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

    回看历史，文人却是一个贬义词。除了“百无一用是文人”，还有“文人好虚名”、“文人谄媚”等等。在道德与才能上，并驾齐驱者可谓少矣。
    文人当中，从心底仰慕两位：鲁迅和梁启超。两位是文坛大家，高风亮节（古代最高评价），是可爱的人。一位是中国的脊梁，一位是中国社会的启蒙老师。
    鲁迅最早从医，最后看到被欺压的民众却在精神上矮化自己及族群，于是弃医从文。笔耕不辍，抨击当权者和企图敲打未觉醒的民众。梁启超一直是探索国家前行道路的先行者，一开始拥护君主立宪和宪政改革，最后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转而追求民主革命。无论作何改变，永远站在忧国忧民的立场。一位以开启民智为毕生之目标，一位以寻求社会道路为一生之所求。
    在鲁迅一生中，但凡有文坛后辈艰难之时，必会给予最大的帮助。我在一段肖军的回忆录中看到，肖军求助于他，尽管自己已身无分文，但却以未出的稿费相助。鲁迅对于整个大家庭的支撑，几乎到了纵容的地步，甚至被自己的弟媳赶出了自己的房子，但也无可怨尤。只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一味忍让，最后的结果是周作人老弟给他寄来一封绝笔信，岂不心寒。作为家中长子，承担了太多父亲的责任，却未能团结这个家庭，这是鲁迅的伤心处。鲁迅耗尽一生，未能看到国家走出动荡，也未能看到一家团圆。若是说，青史刻上了他的名字，却不是他所愿前往的目的。
    《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最让人称道的是，培养了 9个极其优秀的儿女。梁启超之死，其实是一场医疗事故，但是为了不使这场医疗事故引发当时社会对于西医的挞伐，他决定默默接受这场无辜的命运。与鲁迅一样，乐于帮助青年才俊，乐于在经济上乃至自身的资源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康有为与他并列，却是极大的侮辱了梁启超。梁启超乃康有为的学生，但是这位学生对于那位以公款享受的老师而言，其才德超越可不止一点，更何况康有为无德可论。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的目的是救光绪，而康有为却仅仅为了逃命，谭嗣同慷慨赴死。人之本性，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尤可见得。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启超也讲了其他文化界人士对陈寅恪的评价。校长一听，既然大家都这样推崇，就决定聘请陈寅恪。若论不拘一格选人才，梁启超是其中之一。
    论局限性，可能数梁启超最能看透。他不受当时的社会地位所制约，受袁世凯器重，最后却与他分道扬镳。作为保皇党中坚力量，最后发现保皇之路不可行，所以放弃前半生的追求。
    梁启超和鲁迅都是斗士，但是在丑恶者面前，他们都是凛然的战士；在同道者中，他们是同仇敌忾的战友；在晚辈面前，是乐于提供帮助的良师。文人之博爱和超然之气度，在二位身上尤其显著。近代之中国，尤以二位令世人汗颜。伟大的读书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