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回忆录~老哥整理加工

我的故乡——桥头店

我在十一、二岁以后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去了,时隔五十多年的今天,对家乡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只能说一说小时候记忆中的故乡了。

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某天(阴历三月廿三日)(注1)出生在霍邱县桥店乡的一个叫桥头店(注2)的小集镇上。桥头店是原桥店乡政府所在地,我家老几代人一直都在这里居住。

整个桥店乡方圆有十几公里,总人口约有两三千,住户以孙,王、朱三大姓氏为主,其中又以孙氏家族人口为最多,当时,姓孙的家族就有一千多口人,占全乡的三分之一以上。

桥店乡地处大别山向北延伸的一片丘陵地带上,可谓地薄水寡,穷乡僻壤,当时连一条公路都没有,是个鲜为人知的乡旮旯。

说来也奇怪,这么个穷地方,仅靠几亩薄田,解放前却也有人过着小康以上的富足生活,别看这个穷乡僻壤里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孙家是个大地主,仅楼堂住房就有三大片,什么高堂楼,孙家大畈,高庄子,那真是青砖瓦舍,飞檐雕柱,非常有气魄。这财源从何而来,前辈们没说过,我也无从知晓。

桥头店的南面多是孙家,西面和北面也有零星的孙家小庄园。孙家在当地最为富有,共有八大庄园。有孙家老楼,孙家高庄,孙家大畈,孙家老圩,孙家马塘,孙家甲塘,孙家下畈及孙家北圩子,庄园上的房屋多半都是砖瓦结构的古典式建筑。解放后,庄园上的户主基本上都被划为地主分子,成了被管制的对象。原有的庄园,后来也全部被强行拆除,寸瓦寸砖都没留下。(我曾听家父多次感叹这事,他不理解,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全拆了,分给后人们住多好呀,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桥店人一直都住在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所变化。所以家父印象中的家乡给他留下了“穷乡僻壤”的概念。)   

王家有名的庄园只有一座“王家老圩孜”,人口虽不多,但在当地比较有势力。据说解放前多出土匪。解放后,我们的本乡乡长就是王家子弟。当地有句民谚叫“王家胡子撬一撬,孙家祠堂改成庙”(注3)。意思是,孙家是上千人口建了个祠堂供祖先之用,而王家没有供奉祖先的场地,为了摆平两家的声誉,王家的当头儿(乡长)就说了一句话,把祠堂就改成了庙,孙王两家都用一个庙宇,供奉两家的祖先。这所仅有的祖庙,解放后先是做乡政府的住地,后又改成桥头店唯一的一所小学校。

朱家人口也不多,但比较注重教育,解放后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任教的都有十来个。

虽同属孙氏家族,可是我家在解放前就一贫如洗了。我的曾祖父因染上抽大烟的恶习,从他那辈开始就从孙家老楼搬迁出来,全家住在非常简陋的土墙草顶的小四合院里。后来房屋又被一把火烧为灰烬,我的父辈老兄弟三个就又各奔东西,分家单过了。

解放初期,我家被划定为贫农成份。五七年农村在重新评定阶级成分时,我家虽然清贫如洗,早已定为贫农成分,可因我的父亲在任乡村私塾先生时,曾经体罚过当时的桥店乡的乡长,他利用职权背着驻乡工作队硬是把我家重新划定为地主成分,我的父母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长达十八年之久,那么我也就自然的背上地主羔子的臭名,到了七六年才得到平反,恢复贫农成分。

孙家虽是当地的大地主,有钱但无势。是靠祖辈们勤劳动,重节俭累出的“肉头地主”。由于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一代又一代都是愚昧无知但守本分的土地主。孙家家族大约有千余人口,在解放前仅有极个别人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毕业的几名大学生,也都是光荣的人民教师或是工矿企业的工程师,没有一个在官场上任职的。仅有初中文化的我,在淮南煤矿从当一名矿工起步,由于党的培养加自己的勤奋努力,一步一个台阶地被提拔当了干部,到八十年代就升迁当上了堂堂的矿长、处长、经理。在孙家乃至桥头店乡,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后来还在霍邱县的名人录里挂上了名。

一九四八年,我正好十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解放我们这块土地。时局混乱,土匪们便趁势抢劫民财,搞得人心惶惶。百姓遭殃,三天两头跑“反”,东躲西藏。这年春季,我们一家人就跑“反”到了一位黄姓亲戚家暂住。这家亲戚有位我称为大哥的,是位算命先生。一天闲着无事,就给我算了一个命,说我是“貌不惊人,无大出息”。当时,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孩子,但我记住了这件事。后来长大了,还真把这事上心了。一遇到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不有了什么不顺心和难题时,很自然的就联想“无大出息”这个贬意之词,无形中它又变成了对我人生的一个鞭策激励之词了,我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时至今日,回顾此生,我感到我还是个比较有出息的人。

