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职场快三年了，这段时间我在抓紧心愿补课。
在职时想到而没做到的心愿，我现在都想完成。
其中想对我曾经的麾下说些话，今年春暖花开时，我也完成了这个心愿。
召集旧部吃顿饭，把该说的话说了，心也静了。
我在30岁之前当过农民，下过煤窑，干过电力工程。
过了而立之年，我做了专职记者，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记者不太要求坐班，单兵作战，是骡子是马全凭自己的能力，文章发表出来读者是评委。
另外，一般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太适合我的性格了。
我正干的得心应手，又调我去总编室当编辑。我在编别人的稿子时总觉得费劲，甚至还不如自己再写一次。
于是我三天两头去找总编，我不适合编辑岗位。
惹烦老总，最后遂了我的心愿，又回到记者部。
这事过后，开始评职称，我的硬件可以直接进中级，结果中级没进成，给我评了个助理。
8年过后，同期进报社的骨干基本都提拔了，我还在原地踏步。
我啥都不在乎，获奖稿子越来越多。
1991年，老总终于想到我了。
提拔我做了工交部副主任，而且直接主持工作。
我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被人管。
提拔一周后我在部里宣布，如果我有事，部里那个和我一块进报社的老同志负责。
当晚，我去了从来没去过的老总的家。
老总一听我说的事，他说，你是组织部？你可真当家啊！
这位老总退休两年后我们在商场碰到，他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说，商场的酒你随便挑，我买单。
接班的是我同期进报社的伙计，他担任记者部主任时，直接领导我多年，对我知根知底，他上台后，把我的“副”字去掉了。
1996年夏的某一天，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老总电告我去见他。当晚就住在了他的宿舍，他给我讲政文部主任到外地工作了，希望我兼任政文部主任，并明确表示他有意让我进党委班子，征求我的意见后报党委研究上报市委。
我也明确表示，我无意当领导，只希望在业务上出点成绩。
最后他提出让我兼任政文部和工交部两部主任，有个总编辑助理的名头。当晚他给在家主持工作的副总编打电话说了他的意见，说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先宣布临时负责，等他回去党委研究后才下了文件。
我报请两个部都安排了副主任，完全放手让他们工作，我是“甩手掌柜。
以后10年，凡是我的麾下，我工作要求特别严，但从心里爱护他们，想办法在入党、提干、晋职称的切身问题上为他们考虑。
对重点培养对象我更是倾注了全力。比如现在的经济部主任。他先是在报社借用，后来那批人全部清退，我觉得他是个苗子，到郑州找到正在学习的老总，不仅又请进了报社，并且提出一个条件，要用就要有诚意。他是报社最后一个办成体制内的记者。
他进报社后，我先培养他入党，3年后找党委书记，我主动卸去记者支部书记，推荐了他来担任。以后又推荐他担任工交部副主任，后来让他主持了全面工作。我退休后，这位同志被列入报社后备干部。
后来，政文部主任我也按自己的规划，先从工交部调政文部，跟着市委书记，跑时政线的重要岗位。又请党委调整干部，把这位同志推了上去。我这个计划不能给这个同志交底，她当时对工业线有了感情，开始不同意去政文部，就在要宣布的当天去找领导我们的副总编，但我仍然强行按我的想法办了。
也有的同志很有能力，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报请党委，先提拔，再调其他部门。
还有一个同志，业务能力非常强，但多次找我，表示不想“当官”，我就极力推荐该同志进入了焦作市那届的“十大名记者”之列。
去年，焦作日报的新老社长在交班前来郑州开会，到我家看望我，王爱军社长掰着指头，细说我当年的麾下、现在报社的十几个中层干部的名单。
说老实话，我选人只看能力，从不问出身和学历。我从社会上挖过来有两个人，一个无业，一个是企业工人，现在俩人都被领导提拔为中层了。
还有一个实习生，我都没见过这个人，老记者对她评价非常高，就暗暗记在心里。几个月后，记者调整，我告诉那个老记者，通知那个实习生来上班吧。
印刷厂有个校对，有文字功底，又爱学习。政文部需要一个编辑，我建议把他从印刷厂调来当编辑，很多年他就不知道啥原因当了编辑。
我还有一个老同事，跳槽到一个企业当副厂长，后来他的腿摔断了，他也不想在企业了，我找到老总又把他请回了报社。
我在职时为我的麾下办了一些事，有人对我感恩，也有人有疑问，我想在合适的机会为大家“解密”。
今年春天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特别请来那任老总柴国庆，在这次聚会上，我如数家珍，把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的都做了介绍。我只是个“桥”，所有的事情都是柴总办的，我们都要感恩柴总。 (我当时只是个中层。1999年，我心脏病住院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提了个副县级，直到公示贴到墙上我才知道。）
有几个同志因外出或有病没到场，我对没有到来的同志的情况没有介绍，我希望把话说到当面。
我还想说一句真心话，我帮他们进步实际也是在帮自己，他们工作出色，我自己轻松了，而且也很有面子。
因为有这个基石，我们的关系处的很干净，没有物质的腌臜交易。
现在我退休了，有些人对我可能还是不满意，我只能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我还要特别再说一句，就在我们聚会3个月后，一位弟兄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这个挫折也影响到报社。在他惶惶不可终日时，报社压力也很大。我带着他找到柴总，陈述事情的经过，认为领导有误会，力请柴总代表报社找领导解释此事，问题由大变小，帮他度过一劫。
为此事他觉得我很仗义。这次，我当着他的面说明当时背景，最后是柴总起的关键作用。
有些想说的话如果错过，可能就永远没机会了。
在职时，我不是柴总的嫡系，而且几次在会上公开“放炮”，把柴总弄的很没面子，他曾经让一位副总编找我谈话，什么事不能会下沟通？
我和柴总很少谈私事，我去他的办公室前要在本上写出一二三，说完就走。但我说的事柴总几乎没有提出过异议，他知道我真心为工作着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别人的关系不一样。
对过去的麾下说明一些情况，这个心愿实现了，我也安心了。
我这个人直来直去，有时候给别人办了好事，后来为工作批评了对方，出力不讨好了。在职时也有三两个反目的，但是直至现在，我仍然先说对方优点，再说当时的客观。
在这里，我只代表我自己说点想说的话，对不对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