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讽刺手法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 李雨秦
讽刺巨作《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由于吴敬梓自身的亲历以及他在南京接触了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压抑与灵魂的扭曲，因此对科举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当时士人深陷科举，无法脱逃生存困境，封建迷信的社会腐烂不堪，无数读书人因科举而疯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揭示了种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展现了儒林众生相，批判、嘲讽了这种“吃人”的取士制度，并剖析了科举制度荼毒人心的深层原因。科举制度下，文士的心灵猥琐愚昧，社会腐败堕落，而吴敬梓手持批判武器，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话要说。
一、科举制度下的儒生丑态
（一）阴险恶毒的劣绅
在当时的社会，土豪劣绅欺软怕硬、穷凶极恶。在《儒林外史》中第五回开始出场的严贡生，可以说是整本书最具代表性的劣绅形象。他鱼肉乡里，胆大包天，肆意强抢、讹诈平民财物，阴险恶毒无恶不作。出场时，王小二在官府里喊冤，严贡生讹诈他家的猪，要“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也不管自己以前强卖给人家；黄梦统打了借条但最后没有借钱，严贡生却强词夺理索要“大半年的利钱”；在回家的船上，硬说云片糕为“几百两银子”的药材，强赖船家的船钱，骗人抵赖，阴险十分；而他最大的恶事，就属强占赵新娘的家了，他以立嗣之名，强行赶走赵新娘让她住在偏房。这等恶毒自大、奸诈虚伪，实在是令人生恨。同样为劣绅的还有严监生的两个舅爷王仁、王德。而吴敬梓通过陈述这些过分恶毒的行为，揭露了这群“乡绅人家”道貌岸然的嘴脸，大力批判这些科举培养出的恶果：劣绅横行乡里，民不聊生。
（二）疯魔科举书呆子
除了一些横行乡里的劣绅，还有很多读书人出身寒门，寄功名之望于科举，痴迷科举，走上一条不归路，范进就是其中一个的典型。他于第三回出场时，对他的外貌描写就为“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一顶破毡帽……”，“面黄肌瘦，花白胡须”的他已五十四岁却仍是一个小小童生。家境贫困、不知饥饱，可范进却仍不放弃科举。“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足以见得他执着之心。后文中他瞒着胡屠户去乡试，也可看出他已对科举痴迷成瘾，执着科举。
同样疯魔科举的还有周进。在第二、三回描述了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几十年的光阴换不来一点成就，生活穷困潦倒被人看不起，却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可看出科举对文人的荼毒之深。在参观贡院时，周进触景生情，“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中”。周进苦读几十年书却无一点回报，可见极端科举制度下文人们因此而灵魂的压抑和扭曲。吴敬梓用这两个事例，塑造出当时寒窗苦读的万千学子，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他们缺乏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科举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最终，周进因他人帮助捐了个监生从此平步青云，范进因周进的抬举中举，二人的喜剧结局大大地讽刺了标榜“知识改变命运”的科举制度——改变人命运的不是科举，而是钱和权。
（三）行霸道贪官污吏
当时的儒生，退则成土豪劣绅，进则成贪官污吏。《儒林外史》中便有这么一群恶官。知县汤奉于第四回出场，开始时严贡生将其夸得天花乱坠，说他“父母官”，深得人心，实则为人残酷无情，在偷鸡贼的脸上写了“偷鸡贼”，并把鸡捆在他的脸上；老师傅求牛肉“松宽些”，汤知县却残忍无情地将五十斤牛肉堆于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这样子毫无人性、残忍无情的贪官污吏还有王惠。正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官”才会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老百姓苦不堪言。极端无情的科举制度培养出冷酷无情、穷凶极恶的官，毫无人性，道出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吴敬梓批判文行偏废，儒林士子大都成了“功名富贵”的走狗。
二、极端制度的社会
（一）功成名就科举定
儒林学子何以能如此痴迷科举？毕生举业，囿于科举，视功名富贵为人生之唯一追求。当时的社会，“言扬行举”的取士标准被荒弃，代之以“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这名利枷锁不仅加诸于儒林士子，更荼毒到整个社会的世道人心。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于第十一回出场，她痴迷八股善做文章，但是发现招赘来的蘧公孙，是个只爱做诗不爱举业的名士，便整日“愁眉泪眼，长吁短叹”；王三胖的太太王太太，夫死再嫁，头等说的便是“是个官，又要有钱”。当时的社会，使读书人只有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便都踏破鞋挤破头的沉迷科举，心灵扭曲已成必然；有品行丑陋的，变成了贪官污吏……连女子也被科举制度毒害，整个社会因此而变得残忍无情。吴敬梓以此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深深批判了如此极端制度对文人、世人精神的害。
（二）贫寒富贵一纸间
