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困（随想于2020年前的一个月）

不谈理想希望，只说浅见薄识:

多年前，翻阅《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时，涉世不深，深为其中的农村变迁感慨，个中所述仍历历在目。多年后，机缘巧合，亲身参与了这场举全国之力的盛举，感受了来自大厦根基的淳朴、良善与本真，见证了一群父老乡亲的悲欢冷暖与喜怒哀乐，有热爱，有感动，也有心酸，为自己也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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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贫困原因，普遍都认为是懒惰、笨拙亦或无责任、混日子等等，似乎所有负面形容都应该成为贫困原因的代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因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总之会有一千句一万句的“原因”能够硬贴上去，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少部分就是原因，但不是全部；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长期处于贫困的群众，在从未消减却始终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只有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快速获得财富上，却忽视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目标，其结果便是心理的焦虑和手中资源的无端“浪费”。当一个人特别贫困的时候，智力和判断力都会显著下降，就会降低“逐利”的门槛，蝇头小利就可能会让其失去理智，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简单的给钱给物也不见成效的关键所在，因为贫困的思维模式会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这些钱和物，钱和物可能用于购买现实所需，但不会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投资于子女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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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真的是因为“短视”吗，是也不是，在一定条件下，“短视”就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短期收益的风险低，而长远投资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也更高。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可以容忍的；而对于真正的贫困的群众，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甚至根本无力进行投资。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远远高于贫困之人，可以立足长远，静候花开。而贫困群体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等不起”或“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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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贫困成为常态的地方，贫困很容易代际传递，辍学率也高，这是因为贫困让他们经常过于低估自己的决策在命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越低，就越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决策的错误就会导致现实的窘境，从而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论调。另外一方面，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往往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其实，不是贫困让所致，而是比较使然，社会比较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欲望的激发与满足往往与社会比较有关。单纯的贫困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智模式，但比较后的“不平等”可以办到，人们需要从“阴谋论”那里得到“确定”的答案。由于生活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在面临外部风险的时候又具有较强的无力感，贫困的人比经济条件尚可的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确定的、唯一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是一种相对的状态。而贫困之人会以较为富裕之人的生活标准、方式和要求作为参照系，即便实际生活水平相比过去提高了，已经达到了脱贫的标准，他们仍然会心怀不满，于是便有了“拒不脱贫”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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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顺境中的人，往往居高临下地看贫困群体，认为贫困是个人的禀赋或德性使然；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成功人士”取得的成就里，很多都是借助所处平台或身份符号而得到的罢了，比如企业家因其资本做大或进入决策议政层面便能够获得更高的授信额度或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是身份红利；一位学者因其所在平台或机构的声誉而能够获得更多参与或主持项目的机会，这个机会会让其得到可能百倍、千倍于课堂授课的收入，这就是平台效应。然而，贫困群体暂时甚或终生都不可能有这种身份红利或平台效应，甚至自身的人力资本回报也经常被打折扣，也就是国家不遗余力始终在解决的恶意欠薪问题。当你身处霓虹闪闪的大都市，可曾知道还有在用蜡烛的小黑屋？当你在灯红酒绿中狂欢，可曾知道还有只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本分？所以不论处于哪个阶层、哪个岗位亦或拥有何种身份，即便不能倾囊相助，也都应对贫困群体抱有平等、公正、善良的心态，绝非颐指气使、指手画脚甚或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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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大夫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讲“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更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便落魄之时仍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怀气度，唯愿象牙塔中的国之栋梁在精于学术、练就本领之时能够践行阳明先生之知行合一之理，大到为国，中到为民，小到为家，多些忠心、诚心与精心，多些乡土、乡音和乡情，共促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天下大同之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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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借用一位学者的话做尾：

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