再来说说我家乡的那条街

桥头店是个很小的集镇,地处一条小河的河套弯里,地势不平,是这个穷窝里的农贸小市场,逢双赶集,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都会前往这里,交流些油盐柴米、蔬菜和日用品。小小的街道呈“三叉”型,有座小桥就在“三叉”口上,桥头店因此得名。

我的家就住在这条小街上,,那里有我儿时的记忆。

说起我家乡的那条街,它很小,全长也不过三十多米,从东到西步行也只要两三分钟。小街道加上住房也只有十多米宽。街道两边加起来也只有十几户人家,总共也就七十多口人;说起我家乡的那条街,它很破,总共只有近五十间破草房,大小不一,高矮也不齐,显得十分破旧;说起我家乡的那条街,它很杂,虽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十来个姓;说起我家乡的那条街,它很穷,除了两家有个固定职业,两家是行医的,两家做个小生意的,一家是教师的,其余都是混穷的,是些吃了上顿想下顿的穷光棍。

要说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只有三家人家。一个是姓赵的,叫赵某芳(记不清楚了),是看地的道士先生。要有选地盖房子的,或是安葬老人选个风水的,他就背上罗盘,随叫随到。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都有个手艺什么的,一个织布,一个做挂面的,还有个小儿子大我四五岁,当时还小,整日在家玩耍。另一家就是姓王的,老子连种地又兼作个小生意,有个儿子在农村小学当老师。还有一家姓李,外号就叫李烟匠,听说从河南迁移过来的,靠着一身横劲,整天两手紧握推烟机,专门生产那种细烟丝,摆个小烟摊卖旱烟过日子。因为他学过拳术,会点拳脚功夫,人们都有点怕他。可他就有个儿子不大争气,学了点功夫就走歪了,招事惹非地常出点乱子,搞得他一家人不大安宁。在我离家去求学后,听说这个不争气的孩子进了劳改队。

一条街虽都穷点,还算是比较平静,那时候人都比较忠厚老实,人与人之间都和睦相处。

要说我们家吧,说来话长。我家在曾祖辈时是真正的地主,到我祖父辈就囊空如洗,三间破草屋在街头上混穷了。

我家的老头子,可以算是个“穷爷们”。因为我家的辈份高,我的父亲又排行老六,左邻右舍的统称我家老父亲为“老六爷”,我的老母亲人们也称“老六奶”,是辈份争上了个“爷们”。别看我虽小,可在街上也统称为“小老头”,当我刚出世时,就有人称我为“爷”了。

沾了大户人家的光,家虽穷,但辈份高,称爷的,称太爷的,抬的很高。当地不管姓啥的,都统统这么叫,因左邻右舍,亲连亲,户连户,沾亲带故的,无形中就比着叫吧,邻里们也就都这么称呼。谁家有个事,需要给出个主意的,料理个事儿的,或是家庭有了纠纷不和气的,总好找“六爷”摆个理,评是非,或是处理婚丧红白喜事的需要帮助料理一下,也总有人来请“六爷”,天长日久自然就成了个街头的小绅士了。可那都是琐事尽点义务。父亲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也就养成了“家里懒,外事忙”的习惯,整日游手好闲,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也很少过问。好在他有个非常善良又有些才学,有深厚私塾底子和对中医有较高造诣的老岳父。在我父亲只有十来岁时,就被这位老岳父看中了,亲自教他文化,手把手教他中医,让他能知书达礼有个手艺挣碗饭吃,希望等他的女儿进了孙家门后不会受苦。

我有位老姐姐,大我五岁,她是老母亲的得力助手。她跟着老母亲什么都干,什么都忙,自己有时也累的哭鼻子。见到母亲一天累到晚,心痛的放声大哭那是也常事了。

有年夏天,母亲在炎热的太阳下,扒黄土和泥准备泥锅腔子来卖,天也太热了,累得全身是汗,因劳累过度,一头晕倒在地上。老姐姐年纪也小,扶不起她来,急得我的老姐姐哭起来了,我也跟着哭,三个人一齐都倒在地上,大约半小时后,还是门邻的老表姐路过这里,才把我们娘三个拉了起来。