因为科举制度决定着功名富贵，当时的读书人无不向往着有朝一日自己能跳过这龙门，一跃成为名绅豪官。在那时，贫寒于富贵都是于一纸八股文章而定，而围绕着科举前后发生的一切，则更值得深思。第三回中因科举而发疯的范进，原本被老丈人胡屠户看不起，被骂为“现世宝”，而一旦中举，就被奉承为“老爷”“贤婿”；家里原本一贫如洗，但因中了举，就“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有人送房子、银子、仆人。这前后贫富穷奢的对比，罔不突出了科举的可笑与漏洞。而周进也是因科举而翻身的一个例子。他中榜后从一位穷酸呆子老儒生变为御史，于点考范进时看着范进“麻布直缀”，而自己“绯袍金带，何等辉煌！”此处对比暗含讽刺，文人仕途起起落落，这个社会制度就是这样取士，儒生因此堕落。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风气，无往而不在的名缰利锁，牢牢锁住了儒林士子。
（三）苦读终得性情变
当文人寒窗苦读后终于中举，一跃成为社会顶尖时，其性情特征就会发生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改变。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下范进脆弱、无助的心灵因激烈的冲击——中举而骤然惊狂。文人于科场沉浮难免种种心酸，范进中举而疯的事则暴露了深层次的原因，这一时代知识分子在制度裹挟下的挣扎与妥协。喜极而疯，突显出范进可怜又可悲的遭遇。周进也算其中的一个典型，多年科举而导致沉重的负担、随时可能功成名就而不愿放弃、为了这一条唯一的荣身之路“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中”……他们两人的名字都有包含一个“进”字，也暗示着文人的殊途同归。这是吴敬梓与如今的我们共同的体会。如此无情地的制度，如此可怜的儒士，如此沉痛有力的控诉与批判。
三、被科举磨灭的人性
（一）封建愚教无奈何
在科举与封建礼教的重重腐蚀下，儒生思想腐朽，被迫堕落。第四十八回中的老儒生王玉辉就是这样一位被封建礼教腐蚀的可怜人。女儿要殉节而死，他竟支持女儿，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好事”，直呼“死的好！死的好！”如此封建愚昧的老儒生，被封建礼教腐蚀的毫无人性，亲身女儿殉节竟支持赞扬，令人感叹愚昧封建的可怕。可他在人们将三姑娘送入烈女祠，要请他上座时，赞扬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时，又“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路过扬州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寥寥几笔，写出王玉辉既是纲常伦理的卫道士，又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由此可见，王玉辉即可憎恨可耻，也可怜可悲。当时社会还有无数“王玉辉”，吴敬梓通过这种封建思想与社会现象深刻指出了科举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
（二）受诱沉沦终堕落
在步入科举社会后，功名利禄也随之而来。许多文人绅士在纸醉金迷中一步步丢失了自我，迷失于自身的贪念恶念。大孝子匡超人于第十五回出场，他是沦落之人的最典型事例。最开始时，匡超人服侍太公“一直到四更鼓”“夜里要出就出” “只睡一个更头，便要起来杀猪、磨豆腐”，这是一个何等孝顺、勤奋的好儿郎！但是，当匡超人到温州停留时，结识了潘三此人，自此，他便走上堕落之路。首先是伪造文书，顺从潘三的恶行，跟着潘三替考，代替他人做枪手；潘三被抓后却拒绝探望，不讲一丝情义；逼妻下乡，致其惨死；平妻再娶，邪恶大胆肆意妄为……匡超人步入社会后，附庸风雅、腐败堕落，面对外界的诱惑与内心的贪念，终于卸下心防，一步步沉沦。他自己对功名的向往与他人的诱惑与利用，使他由一位勤劳孝子沦落为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的骗子。可是与当时本已腐败无望的社会而言，到底是什么使他的人性被磨灭？科举的毒害、社会的黑暗、被功名充斥的世间……科举制度的残忍极端不仅腐蚀了儒林士子们残存的一丝理智，更多的是渐渐磨灭了文士们灵魂的人性。吴敬梓通过描写匡超人步入人性丧失的过程，用一株好苗的腐化展现了科举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对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三）虚伪狡诈无是非
在恶劣的社会风气下，文士名流杜慎卿于第二十九回出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吴敬梓采用先声夺人的手法，先给予了很他高的评价，为后文展现出他人性的丑陋做铺垫。他却张狂傲慢，一毛不拔；俗不可耐，出仕求官心切；空虚无聊，莫愁湖会评比旦角；卑鄙龌龊，纳妾，喜男色，并且一毛不拔。从杜慎卿娶妾这件事上，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虚伪。明明是个好色之徒，却要寻觅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妾，嘴上却又是另外一幅说辞：“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由此可见他的清高脱俗实为徒有虚名，被吴敬梓无情嘲弄和调侃。杜慎卿思想顽固，虚伪无耻。他想做真名士，所以事事都要避开一个“俗”字，实际上他做的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事情。娶妾、访美男，都将他俗人的本质暴露无遗。明面上的“名士”遮不住他内心的庸俗不堪和卑污。吴敬梓写出了这种世家子弟庸俗势利又故作姿态的虚伪本性，表现出当时社会中可笑龌龊的卑鄙丑行，人性尽失。
