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登峰造极文字狱时代

前面说过，乾隆初期是难得的文化宽松时期，但自伪稿案和马案等具有反清苗头的案件之后，乾隆认为自己的皇权和尊严受到了威胁。多疑和猜忌使他最终实施文禁，大兴文字狱，并且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比起其父亲和祖父，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类规模案件高达130多起，居于历朝历代榜首。

在乾隆的明示和暗示下，官场上下一度把文字狱作为工作重点。而有些文字狱纯粹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多少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因为文字狱而成为官员邀功请赏的牺牲品。

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人们思想被禁锢，文化被摧毁，民族创造力被扼杀。

让我们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看看乾隆有多狠。

01 疯子也有罪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结果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同年八月，又有八年精神病史的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依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02 皇家名讳不容提及

乡间举人王锡侯觉得《康熙字典》查起来不方便，于是新编了一本《字贯》，他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赏给功臣家为奴。就连禁书积极分子，江西巡抚海成因为这件事的疏忽，而被斩监候。

03 鸡蛋里挑骨头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被指控“大逆”，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皇帝说这里复兴明朝之意，结果徐述夔及其子赐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

04 “古稀”是专属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而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诸多罪状，最终被绞死。

05 彻底消除“不法文字”

乾隆发现，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们视如奇宝，争相传抄，还在上面批批点点，大表赞同。

皇帝要修正百姓的反满情绪，甚至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所以，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各地官员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请示“一体送毁”、“概毁全书”。据统计，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这让中华文化遭受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