因母亲有头晕的老病根,有时晕个七天八天都不能抬头,她也要扶着墙,坐在地上洗东西,睡在床上不愿停手上的活。

母亲在菜园子留了块地,种上板蓝根,作染料用。板蓝根长大后,再割下来泡在水缸里,过半个月左右,用木杠使劲挤压出汁水,就可用来染衣服了。就这个活计,老母亲要劳累两天时间,才能染出三五丈衣料,做出三五件衣服。我们家七八口人的衣服,全是老母亲这样精心制作出来的,虽是土布粗衣,穿在身上也十分漂亮。后来我上中学时就是母亲专门做的一套新衣,穿在身上也感到乐和和的,美极了。

一九五九年,母亲因长期劳累,加上吃的不好,一年到头,不仅吃不上荤菜,连个豆腐罗卜都吃不上,一年到头都只吃她自制的老咸菜,那咸菜馏得全成细面粉式的菜泥糊了,只有点咸味没一点油。长年患有头晕病,又是小脚,全靠一付脚后跟支撑全身的重量,柱着棍才能行走,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了。

一九六O年,官方对外宣传讲的是水旱成灾,颗粒无收,是个灾荒年。实际上是雨水丰沛,五谷丰收的好年景,问题出在全民搞大跃进,实在是大胡来,粮食烂在地里,也不准老百姓收割。其实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了那一年全国饿死二三千万人呀。那年我冒着风险,赶回老家专程去看望我爱人的姥姥,她老人家年过七旬了,独身一人住在乡下。沿途看到都是草木过人高,五谷满田园,可地上的庄稼政府却下令不准收割,饿死人的事也不准讲,谁讲了真话就定罪抓人。在我回家的路上,看见行人走着走着路,只见嘴里流出一口清水来,就摔倒在地上不出气了。

我家当时已从集上迁到乡下,所住的桥店学堂村,原有七十八口人,六O年一年饿死了四十九口,生存的只有二十九人了。我们家的大嫂和已十一岁了的小侄子,就是那年是饿死的。小侄子临死之前,向奶奶要口饭吃,他说:“奶奶,能给我一口饭吃,死了也就闭眼了。”

那时,别说吃不上饭,就连青草树皮都吃上不嘴了,老母亲身体瘦得全身一张皮,右手皮下还生了脓疮,也无钱买药医治,最后是活活烂死的,受的罪无法说。因被错划为地主成分,死了连口棺材也不准睡,仅用两块破烂木板把人夹在中间,抬下地埋上的。每想到母亲死得这么惨,我都不由自主地哭上一场。

母亲啊,您一生太苦了,一辈子穷困潦倒,劳累终生,最后还惨死在天灾人祸的乱世之年。您从小生在中医世家,本来应该是吃不愁穿不愁的幸福家庭,可惜呀,在您七岁时你的母亲过世,从此您就担当起服伺父亲的重任,后来您父亲娶位继母,又抱了一个仅岁把的小弟弟,您即养老又养小,小小年纪就担当起姥爷家四口人的吃穿烧燎的全部家务。嫁到孙家后,也没能让您过上几天的好日子。

母亲啊,我对不起您,儿子不孝,儿子有罪啊!

以下是老哥的注解:

据我所知,后来爷爷家搬离了那条小街,下放到一个叫学堂村的乡下(我和妹妹童年时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爷爷和大伯就成为真正的农民了,我猜想,这可能是爷爷家被重划为地方成分以后的事了。现在爷爷和大伯已去世多年,父亲也因阿尔茨海默病,口不能言,具体情况也无从可知了,甚为可惜。

记得有一年(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父亲带我们全家回乡扫墓,我们是从三无店徒步去桥店的,曾途经过那条小街。小街还在,只是无处寻觅当年的祖屋了。当时父亲指着一片空地,说这里就是他以前的住处。比划着哪里是老宅,哪里是菜园,哪里有他当年种的小树等。可现在已都夷为平地,面目全非了。对着眼前了景象,父亲颇多感慨。

父亲提到爷爷,我想在这里说几句。

我和妹妹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和爷爷、大伯一起生活了四、五年。当时他们已经搬至学堂村了(那时应该叫学堂生产队)。后来,在我们返回淮南念书时,爷爷和大伯一起跟了过来。直到爷爷和大伯相继离世,我们都再也没有分开。爷爷是于一九七(八?)年在老姑家探亲时逝世的。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爷爷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眉目疏朗,相貌端庄,留着一把雪白胡须的慈祥老人,整日叼着早烟袋,不多言不多语,诸事不问,无忧无虑。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他从没对我们兄弟姐妹发过火,好像也没和别人起过争执。。

有年夏天,我生病了,撒娇要吃西瓜。爷爷二话没说就出了门。可我等了半天也没见他回来,心中十分不悦。等他到家时,已经汗流浃背,满面通红,手里拿了根化了一多半的冰棒,一个劲地给我解释,大街小街他都跑遍了,不巧,就是没见到一个卖西瓜的,你就吃个冰棒降隆温吧。——我的爷爷啊!

