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下的思索---读《万历十五年》

2016-05-13

        这是第3遍看《万历十五年》了，好书就是如此，每看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次是3月下旬在上海看的，在病房里陪伴父亲，每次三两页、每天十余二十页的翻，对聚散、生死有了更多思考，对于原先不太在意的一些词句也有了新的感受。黃仁宇谈万历皇帝的后半生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许多人不知其意，有些人懂，意却迥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场景下，对于生命的感悟都是不同的，就像一个人置身殡仪馆、陵园、监狱、ICU，更多会体味健康、自由、亲情的重要，慨叹“神马都是浮云”，但这种体会往往转瞬即逝，就如雾霾倾城时，会怀念蓝天，当一片碧蓝时，却时常漠视身边的美好。

        回到本书，谈万历十五年，必然要先说说万历皇帝本身。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我在看前两遍时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黄仁宇教授非要取万历十五年的节点作为历史横断面，而不是雍正十年抑或乾隆廿十年，万历十五年有何特殊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也曾拜读了北大韩毓海教授写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来一探究竟。韩毓海教授非常崇敬黄仁宇，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公元1500年后的这500年历史，世界交通、经济、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使东西交融更为紧密，远古时期的积淀到了引发世界格局质变的时期。所以，研究这个时期，对近世及后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是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转折点。

        历史的转折往往体现着国家能力的变迁。然而，在君主专政体制下何为国家能力？本书看似谈的是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个人的历史，但我认为黄仁宇根本想谈的是国家能力的变化，只是采取“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述事模式。反观《凤凰周刊》一众作者的叙事模式与黄仁宇如出一辙。其实，自万历皇帝之后的中国国家能力为什么会在万历十五年后持续下降正是这本书阐述的重点。近代中国的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主要体现在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和税收体制的混乱、国家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基层无组织能力。

        我认为，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对金融体系的调控能力。黄仁宇教授在书中提到一些金融税制方面的问题，但并未提炼出金融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其实，明朝已经有市场经济了，但缺乏国家的宏观调控，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市场，张居正的一刀切的“一条鞭法”促进了粮食生产的货币化，也导致了农业危机。此外，在国家金融体系方面，自1567年进口美洲白银解决中国内部的货币短缺，逐步使得中国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完全为欧美金融资本控制。而造成明清朝代的更迭的核心也是金融问题，1630年代美洲白银供应短缺是引发粮食危机的连锁反应，是造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1830-1850年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也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

      以史为鉴，十八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的严峻任务就是要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世界金融能源市场的垄断，当前人民币与美元单一货币挂钩，导致我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追随美联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控制权，只有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的关系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国情实施恰到好处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国家能力考量的核心还包括国家的精神支柱。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规则，法制，到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叙及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续，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所有人都无法善终，绝非个人原因能够得以解释，而是环境使然，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时至今日，以道德代替规则的思维遗毒依然存在，如前些日子高铁买票未让座的女孩即深受其害。

        以史为鉴，当前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为辅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方向。对于规则与道德的关系，不能简单的完全的分割，倚靠哪一方，也不能简单地统合。首先要依靠法律建立正义秩序，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同时不排斥道德，通过规则为道德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望成为一个道德纯净的社会。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齐的草地，法治犹如一个农夫，用猎枪抵御强权的侵夺，用镰刀去除蔓生的杂草。这样，美丽的道德之花才会芬芳开放。

        第三，国家能力还体现在基层的组织能力层面。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基层组织许多实际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系统内部不安定。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也是靠人治、道德，而不是靠法制、规则。张居正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种环境下，人人自保，何谈基层组织能力。而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就会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当前，基层的组织能力的问题或许也有相似之处。

　　以史为鉴，历史是不断重复。朋友推荐我再看看唐德刚老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写的是清朝，但写法类同于黄仁宇，首版也是在国外用英文写久。唐先生认为中国第二次大的转型将在50年内结束，届时中国将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民主、法制的目标，毫无疑问，在习总书记带领下，改革的序幕已经揭开，而我们这一代人，正面临抉择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