综上所述，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不仅通过讽刺手法对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腐败进行批判，还对这种取士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思考与反思。在百年历史大潮中的几代文人，沉沦于那些世人看不破的功名富贵（封建社会）与那使文人有厄的取士之法（科举制度）中粉身碎骨。吴敬梓在这个黑暗无望的时代清醒地站出来，指出八股科举考试实为荼毒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书中写出了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裹挟下的挣扎与妥协，通过刻画文人百态展现出儒林的精神世界。它于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上批判科举，立意高远，艺术精湛，不愧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之典范，也警醒后世，引以为戒。
《儒林外史》中的“错漏”对写作的启示 | 符李庆
《儒林外史》是中国出色的古典讽刺小说，该书幽默诙谐，辛辣地讽刺了追名逐利、不分好坏的世人和腐朽不堪、让文人遭厄的科举制度，表达作者淡泊名利、厌恶科举的态度。但是小说同时也出现了些差错，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这些差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类差错为文章内容添彩
《儒林外史》中有一些差错，或是作者无心犯错，或是有意安排，都让文章有了更深的讽刺意味，可谓一妙。
小说第四回中，范进、张静斋和汤知县吃饭时有如下对话：
张静斋道：“老世叔，这句话断断使不得。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那一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你以为天下事都靠著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杀了。这个如何了得！”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典故，不由得不信。问道：“这事如何处置？”张静斋道：“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将这老师父拿进，打他几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张告示在傍，申明他大胆之处。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1）
上面说刘基的历史，其实是不靠谱的民间传说。首先，张士诚早在明朝建立前便兵败自杀，根本谈不上给刘基送瓜子金，材料为证：“与朱元璋战，屡败。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平江城破，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时年四十七岁。”（2）。其次，刘基也不是被人下毒毒死的，情况是这样：“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3），刘基死因是谈不上下毒的。原文说“又是本朝确切典故”，说明作者没有注意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作者所在的清朝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因为清朝统治者担心人们“反清复明”，便把和明朝历史有关的书籍列为了禁书，作者查不到也是情理之中。结果这个差错反而还讽刺了张静斋的自以为是，和范进、汤知县的迂腐无知，因为小说时间在明朝，那时是不可能找不到明朝正史的。
小说中还有一处，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和牛布衣见面场景，说出姓名后匡超人便开始吹牛： 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4）
匡超人吹牛吹上天，说自己选本在国外也有。联系作者的时代背景，作者应是不确定国外有没有科举制，科举制用不用八股文。实际上国外是极少有科举制的，且没用过八股文。这更加讽刺了匡超人学杭州名士们吹牛恬不知耻。
小说中有一处差错其实是作者有意安排，第七回中有陈礼给王惠和荀玫算命，“请来”关羽场景：
又过了一顿饭时，那乩扶得动了，写出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员外慌忙丢了乱笔，下来拜了四拜，问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问罢又去扶乩。那乩旋转如飞，写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是也。”陈礼吓得在下面磕头如捣蒜，说道：“今日二位老爷心诚，请得夫子降坛，这是轻易不得的事！总是二位老爷大福。须要十分诚敬，若有些须怠慢，山人就担戴不起！”二位也觉悚然，毛发皆竖，丢着乩笔，下来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那乩运笔如飞，写道：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狡龙。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盏醇醪心痛！写毕，又判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三个人都不解其意。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此下的话全然不解。”陈礼道：“夫子是从不误人的，老爷收着，后日必有神验。况这诗上说：‘天府狡龙’，想是老爷升任直到宰相之职。”王员外被他说破，也觉得心里欢喜。（5）
但凡有文学和历史常识的，都知道关羽在东汉末年，当时诗歌载体是古体诗，词是唐朝出现，宋朝兴起的，以关羽所在的年代，是不可能写出词来的。那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单看这首《西江月》，后面的内容很凶险，但是王惠为什么还欢喜得出来呢？陈礼附和王惠贪恋名利的性格特点，直接忽略最后，拍马屁说王惠能做到宰相。事实上，朱元璋之后，宰相官职已被废除。这一段突出陈礼的故弄玄虚、迷信、孤陋寡闻，突出王惠贪恋功名利禄、追名逐利的特点，是作者的有意安排。
一类差错让情节变得矛盾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类差错情节逻辑出了问题，让人物性格变得奇怪，这类差错我们在写作中应避免
