很难胜出。因此，陈婷常对女学生讲：“如果你要选择做科研，要么有个好老公，要么有个好老妈。”话语中包含着些许无奈。

讲到这儿，陈婷忍不住吐槽：“很多男PI经常吹嘘自己周末不回家，对家庭贡献很少，并且以此为荣，觉得这是个特别了不起、值得炫耀的事情，完全没有从自己家庭的角度去考虑。”

话虽如此，实际上，陈婷坦承，在实验室建立初期，自己对家庭也完全是“零贡献”。在至少一两年的时间里，她常常在一天的忙碌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坐在沙发上倒头就睡，每次都是被家人叫醒，才进屋好好睡一觉。到后面几年，才开始尽力陪伴女儿，一有时间，就和女儿在一起参加户外运动，寒假一起滑雪，暑假带孩子去爬山、远足。

陈婷和女儿攀登四姑娘山丨供图：陈婷

陈婷认为，只有解决好育儿的问题，女性才有可能在科研上施展身手。她以自己做博士后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为例：除了为科研人员提供非常便宜的宿舍，学校还在校园中心建了非常棒的幼儿园：幼儿园有一流的师资力量，而且收费是根据父母的工资进行阶梯性收费；为了让新手父母们带好孩子的同时也能做好工作，洛克菲勒大学的幼儿园甚至安排了给父母们的心理辅导服务。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让学校的教授、博士后们每天上班就能安心的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上楼就能一心一意搞研究，可以兼顾家庭生活和事业追求。

所以，与其空喊口号，不如多做实事，就是多建立一些高质量的幼儿园，帮助女性解决育儿难题。“让爬坡关键时期的女性科学家能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科研上，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半边天’对科研的贡献。”

陈婷的“四条腿理论”，与她的女性身份不无关系。作为母亲，她更能理解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在人生中的作用。而做导师的过程，也让她在子女教育上有了与众不同的心得。

陈婷经常和女儿小米聊心理，聊对人生的认识。带学生的经历，让她认识到打压式教育导致的严重后果，也让她在女儿的教育方面有了不同于一般家长的认识和做法。

在她的学生中，很多人从小被家里严格管教、实行高压政策，一直到大学。“这种明确的奖励或胁迫机制使他们极度缺乏科研探索的内驱力。”陈婷发现，他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个明确的奖品在那儿等待着，才有做科研的动力；反之，没有了出题人，他们就很难在科研这张空白纸上写出答案。

因此，陈婷没有选择像大多数家长那样给女儿报课外补习班，而是一直注意培养她的自学习惯。上初中后，女儿意识到了自学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自主学习的乐趣。到了周末假期，陈婷常带着孩子爬山游玩，母女关系亲密又平等。

“以前我觉得她就是普通的妈妈，现在才知道她非常了不起，科研做得非常棒。”女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