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在部队入伍两年以上，可以享受探亲假，探亲的时间一般是每次十五天。76年9月6号我在探亲假期间，因为不可抗拒的特殊情况，部队电召，我于第五天头上中断休假归队，毫无怨言！后来形势缓和，部队进入一般的备战状态，我觉得好像应该允许我享受完剩余的那几天。我把想法向连里汇报，连里请示团里。部队几个连队都有这种情况，团里体恤我们，批准“可以，只报销一次探家路费”。有些战士的家乡距离较远，他们放弃了。我觉得经济上尚能承受，决定再次探家。好在我在连里的表现也可以，部队网开一面：我二十三日申请补假，二十五号就批准了，而且批准的是享受十五天的全假期。这不是逮了五天的便宜吗？大喜！
当时，地方吃肉困难，我专门拜托连里的司务长，帮着从附近的村子里购买了一只鸡，计划带回家孝敬父母——当时不懂，只是相准了鸡的个头，买了一只硕大的公鸡。父亲后来对我说：这是只老公鸡，它的肉炖也炖不烂。此时才明白应该买一只母鸡来着。
9月28日，我乘坐长途汽车，颠簸一路，又回到了太原。
其他朋友不是出差就是到外地了。第二天去找张小苏，他见面惊讶地问我：你到底走了没走？
前边的文章里我说过：小苏是我的同学张小川的弟弟。他喜好文学，爱好音乐，热爱绘画，加之他闲着无事，所以与他来往更多，更加熟络。小苏聪慧明敏，悟性过人，演奏小提琴，音准、节奏和乐感很好；绘画，素描得名家指点，基础扎实；几种技艺均过常人，使我们赞叹羡慕不已！他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谈吐滑稽幽默，反应敏捷。
他家从下放点回来，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五六口人挤住在太原南工人文化宫后边的一间半小平房内，无奈，他的父亲给他在南宫的辅楼上临时借了一小间宿舍。
那间屋子里摆放着非常正规的画架，还有人物头像和几块人体的石膏模具，后来这些模具就散落在屋子的角落里。墙上和床边悬挂着或搁置着一把小提琴、二胡、吉他，床头立着一付金属乐谱架。小书架和桌椅上堆放着画册，或者外国杂志尤其是罕见的国外画报，间或有几本那个时代前出版的小说。时不时的还有手摇留声机、胶带录音机、扩音话筒、录音磁带盘什么的新鲜玩艺儿，供大家欣赏把玩，每次去总能大开眼界。在这间屋子里还不必每天操心清洁卫生，更不必在意东西的原放点，也不必顾及摆放顺序。
当时，我们的朋友和熟人里单独拥有房舍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众朋友喜欢到他的屋子聊天、玩耍，没有家里大人在侧，无须拘束。
我们常聚在一起，由于我们几个太过熟识，又“三观、四观”的大致相同，也都喜欢音乐、美术、文学什么的。一度时间，他的屋子成了我们的“窝”。这几个人是：小苏，现如今是知名作家；小五，大名李小阳，现在为著名的雕塑家（当时小五好像又一次请假回来了）；小湖，又名张保军，他没有随班级下煤矿体验生活，托词有病留了下来，当时在太原（现在他已在天堂，祝他继续快乐）；和我等几个人。
我们几个常客，有时间就在一起鬼混，瞎说、吃喝，写生石膏像，听唱片，玩录音机，还不时地到野外油画写生，练习油画技巧，回来由本省著名的画家指点一番，那是一段学有长进的时光，也是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我们几乎每天中午或者晚上在一块混吃、打牙祭，一般是凑钱买一两斤薯干酒，再把余出的钱交给小湖，让他出去采购最便宜的罐头回来下酒。据说他的母亲在并州饭店任职，我们实在想解馋了，就逼着他到并州饭店去采购（或是讨要）点芹菜黄豆什么的“正规的”、“奢侈的”下酒菜，然后大喝起来。每次“往‘深’里喝”总要有人醉倒，形成了吃喝团的雏形。
他的屋子整个如同一个“堕落”场所一般，我们有段时间把“这里”或把“到这里”戏称为可以意会的动名词“堕落”。
