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唐01——隋炀帝,并非才浅德薄,只是执念太深

读大唐,自然绕不过隋朝。在历史长河中,隋朝就像是一道流星,短暂却灿烂。即使后世人提起隋炀帝的第一反应、是“守不住父业”的纨绔皇二代,是“滥用民力修筑大运河”的残酷暴君,是不顾现实、只纵情享乐的昏庸君主,却依然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隋朝40年,奠定大唐盛世之基。


提起隋炀帝杨广,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之感。先来抛开他的那些符号化形象,来看这样几个事实:史书记载,杨广在年轻之时,就是隋文帝夫妇最喜欢的儿子,既有文学才华,又有高超的政治、军事手段,当世百姓更认为这是心目中最贤明的皇子。又比如,他是隋文帝的二皇子,却依靠一系列文治武功,夺取长子杨勇的太子之位。也许这一过程有小心机之作,但隋文帝毕竟也是老江湖,看人眼光应该也不会太差吧?再比如,杨广在即位之后,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南征北战,希望在父辈留下的雄厚国力的基础之上,开创一个更加繁荣、辉煌的盛世。我想这一系列“有所为”的举动,也并非是一个只顾贪图享乐的皇二代所能做出之事吧?

只是,杨广胸怀大志,却是操之过急。而他性格的缺点,也注定导致他在某些关键时刻做出一些决定,也终将让他的王朝一步步走向深渊。

杨广性格缺点之一,是偏执

杨广的年号为“大业”,从年号中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希望开创出盛世大业的人。于是在即为之初,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大兴土木,如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驰道、筑长城、盖行宫、造龙舟等。这其中,也许一半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但一定有一半,是为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二是打仗,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控制西域;继而经略海外,南平林邑(今越南南部),东征流求(今中国台湾地区),宣慰赤土(约今马来半岛),使得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承认隋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且遣使入朝,称臣纳贡。


这两件事,都是对国力最直接的考验。基建,修的是钱;打仗,打的也是钱。这是盛世,是他老爹苦心经营一辈子、国力正繁荣增长的王朝,他有基础去做这些事情。但凡事有度,说到底隋朝的开国也不过24年时间,就算是积累了一些家底,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如果都是顺风局,也许杨广的问题还不会暴露的这么彻底,可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高丽”的国家。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打了这么多国家,还都很顺利,可偏偏就还有“高丽”这个国家没有打。正巧,杨广有次出巡,遇到了高丽的使者,极度膨胀的皇帝威胁使者,你若不来朝贡,我便踏平你家。然而高丽皇帝也是硬气,偏偏没当回事。这一下把杨广惹恼了,当即下令:打。

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三征高丽。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三征的结论:第一次,败;第二次,再败;第三次,高丽投降,无疾而终。而这三次征讨,更能说明杨广内心的偏执。

在决定打高丽之前,隋朝的国库已经随着前期大兴土木和大范围征战而濒临耗尽,当时的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平稳发展。但杨广并没有考虑客观情况,或者也并不想考虑客观情况,仅仅为了一片弹丸之地,就要倾尽国力去打,此为偏执之一。第一次失败后,数十万将士埋骨他乡、国内民生凋敝,可1年之后,杨广为了心中这口恶气选择二次征战并再次失利,此为偏执之二。二次征讨时国内发生贵族杨玄感叛乱,虽用时两个月平定,但这给原本衰落的国势雪上加霜。杨广皇帝却执意再征高丽,此为执念之三。有一个细节更能看得出为何我讲这是他的执念:第三次征讨时,高丽一反常态、直接投降。而杨广,也仅仅是接受了这一投降,并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动作,就班师回朝。这也更能说明,对高丽的征讨,更多是为了杨广内心的满足,而征讨的过程、结果、是否真的要做一些事情,其实都不重要了。就像一个强壮的孩子被一个比自己瘦小很多的小孩骂了一句,就要找对方报仇,必须让对方认怂才行。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问,你认不认怂?对方只是懒洋洋服了个软,他就把刀一扔,开开心心地回去了,即使对方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个伤口,让他伤痕累累、血流成河。


杨广性格缺点之二,是脆弱

杨广三征高丽之后,发生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插曲。皇帝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高丽入朝觐见,却不想人家根本没把他的诏令当回事情。杨广大怒,在满朝文武面前放言要四征高丽。当然,这时候的隋朝,已经没有实力让他这么折腾了。常年对外战争和内部动乱四起,隋朝已经不是他即为之初的隋朝。也许是为了缓解心情,杨广决定进行北巡——也就是前往山西一代巡视。

好巧不巧,东突厥的首领早就盯上了他的行程,亲率大军准备把杨广一举歼灭。而当敌人已在眼前,真正把杨广的北巡变成了一线战场的时候,杨广心胆俱裂,一把抱住幼子杨杲纵声大哭。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一个帝王刻意维系了大半生的骄傲和尊严瞬间坍塌。剩下的,只有与常人毫无二致的恐惧和软弱。

上天眷顾,帮助他逃回了东都。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更加反映出这个帝王内心的脆弱:东都朝堂上,他询问叛乱镇压的情况,凡是说实话者,皆被杀或废黜;当他决定南巡出游,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却被杨广不由分说地扔进了监狱;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当洛阳粮仓受到攻击,需要杨广下令救援时,他竟然把前来求救的官员发配远方......


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杨广是知道,现在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但他一次又一次的宽慰自己,没事,还有这些大臣们。一次次地把眼睛放到眼前的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中;又一次次地,把那些知道并提出真相的人罢黜、流放或斩杀。为什么?因为内心的脆弱。他不愿承认自己错了,不愿承认自己的王朝已经渐渐远离自己的掌控,更不愿意相信自己即位以来如此强盛的国力竟然已经衰微至此,连一些普通的叛乱都搞不定。他只愿意相信自己喜欢的、希望看到的,无论真相是什么。就好像伤疤,表皮好像愈合,而伤口已无药可救。维持着虚假的繁荣和表面的光辉,终不如忍痛承认自己的失败,一点点擦去那脆弱的浮皮,直面千疮百孔的伤口。

结尾

偏执+脆弱,如果一切是顺风局,如果一切磨难没有来得这么快,我想杨广能够撑得久一点。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他拥有了这两种性格特点,并用皇权一步步加深这两种性格带来的正向反馈,也就意味着他亲手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终将自己推向了深渊。而作为后人,我们能做的,是正视自己,并在不断产生的决定、环境、结果、反馈中去修正自我,去弱化自己性格和自身中那些不好的成分,从而慢慢塑造理想中的自己。如此,至少我们从先祖的人生中,收获这些久经时间沉淀的真理。

当然,叛乱进行到后期,已经不单单是由普通底层农民发起的简单暴力行动。镇守各方的一方诸侯、皇宫内感到风向不对的强权贵族,都跃跃欲试、厉兵秣马,随时准备逐鹿中原。这其中,有无数流星划过的势力,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瓦岗李密,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等在河东、陇西、河西、江南等地迅速崛起了一个个割据政权,都预示着这片土地的主人即将更迭,而大唐,也正由此一步步走来。后续文章中,将继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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