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了两年多，管控政策、措施也完善了两年多，疫情基础制度想来应该是相对完善的。在基础设施最先进的一线城市，即使防控政策有执行不到位的地方，料想也不至于出现管控缺口，能让人游离在管控之外。但，这样的问题竟还真的存在。踩到政策的漏洞，申诉之路就真是艰难、坎坷。
前些天因为在软件园区跟确诊病例有了时空关联，被大数据精准定位到了。疫情防控短信、电话，在时空关联发生3天之后才姗姗到来，把我列为高风险人员。按照政策，对于高风险人员需要执行7+7的防疫措施，隔离7天加7天的健康检测。如果确为高风险人群，却在风险发生之后，不及时阻断，而是等可能存在的风险扩散数天之后才采取措施，修炼了两年的疫情防控治理能力不免匪夷所思。从与市政府服务热线的沟通中，了解到可能会有政策执行单位将7+7的开始时间设置为管控指令下达时间，网上也在传播着对管控开始时间点的讨论。这样的问题或者讨论，能够存在就让人难以置信，7+7的政策不就是遵循了新冠肺炎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的病毒特征、病情处置经验的科学依据？政策执行者为了剔除自己的责任或者看起来是让自己的每个指令显得有据可依，诸如解除管控的依据就是自己对风险人员进行了细致、周到的观察、监控，让疫情防控政策的枪口对准了同是受害者的骨肉同胞。疫情没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反而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对立了起来。感染病毒或者有感染病毒风险的人，就变成了病毒，变成了正常人要消灭的对象。正如很多灾难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越是绝望的环境，越是不能唤起人类群体之间的共情，反而是激发了人类个体的私情。自私，在艰难的时刻更容易泛出阴冷的白光，让人不寒而栗。
经过复杂的沟通，我的疫情防控信息从海淀区转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想着会有经开区的管委会、街道或者社区跟我联系，施行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措施，没想到的是渐渐掉入了政策的漏洞，让解除管控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第二天没能等到任何疫情防控相关单位的联系电话，为防止有关部门借口我个人没能尽到疫情防控的公民义务，开始主动联系最近的街道。街道给的电话可能是当天刚好是周日不上班的原因，信息链暂时被阻断，只能等周一上班继续联系。
软件园作为疫情防控政策的漏洞，我的防疫信息石沉大海，没有能够对此负责的部门。如果我不去主动联系，可能等疫情都结束了，我还是健康宝处在被管控状态，我个人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状态。没有疫情的世界里的高风险人员，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存在。
经过两天的沟通，终于差不多弄清楚了软件园的定位。北工大软件园是由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工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建，作为北京市三大软件园区之一，是北京软件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北京软件产业“十五”规划和重点工程。软件园在使用用途纬度分为办公区和公寓区，两个区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物理界限，只能通过建筑物做视觉区分。办公区由亦庄控股自管，公寓区由亦庄控股的主管单位，经开区科技创新局直管。软件园不属于街道、社区的管辖，办公区由亦庄控股自管，给了软件园和入驻企业极大的政策空间。跟国家设立经济特区、新区的逻辑如出一辙，能够让人直面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人看到国家在放管服方面确实在付诸一些实际的行动。不知道是旧的利益集团的故意刁难，还是政策的调整需要协调复杂相关方的切实难题，软件园仍然存在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至少从疫情防控角度看，软件园内的防疫工作由亦庄控股的物业工作人员直接负责，而物业人员又没能从科创局拿到如社区、街道一般的防疫政策权限。当然，像科创局、社会事业局这样的机关单位，是获得了查看、修改居民防疫信息权限的，如果软件园内的公寓住宅出现了风险人员，科创局可以直接介入指导、管理的。科创局让亦庄控股自己处理内部的防疫问题，又没有给予相应的系统授权，就导致在办公区的风险人员成了游离于政策监管之外的存在，像个精灵一样若隐若现。折腾了一大圈，总算理解了落入政策缺陷的人解决问题难如登天时的心情，也算是一份阅历收获。
跟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涉，明显能够感受到年轻一代的人进入社会各个职能岗位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比较有耐心和同理心，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市民提供从他们个人角度能够施加的帮助，这看起来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在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固有印象里却显得尤为可贵。我一直赞同高学历的人进入政府、事业单位，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社会事业局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助市民解答疑惑，同时又从自己的认知角度为市民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比如科创局的工作人员，能够像朋友一样关注市民遇到的问题，并尝试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去普及现世的社会规则；比如市民热线的接线人员，能够将市民的情绪作为他们工作的一个参考维度。即使，有的人会认为只有极度自私、只考虑自己生活稳定问题的人，才会考虑铁饭碗；虽然，因为制度规定，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如我们一样只是不同维度上的最底层人民，没办法给市民直接解决问题。但慢慢缩短问题解决的路程，或者至少让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减少心理上的绝望，也是社会慢慢变好的前提。
没人管控，就没人安排做核酸；没有核酸， 就永远没办法解除弹窗；有弹窗，就没办法去附近做核酸。还好，通州区不需要扫码就可以做核酸。于是，每天骑电动车来回20公里做核酸，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经开区发展肉眼可见的落后于海淀、朝阳，路上车不是很多，为骑电动车提供了更高的安全基础。因为路上没有什么车，骑电动车闯红灯就成了稀松平常，这几天闯的红灯让我有种罪孽深重的感觉，自己都讨厌像自己这样骑电动车的人。凉水河附近的路又新又宽，独立出来的非机动车道比香港跑公交车的主路还要宽不少，处处显现着社会主义的大手笔。京东方、TCL、同仁医院、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展示着工作和生活的矛盾，生活太接近工作，就没有了生活的味道；工作太远离生活，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西环路附近极为不便的公共交通和极度舒适的私人出行，似乎是在与灯火通明的互联网写字楼做较量。北京还是有绿植覆盖的，可能因为北方的树要同时应对冬天，所以树冠都不是很大，在宽阔的马路边显得有些敷衍。不管怎样，还是有了连续三天的核酸阴性检测结果，自己放心，也让社会放心。
私企都会存在职责分明到没有人处理模糊地带问题的情况，更何况复杂的社会架构。人性本来就有自私的成分，更何况一直以来都被人诟病的公共服务。降低预期，才能用更好的心态去跟有关职责部门沟通个人需求。一定要允许有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人存在， 因为自己有时候也会让别人看起来是不太聪明的样子。业主确实更有社会地位，但租客因为不用担心再失去什么，更容易肆无忌惮地投诉举报，有些人脑子很难再往前想一步。市民热线的存在，让社会矛盾避免了进一步激化，也能够让很多人比较体面地解决社会问题。中华延续下来的官尊民卑，也因为市民热线机制的构建，让人民有了更多的尊严，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跟直接负责事务的部门平等谈判，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对于社会政策相关的东西，我一直比较佛系，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费时费力效果不太好的政务工作促进的事情。解除管控限制后，尽管对之前区与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踢皮球还是有些不满，但没有直接表达在12345的各种回访电话上。这些事情，还是交给个性凌厉的热血市民们。不管怎样，世界也一直在变好。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疫情管控的确太影响人民的工作、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