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抑或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或是其他的像这样的句子。
但其实这只能算是“士人”精神，不能算是“文人”精神。
士人精神强调的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心系苍生百姓，树立远大理想，士人精神最伟大的理想便是“出将入相”；而文人精神不同，文人精神强调的是个人的精神追求，它是建立在个体的美学观念之上的，他们这一群体追求的是个体品格的完善和精神的自由。既有凡人的苦恼又有神仙的自在无忧，这便是他们的最终理想。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士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价值取向，文人精神代表了道家某些方面的价值取向。
以士人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士人心中坚持着舍生取义，他们坚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他们追求者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顾个人的安危也要展现自己一心为国的决心。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我们熟知的文天祥、苏武等。
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提出了当代自由主义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两个基本概念。积极自由指的是想要自己来治理自己，或者是自己也要参与控制自己生活本身的过程的一个欲望；消极自由指的是希冀一个自由的活动范围的欲望。
（以赛亚·伯林）
换句话说，积极的自由和：“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有权控制或者是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和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外一件事以及成为另一种人？”的问题答案有关。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这便是士人精神的另一种解释。
而消极的自由，和针对这个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有关：“在什么样的一个允许之下，某一个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在这种意义下，自由就是“免于做某事的自由”。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并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或者强制。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广。这便是文人精神的另一种形式。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是自由的两种分类，它们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换言之，两者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方式，我们不是把某些自由定性为消极的，某些又归类为积极的；而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自由之前首先要决定我们要采取何种标准来判断。如果按照积极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可能会是自由的，而反之，我们用消极的标准来判断的话可能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果。
要准确理解什么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类比。
假设我现在要去吃午餐，我去到餐厅，我能选择的食物种类有很多，例如米饭、粥或者是水果沙拉，它们的种类和口味也十分丰富，并且今天还更新了菜单上新了菜品，还新开了一个冒菜窗口。但是我自己今天想要吃的是汤面，所以我径直走向提供汤面的窗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让我们再设想另一种情况：我现在想要去那一家餐厅，去向那一家的提供汤面的窗口处，是因为他卖的面的汤特别好喝，让人有上瘾的感觉，我现在是因为对汤特别上瘾所以特别想要快速到达那里，因为我看了一下表，我知道面马上就要卖完了，我去晚了可能会赶不上。我觉得我不是被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自己强烈的对汤面的欲望驱使着要去到那一个窗口处。并且我知道如果我去了那一个窗口我可能会错过其他窗口的新菜品，因为它们刚上新数量有限又十分火爆。我希望我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欲望控制），从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下逃脱出来。
所以，虽然我依然没有走向其他窗口，也没有人在路上劝我今天不要去吃汤面去试试其他口味，但与此同时，我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自由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我们对于自由存在着两种定义。第一种是外界的主体对我的行为并没有产生干涉。只要我在行为的过程中没有人试图或者成功地干涉到我，那么我就是自由的。不管是实在的行为还是潜在的行为。实在的行为就好比于我径直走向了卖汤面的窗口，潜在的行为好比我在心中对比了一下后才去了汤面的窗口，即便当时我想先去其他窗口看看再去汤面窗口，也没有人干预我。
另一方面，自由又指自我控制的能力。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必须要能够自控。在上面的例子中，我虽然知道其他窗口可能会有更符合我口味的新菜品，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求汤面的窗口。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充足的自控能力，所以我是不自由的。
概括来说就是，消极自由关心的是我面前有多少门是打开的，有多少门又是关着的，而积极自由关心的是，我能够持着正当的理由走过正确的门。
那么在这里，积极自由类比的就是士人精神，消极自由就代表了文人精神。
士人精神体现在行动中，文人精神体现在气节和思想中。
“士人精神”在我们的记忆里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此不再展开，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的“文人精神”。
而用“文人精神”来概括本篇文章要谈的东西显然不够准确，因为“士人精神”中其实也有“文人精神”的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往往是文史哲三家不分的，即士人经常也同时是一个文人。那么应该如何来展开本文想要说的精神呢？
我们不妨这样来设想：我们建构一个江湖，这个江湖是文人所组成的一个江湖，理所当然的，这个江湖是讲汉语，用汉字的。在这个江湖之中有一个精神品格不断地传承在各代大侠之中。
首先，我们把这个精神的源头放在伯夷和叔齐上：
伯夷和叔齐的做法后世评论纷纭，褒贬不一。 笔者在此将他们作为一个这个文人精神江湖的源头来看待。他们的做法至少为后世的大侠树立了一个典范和象征，后世会多或少会有点偏离这个源头，但万变不离其宗。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积极自由是少部分人才去追求或者是少数人才拥有的自由，他们当中有些人穷尽一生去追求，但是其实追求积极自由的最终结果是：成为一个君主，并且是随心所欲的暴君。消极自由才是正常人所拥有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选择而不是决定，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决定的权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做怎么去选择的结果就非常之多了。《古诗十九首》的教导是：
《古诗十九首》是绝对意义上的诗，因为它读起来铿锵有力，令人荡气回肠。“秉烛夜游”，这是多么坚决的人生态度！文人最高蹈的精神在这里被成功点亮。
然后紧接着便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这部记载文人的高蹈精神的一部书，它讲述了在文人之中最敏感的心灵是怎么去面对生活的：
阮籍经常一个人独自驾车出游，车上载着几缸酒，他常常带着醉意，驾车也无所谓有没有目的地，只是向前走，遇到没有路的时候就放声大哭。
嵇康，长的十分秀气，整个人透露出一股文艺气息，但是平常却不爱打扮，经常披头散发，形体如土木一般自然而不加藻饰。
张翰，他在外地做官，见到秋风刮起，就思念起故乡的鲈鱼脍等家乡美味，于是说到：“人生可贵的是舒适自在，我怎么能在离家几千里远的地方束缚为官来谋取功名爵位呢！”于是他立刻命人驾车回归故乡。
王子猷，居住在山阴县，有一次夜里下着大雪，他一觉醒来，望见窗外白茫茫一片，于是起身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忽然间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戴安道。当时戴安道的家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于是他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安道家门口时却又转身返回自己家中。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当然就应该返回了，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
“穷途恸哭，土木形骸，礼法岂为我辈所设；秋风鲈鱼，雪夜访戴，人生只贵适意而已。”他们一脉相承地继承了这一文人精神，就算是处在极端的消极自由的境地之下，他们依然做到了。
紧接着，有着文人最高洁的心灵的陶渊明写下了五柳先生的生活：
而后司空图写下了足以概括整个文人江湖精神宗旨的《诗品二十四则·典雅》：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八个字准确地勾勒出了文人江湖的整体形象。在司空图之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汉语诗人李白，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将进酒》：
既然时间是如此地短暂，那么，趁着在青丝蘸雪之前及时千金散尽，所以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李白发出了具有总结意义的感慨：
在李白之后，这种高洁的品格就不复存在了，文人的精神和生活逐渐萎缩，变得猥琐起来。
文人的江湖在这里终结，文人的精神也在这里消亡殆尽。
在今天，我们的自由无可置疑的也是消极自由，我们的难题不在于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而是在于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当整个大环境都在告诉你要向上爬，要努力赚钱，要学会面对“现实”，要脸皮厚，要道貌岸然，要心狠手辣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回想起文人的精神？
放下那些笨重而且又随大流的执念吧。要记住，礼法不为我辈所设，人生只贵适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