在“堕落”里我们的潜意识奉行不装不端的宗旨，低调做人，不摆出学问高深的模样，彻底地放松。大家自由平等，畅所欲言地论事，随心所欲的办事。
间或也议论调侃一下时政。在部队，由于经常抽调到各级宣传队，接触的人多一些，朋友就多一些，大家聚在一起，也忧国忧民。尤其痛恨“三点水”倒行逆施，践踏一大批用血肉之躯打江山的老干部，空喊政治口号，无人真心搞生产，经济一塌糊涂，生活这也要“号”那也凭“卷”，定额限量，例如太原的市民每月食油的定量才三两，民生苦楚。有次不同番号部队的朋友聚在一起，我们曾经聊到“万一将来战场上见面，咱们各自上山，给‘南军’让出口子”……。
在渺茫前景的笼罩下，与小苏们调侃也是常事。有次小湖借来个正二八经的麦克风，就是做报告的那种，麦克风上还拴着块红布，他接好线路，喂喂地试了一下音，之后谈了一回政治，对着麦克风广播：“我们要大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未及完，便笑倒在床上，算是提前反了一回四人帮。嗣后，郁闷了、心烦了,就在话筒上喊几句“过瘾”的口号；或者录下来，反复播放；当然啦，呐喊之前还得出门探头看看楼道附近有没有其他人。
有趣的是，从九月二十九日起，各项文化娱乐活动恢复了。在前些天中断放映的《南海风云》现在复映，可以再次选择日期、场次重新观赏，我们一块于十月二日晚上重新观赏了全片，从此记熟了“唉罗艾哈海螺唉”的旋律，记住了演员唐国强等人，并常常在话语中引用电影里的“身穿高级毛料便服”句戏谑。
当时，南宫有全省最著名的一批画家在创作，他们有时过来坐坐、聊聊天，有的时候，还有小苏的其他朋友也来玩耍，闲谈。
10月7日的下午四点多，画家王醇（后来一度任省美院院长，再后来上调天津美院专事创造。他还会拉二胡，能娴熟深情地演奏出如诉如泣的曲子。他平素没事也经常到这间屋子串门，我们也比较熟悉。——现如今他也升入天堂啦，愿他在那里好好歇歇，别再太累了！）突然推门进来，他说：北京的一个朋友要坐火车到南方去，待会路过太原，临行前从北京站打长途电话给他，让他无论如何到太原车站上见个面，有重要情况要说。王醇说：你们等一下，看看是什么消息。他慌忙走了，我们分析大约是要办什么画展或作品入选之类。到了六点多钟，他神色匆忙地跑了进来，关紧了屋门：压低嗓音，悄声说：那几个人抓起来了！谁？“三点水”那三个人——一般我们私下底说起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三点水”隐喻，那三个就是江张姚，没想到他接着说：还有一个“王”。啊？他也是？谁抓的啊？听说是华！那么叶的态度呢？邓呢？……一连串的问题，“不知道！慢慢看吧！”“要绝对保密！”王醇再三叮嘱后走了！
心头的乌云好似一下子驱散了，感到如释重负，“解放啦! ”管他谁抓的“三点水”们，关键是他们被捕了！小湖不合时宜地说：不会过几天再放出来吧！“滚！”小苏回答。
我们高兴，又不敢大声叫喊，那个年代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经常放映，好些个动作、场景和台词已经烂熟于心，小苏关上门，背倚着门，伸出手来，诡秘地一笑。我们明白了，伸手搭在一起，猛地分开，悄声低呼：乌拉，乌拉，乌拉！然后哈哈哈大笑起来。
那天我们没有吃喝，各自赶快回家。到家后我悄悄告诉了父亲，他左拳击右掌：“该！还有谁？”……
不到一个星期，太原街面上已经有人敲锣打鼓了，等我探家期满回到部队，全国已经到处举行游行，欢呼庆祝，气氛空前高涨。
连里战友对我说：咱们团每个连抽人组队，头戴坦克帽，身着胶皮工作服，脚蹬大皮靴（从来没有下发过，9月9日都没发放，这次游行完立刻收了回去），全副武装，参加了前两天举行的全县军民庆祝游行。我遗憾地说，可惜没赶上。战友说，没赶上也好，从来没有穿过皮靴走路，那天脚蹬皮靴从北到南走了将近十几里路，还时不时地甩正步，大家的脚都磨出血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