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君臣那些事儿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晋权,请封诸侯国。三家又以魏为大,国君魏斯,封魏文侯。

魏文侯派乐羊攻下中山国之后,把土地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有一次他问群臣说:“我是个怎样的君主?”这时候大家都拍马屁说,“您是个仁德的君主!”只有一个叫任座的对魏文侯说:“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给您有战功的弟弟,却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算个什么仁君!”

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站起来一溜小跑离开了。

于是魏文侯转而问翟璜,翟璜施施然说:“您是位仁君。”魏文侯又问:“你怎么知道?”翟璜回答说:“臣听说君仁则臣直,您拥有这种敢于直言的臣子,所以我知道您是一位仁君。”魏文侯大喜过望,马上派翟璜去把任座追了回来,奉为上宾,并加以重用。

这个故事固然是为表述魏文侯善用贤人,但也不失为一件处理君臣关系的经典案例。首先,魏文侯能听翟璜的劝解,此为“君之明”;次者,魏文侯敢放下姿态迎回顶撞自己的任座,此为“君之仁”;再者,任座、翟璜都敢于说实话,此为“臣之责”。

一、“君之明”——明辨是非,分清真假

俗话说:忠言逆耳。一个合格的领导,必然是明辨是非、心中有数的,同时必须要有接受“直谏”的气度。毕竟真话实用,却不一定好听;假话误事,却都“貌似实用”。所以,作为领导,一定要听得进去真话、分得出来假话。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帝辛纣,少年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怎么说呢?才思敏捷,聪明果敢,能言善辩。

不过,人都是会变的,纣越长越暴虐昏庸、任用小人、听信谗言。“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作淫声、厚赋税、收奇财、建丘台,酒池肉林、苛律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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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当时百姓都说“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老天怎么还不让胡人过来拯救我们呢?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蛮夷身上,可见当时百姓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有位大臣祖伊,他向纣说明了当时殷王朝岌岌可危的现状,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劝说无望,“纣不可谏矣”,遂起兵造反。

再后来,包括纣的哥哥微子、殷的太师、少师在内的许多大臣,都因为“数谏不听”而离去。甚至王子比干强谏纣之罪行,被纣挖去了心脏。

长此以往,本就气数衰微的殷王朝国力衰空、民不聊生、秩序混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后来,武王伐纣,殷王朝灭亡。

二、“君之仁”——张弛有度,把握姿态

万物都讲究一个“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儒家重“礼乐仁政”,讲礼法,讲仁义,其实就是一种“度”,一级有一级做事的界限,每一级都有不可僭越的“度”;第一帝国秦用法家,法家重法制,讲法不讲理,也是一种“度”,一切事物都以法为重,法就是绝对的“度”。

对于上级来说,善用人才、虚心请教,就是一种“气度”。古时权术讲究“恩威并施”,再后来政治讲究“大棒加胡萝卜”,都是“度”的体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因为秦的历任君主都广纳人才、善加任用,张仪破六国合纵,卫鞅以变法强国,秦总会在关键时刻得到关键人才。

这里有一个故事,说秦昭王时,魏人范睢在魏国被人诬陷治罪,九死一生心灰意冷逃到秦国,秦的谋臣王稽听说后引荐其见秦昭王,昭王在离宫召见范睢。

所谓人才,总会有不同与常人的地方。据说范睢假装迷路,撞到正前往离宫的秦昭王轿舆,太监们很生气,大声驱赶范睢:“王来了!”范睢故意胡说:“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

这时候就体现出秦历任领导的特点来了,昭王一听心里微微一动,心说这个人有点东西,当场就让左右大臣退下,直接跪下问范睢:“先生有什么要指教我的?”范睢还打马虎眼,一个劲儿的说“哪里哪里没有没有。”如此跪着连着问了三遍,昭王再问:“先生这是不愿意教我了?”

范睢依旧顾左右而言他。

昭王知道这是范睢在试探他,刚站起来又跪下了,说:“今天见到先生,是上天见我浑浊把你赐给我的!先生你不要在怀疑我的真心了!”

范睢这才放下心来,向昭王跪拜行臣子礼,昭王跪着还礼。前后共跪拜五次,昭王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据说,后来昭王为了给范睢报仇,亲自派人去取了魏王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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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睢也不负厚望,一上任就连破魏地怀、邢丘,秦昭王封范睢以应,号应侯。之后,范睢一路助秦伐韩攻赵,威名直盖当时不世名将白起。

然而,单靠“低姿态”驭人是不太可能的,毕竟秦的领导们一直都是法家的“忠实拥趸”,手段狠起来是绝对的不留情面。还拿秦昭王来说,从刚提到的武安君白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另一种“度”。

白起攻赵时,范睢私底下被苏代劝服,于是建议秦昭王退兵接受赵的割地求和,昭王听了范睢的话。白起非常失望,跟范睢产生了矛盾,从此便托病不再出征。

但是在经不住秦昭王的死命令再次带兵后,白起又被秦昭王坑了一次。这下人才的倔劲儿可拦不住了,彻底“病”在老家。

作为一国名将,可以说当时秦的威名很大一部分是白起打出来的……但不好使,秦昭王直接下令把白起贬为士兵,后贬为庶人驱离咸阳。在其离开咸阳后,又派使者去给白起赐了一把宝剑示意其自裁,白起自杀。

三、“臣之责”——敢作敢为,敢说真话

作为下属,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敢作敢为,敢说真话”的,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排除暴君当政的情况,那些敢于作为敢于说真话的下属,几乎都成为了一代名臣。

西汉时的汲黯,史家多评价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爱护百姓”。孝景帝时给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任谋士,官至都尉。

此人最大的特点——“愤青”,“性情沉刻严肃,常面折人短,不能容人之过”。到什么程度呢?对于法官出身的丞相张汤,汲黯当面痛斥他为“刀笔吏”;对于御史大夫公孙弘,则直斥其“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大将军卫青兼外戚之尊,也不敢“稍捋憨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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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武帝对群臣说:“我想振兴政治,效法尧舜,怎么样?”汲黯就说了:“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尧舜呢?”武帝的反应比当时魏文侯还激烈,“怒而罢朝”。

这时候大臣们都为汲黯担心,都劝他自爱保身,汲黯大义凛然:“陛下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匡正错误难道还是专门用来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让陛下陷于不义之地。”

据说,汉武帝执政期间,召见其他大臣都很随意,有时帽子都不带,甚至见卫青时还能一边上厕所。唯独见汲黯,“不正冠竟不敢与之朝相”。

汲黯为官数十年,主张薄赋轻徭,与民休息。任东海太守一年多,东海大治;任淮阳太守一年,淮阳又大治。所到之处政和民富,上下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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