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的王国藩

 

毛主席接见王国藩及毛主席的批示

       王国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响遍全国的风云人物。他带头组织的遵化县西铺村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他是全国知名劳动模范，中国共产党第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曾任唐山地委书记、遵化县委第一书记等职，1978年因犯错误被免去一切职务，回到生他养他的西铺村务农，1984年7月任遵化县水利局顾问。

       我结识王国藩，是在他退去身上的光环，成为布衣百姓之后。1986年，我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春夏之交的一天，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志荣要我随新华社河北记者站的侯站长去西铺村采访。西铺村自1978年王国藩下台之后，也随之消声隐匿，那种红红火火，各路官员和记者趋之若鹜的景象不见了，七八年间没有一个记者去西铺村采访。

       那天，我们采访了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屈信。西铺村的发展变化让我们感到振奋，村集体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县名列前茅，当年“穷棒子”社的二十三贫农家家过上了好日子。采访中侯站长问了王国藩的近况，没有与他见面。结束时，侯站长要我再深入采访，写一篇反映西铺变化的稿子。

       我第二次去西铺，采访了当年的二十三户贫农，也去了王国藩的家里。王国藩的家是个普通的农家院子，屋子陈设简单干净，土炕，两口板柜，迎面墙上悬挂着他与毛泽东主席握手的大幅照片。中午，屈信书记将王国藩请来，在村主任范竹林家里吃的午饭。席间，王国藩只字未提他以前的经历，也未讲村里的事情，说的都是家常话。那年，他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但酒喝的非常尽兴。当时我想，王国藩随着个人的沉浮，也给西铺这个全国闻名的农业战线的旗帜带来影响，成为官员和记者不敢涉足的禁区。县里终于派人来采访，他老人家虽然没有表露，但内心肯定是高兴的。

       采访后，我写了一篇通讯《喜看今日西铺》。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篇反映西铺的文章。稿子写好后，怎么发，往哪里发，领导出于慎重，让我到唐山市委请当时的市委常委、秘书长柳宝全审阅。柳秘书长又让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李炳良把关。市里的领导看后都说稿子很好，同意发表。这样，这篇通讯以笔名“青荣东”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青荣东”即县委书记李青、办公室主任王志荣、执笔者王旭东三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由此，我结识了王国藩。

      1990年底，我调到遵化市纺织厂任党委书记。这是家中二型企业，座落在西铺村头，是在“备战备荒”年代由唐山华新纺织厂迁建的三线厂子。我到任后曾去王国藩家中去拜访。但是，他在我三年多的任期内从未因私事找过我，反之，我则因厂子的事情求他帮过忙。那是1992年春季，棉花特别紧缺，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我与厂长商议，借助国藩的影响力帮我们跑跑棉花。我与国藩说后，他老人家答应的非常痛快，并约当年的老县委常委王云阁一起去找关系户。那天，我们去天津市棉研所，路上两位老同事谈笑风生，他们对组织的处理没有丝毫怨言。王云阁说，国藩，你现在虽然是个百姓，死后新华社肯定发唁电，名人嘛！王国藩则哈哈大笑。我们到天津棉研所刚一下车，院子里有的人则认出了王国藩，吃惊地说，那不是王国藩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电视还没有普及，但是电影大多是新闻公报，王国藩的形象经常在银幕上展现。棉研所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王国藩在国家高层和社会上很有影响力，可惜，地方上的领导出于政治上的禁忌，未敢利于这一资源。这是王国藩个人的遗憾，也是地方社会发展的遗憾。2005年7月30日，王国藩因病医治无效，结束了他那传奇的一生,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