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对了，生活就对了，努力就有意义了。福柯就那么突然的成为一门列在我繁忙考研过程中翘不掉的一门课。所幸，他闯进来了，和潜在惯有的兴趣发生着碰撞。
福柯常说，概念的配备，在严格意义上就是提供一个“工具箱”。然而，概念被制造出来、被固定下来，而后它们还可能被抛弃、被修改，或者其含义被进一步扩大。概念就这样始终处于一种不断修补和移位的运动之中。
从福柯的《词与物》以及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来看，“天马行空”是他极为突出的特色。他不仅注重自我的创造，创造和发现新的概念和研究方式。而且对读者仍然留有巨大的发挥空间，在这种开放性的过程中，读者也总能产生新的灵感。
一、语言的边界。
在福柯的一生中，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影响难以磨灭，因而，海德格尔的那种“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为福柯思考问题的底色。
同样的，在课堂上接受的新的观念和意识，无意中会成为我们新的思维底色。语言影响思维的说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为我看待身边各种现象的检验石，一方面希望能先从感性的认识上对这个问题有直观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带着这种新的认知看待诸种现象，确确实实帮助我打开了思辨的大门，对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入，对一些已经麻木的现象可以重新思考。
“舒适区”的概念我们都不陌生，对于舒适区的妥协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止步不前的根源。这种妥协往往又以自我催眠和自我安慰为辅助方式，语言的力量在此可见一斑。另外一方面，阶层的固化在当前也日益引起关注和研究，“寒门难出贵子”也一度成为热门。其实，处在象牙塔里的我们还好，当回到乡下，回归乡镇，我们就会发现，一代人和一代人，大家说的话，做的事，关注的问题，变化并不大。真正限制人的就变成了语言。语言的边界决定了人们“知识”的边界，继而限制了我们世界的范围。
就只这一点来说，和福柯人文考古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碰撞，着实算得上在自身语言边界上的一次扩展。
二、走向理性批判。
福柯认为，凡文本都与历史、权利、知识和社会相联系。他也曾说过，作为知识分子，“当特殊性出现时，我尊重它；当权利触犯普遍规律时，我违抗它。”这种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我觉得无疑是我们走向政治理性批判的一种重要和有效的态度。在话语权表面上繁荣和自由，但事实上处于有限的情况之下，接受的同时保有清醒的判断力，能怀疑、打破亦能保有自我、重建是基本的平衡。
从语言、疯癫到监狱、性史的研究，福柯的每一部著作都与他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是用写作来实践自我。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偶像”尼采的格言：“成为自己”。他能走进马克思，也能最终在一次又一次反叛中找到尼采；他从中学开始便受伊波利特的影响，但最终也成为了伊波利特口中“哲学本身”。
《词与物》中，福柯对从文艺复兴时期经古典时代，直至现当代的西方知识史和思想史做了全新的梳理，勾勒出人文科学诞生的历史脉络及其被反人文科学取而代之的命运。这一方法从出现开始就体现着他在知识的流通中，发现其运行规律也把握权利的作用，学会反过来拷问我们的知识体系。秩序不仅仅是被规定的，任何秩序都有一个他自身的规律，这些内在的根源便是福柯研究和探索的关注点。
“知识”是不重要的，思想是不能没有的。他的思想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福柯认为，尼采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哲学的话语方式；那么，福柯的出现则无疑改变着人们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态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三、场基本身——福柯思想的精神价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上世纪90年代，北大校内曾活跃着一些自发性学术团体，其中的“福柯小组”很活跃，在圈子里颇有名气。大家一起逐字逐句的翻译福柯的作品，虽然最终未能出版，但大多数成员都成为了当前颇有名气的大家。成员之一的张旭（人大哲学院副院长）说，那个时候的“福柯小组”像一个“无形的学院”。
课堂上对《词与物》的研读，所理解到的知识或许还只是囫囵吞枣，但这种具有冲击力的头脑风暴也好，逐字逐句的研究和延伸也罢，最终，我们因为思想的共通在精神上聚集在了一起，这个巨大的场基便是福柯。
福柯的哲学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哲学。这种非同寻常的哲学激情只存在于少数哲学家身上，大多数的哲学家都缺乏这种激情，因而也很难激起人们追随他们的激情。他们只是对那些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的权威，而福柯却能在各个领域中都找到读者——他能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聚集在了一起。这样的现象，在福柯之后几成绝响。
2017年9月—12月 于SWU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