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我的写作生涯

文/余光

  我是一位平民作者，热衷于党史研究，倾心于乡土文学，出版了《沙家浜昨夜风云》《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沙家浜民间传说与旧闻轶事》，以及长篇革命斗争小说《沙家浜演义》等书籍，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有位记者问我：你的创作热情是从哪里来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来自档案。

    这是实话实说，我虽然出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但成长于和平建设时期。当和平建设时期的人们在行进中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时候，作为土生土长的我，自觉地加入了探寻当年英雄足迹的行列。这虽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通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努力实现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在民间中采集；二是从档案中寻觅。在探寻中，我被战争年代先辈们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更坚定了我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项具有启迪价值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工作之中。

    1986年10月，我接受了编撰《沙家浜镇志》的任务，一下子拉近了我与档案的距离。因工作需要，时常走访省、市档案馆查阅资料，一次在省档案馆看到一份关系常熟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资料，我如获至宝，马上复印下来。这份资料成稿时间在1928年7月，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其实，当时我们常熟对于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活动情况的证据不多，知之甚少，这份资料的披露，无疑是对常熟地区早期党组织活动的又一个有力佐证。后来经历多方调查，才理清了这份资料的来龙去脉。原来在1928年7月，中共常熟县县委委员石楚材步行至上海，找到了江苏省委，省军委主席李硕勋（李鹏父亲）接见了他，并向李硕勋汇报了常熟地区共产党组织活动情况，这是李硕勋的亲笔记录。据资料反映，1928年4月至8月期间，常熟地区共有10个支部、120名党员。虽然李硕勋和石楚材在后来的斗争中先后不幸牺牲，但这些文字资料丰富了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和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档案为探寻英雄足迹提供了真凭实据。

    1990年初，我与常熟市党史办的同志一起筹建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时，其中有一块板面反映的是新四军与忠义救国军在八字桥附近进行激战的情况，由于原址八字桥早已拆除，无法展示这座八字桥的原貌，布展的同志感到美中不足。我在八字桥附近的民间走访中，在北桥村村民郭小英家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那是在1967年摇了小船捞绿萍时拍摄的，把八字桥全貌展示得十分清楚。征得她本人同意后，把这张照片征集了下来。在现在的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展出的就是这张照片。

    2006年9月，原有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进行改版，为了进一步核实抗日战争时期抗日自卫会的成立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了市档案馆，终于找到了一份“曹黄村自卫会名单”，这份名单是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共5页，成稿时间是1939年10月7日。为了求证这份名单的真实性，我们通过档案馆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份名单的捐赠者是现沙家浜镇红石村村民王德保先生，于是我们直接找到了王德保。热情的王德保先生说：“1976年12月2日，我家在翻建老屋时，在墙洞里发现了这份名单，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叠中华民国交通银行发行的五元币。”通过这份名单，把我们原来掌握的抗日自卫会成立时间提前了三个月。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又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日军暴行。1941年7月，日军在沙家浜地区大举“清乡”，王德保的祖父作为抗日自卫会负责人之一的王履仁不幸被捕，在被捕前，把自卫会组织名单和部分活动经费藏在墙洞里，甚至瞒过了家中的所有人。王履仁被捕后，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村里的一位同事在探望他时，他说：“我决不会累及其他同志。”同月26日上午，日军小队长竹立，把王履仁等人押上汽艇，在昆承湖里把他们残酷杀害，一起被杀害的有：江抗战士殷支仁、新四军税务干部毛延昌、横泾镇镇长毛凤石、新四军联络员姚阿六。为此，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增加了一个展出版面，就是参观者都很关注的“昆承湖五壮士。”

    正是有了档案，哪怕只是些点滴材料，才引起了我们的寻探，在寻探英雄足迹、还其本来面目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新的档案，丰富了档案馆的收藏内容，使档案更好地为现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