爷爷可能也有另一面。一次我听老姑家二表姐说,她们全家都有点怕爷爷。爷爷去她们家时,如果遇到让他生气的事,就会长长地“哼”一声,当时全家大小没就一个人敢吱声的。

在我看来,爷爷应该是最疼爱他的老儿子和小闺女了,可两家的孩子们对他老人家的印象可能稍有不同,我们姊妹几个对老人家是“亲近”,表兄妹们对老人家是“亲敬”。

爷爷懂医术,我是知道的。记得小时候在老家时,亲眼见过他为人家看病。当时有个小孩,可能是“起嗓子”(上呼吸道发炎),爷爷用一根筷子压住孩子的舌头,端详了一会,马上就告诉那家大人给孩子用点什么药,不两天就见那家人家眉开眼笑地来向“坳六爷”道谢来了。爷爷的医术,乡邻们是相当认可的。

说起来,爷爷算是我和妹妹真正的启蒙老师。当我和妹妹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写信给他,说是我们大了,该念书了,让爷爷先教我们兄妹认认字,为回淮南念书打个基础。我记得爷爷对我们读书这事是相当看重的,当即去桥头店集市上,买了墨水和毛笔,回家后又找来硬纸盒,裁成一条一条长方形的小纸片,用毛笔在上面写上五字一句的常用生字。爷爷的字,工整俊秀,非常有功力,我至今记忆犹新。爷爷教我的“天地人心好”,应该是我在这个世界最早认识的五个字了。

一回到淮南,爷爷就拿出那些小纸片,让父亲检验我和妹妹的学习成果,看着我们对答如流的表现,爷爷的成就感是再也藏不住了,不自觉地从嘴角流露出来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只顾自己得意,没有真正注意到爷爷当时的表情,纯属“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但我确信它并非完全杜撰。

几十年过去了,爷爷教我们识字这事我印象还特别深。我甚至至今能记得当时他买的什么样的笔墨,裁的什么样的硬纸片,以及那笔漂亮的毛笔字。

我也不明白,爷爷识文断字,又通医术,为什么没有用这些本领谋个职业,靠它养家糊口,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减轻奶奶的负担和压力。父亲表示不理解,应该是心疼奶奶的太过操劳和艰辛。

其实爷爷在解放前当过私塾先生,只是解放后无法再从事这个职业了。以贩夫走卒为业,爷爷肯定是不屑的,他应该是放不下那个架子的。我们没有生活在爷爷当时的生存环境中,不敢妄加推断。爷爷可能有他的生活态度,也有他的难处。

不管怎样,爷爷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慈祥、干净、斯文的好爷爷!

注1:我查了下,对照阴历日期,这个日子应该是阳历四月二十三号,星期六,戊寅年。家父一直没搞清楚按阳历算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一直以为出生在阳历五月,但就是不知具体是哪一天,我们过去就把阳历五月一日作为他的生日了)

注2:桥头店现为桥店村,原为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孙岗乡下辖的一个村级行政单位,位于孙岗乡西北部,总面积3.4平方千米,辖13个村民组,总人口3102人(其中农业人口2152人,商住人口950人),桥店村是原桥店乡政府所在地,是方圆数十公里的经济集散地和文化中心。

孙岗乡是安徽六安市叶集区一部分,原属六安市霍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史河冲击平原北侧的丘陵地带,东依淠史河总干,南临大别山,北连江淮平原,西与河南相望。为中原地区东进西出之要地,大别山区之门户。孙岗原辖24个行政村,2014年区划调整为15个行政村。241个村民组,是安徽省最大的国外松之乡,被誉为皖西的绿屏风。

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国函[2015]206号)批复同意将霍邱县的孙岗乡划归六安市叶集区管辖。

注3:关于孙家祠堂的事,我听大伯生前也说过。他说是在解放前,当地有个叫王洪(音)的土匪,很有势力,他插手了孙家祠堂的事,当地就有了“王洪笑一笑,孙家祠堂改成庙”的民谚。相比来讲,我感觉大伯说的可信度较高些,当时父亲还小,不会比大伯记得清楚吧?

你可能感兴趣的:(老爸的回忆录~老哥整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