如第三十八回出现的甘露僧，前后行为有不一致处：
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个梨送与。老和尚受下，谢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每缸挑上几担水，拿扛子把梨捣碎了，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见了，点头叹息。（6）
老和尚听了，魂飞天外，慌了道：“这怎么处？我如今走了罢！”老妇人道：“你怎么走得？这四十里内，都是他旧日的响马党羽。他庵里走了一人，一声梆子响，即刻有人捆翻了你，送在庵里去。”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萨救命！”（7）
前面这分梨水可以看出，甘露僧修为觉悟应不低，但是后面听自己难逃一死，他吓得直接给老妇人下跪，这里失真，前后矛盾了。
还有一处，第三十九回中萧云仙救出甘露僧后，见到了郭孝子：那少年看那人时，头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许多泪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对面坐下。那人笑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那少年道：“老先生从那里来？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才原是笑话。剪除恶人，救拔善类，这是最难得的事……”（8）
郭孝子的言论，说明他知道甘露僧呢正处于危险中。但是看到前文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先前在海月禅林客堂借宿过，甘露僧对他是有恩情的，随后在寻亲路上，看到木耐夫妻要吓过路人打劫，郭孝子没有惩罚，不仅把自己一半盘缠给他们做生意，还教木耐武功。这里便可看出问题了：既然郭孝子会武功，为什么见到恩人陷入危险不像萧云仙那样出手相救，萧云仙救了人还冷嘲热讽“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弹子打瞎人的眼睛，却来这店里坐的安稳！”，难不成郭孝子的恩人只有他父亲，其他帮助过他的人都不是，他还可怜坏人？这里便矛盾了。
一类差错是常识性错误
常识性错误是写作大忌，我们要引以为戒。
且不说封建迷信妖魔鬼怪，先说第十一回对杨执中的客座描写： 两边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一张书案，壁上悬的画是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幅笺纸的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8）
这里的描写出现的《朱子治家格言》，其实并不是明朝就有的，是清朝的朱用纯写的，这本书影响很大，作者不应不知道朱用纯，差错却是作者不经意出现了。
还有第三十四回，萧昊轩在弹弓坏掉，贼人猖狂时，萧昊轩急中生智：一时人急智生，把自己头发拔下一绺，登时把弓弦续好，飞马回来，遇着孙解官，说贼人已投向东小路而去了。那时天色已明，萧昊轩策马飞奔，赶了不多路，望见贼众拥护着银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赶上，手执弹弓，好像暴雨打荷叶的一般，打的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丢了银鞘，如飞的逃命去了。他依旧把银鞘同解官慢慢的赶回大路，会着庄绍光，述其备细。庄绍光又赞叹了一会。（9）
现实中，头发韧性很高，但是因为主要成分是角蛋白（也是指甲趾甲的主要成分），弹性并不高，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弹性势能弹出子弹。这一段描写脱离现实，我们写作时是要不得的
一些错误难以考证
还有些差错，作者因年代所限，无法得知些信息，这类差错我们应持包容态度。
一些官职和称呼难以考证，作者就使用了清代的名称，如“京堂”（第二十四回），“牟”（第三十九回）“司官”第四十六回，还有引入的清代制度“录遗”（第三回）“录科”（第七回）“摘了印”（第十七、二十五回），以及“纹银”（第三、十五、三十一回），“荐在匣上”（第二十九回），还有出自清《铁冠图》的“刺虎”一戏。除此以外，前面说的刘基的民间传说也是如此。
有人或许会问“这事关紧要吗？小说的错误有什么好分析的？”在第四十四回中，迟衡山说了这么一段话：……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噗之说,动辄便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请教先生:状元官号始于唐朝,郭噗晋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就先立一法,说是个甚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这可笑的紧!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试问淮阴葬母,行营高敞地,而淮阴王侯之贵,不免三族之诛,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这些俗人,说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择之地.青田命世大贤,敷布兵.农.礼.乐,日不暇给,何得有闲工夫做到这一件事?洪武即位之时,万年吉地,自有术士办理,与青田甚么相干!"
这段话讽刺了追名逐利、没有判断力的人。
实际上，差错很可能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要理性分析，分析出好的和不好的，不因这些而全盘否定作品像孔子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确运用差错，为我们的文章添彩
参考资料：（1）（4）（5）（6）（7）（8）（9）选自《儒林外史》；（2）来源360百科“张士诚”词条；（3）来源360百科“刘基”词条。
浅析儒林之“疯 ” | 程家俊
儒为名利，乡绅为财，小人为官。 何以从书中辨清浊，无非观其言行是否“疯”。 整本《儒林外史》中，此疯似星无穷尽， 延绵而不断， 只言片语又怎能道其明了？本文摘其片面，以辨黑白。
一、为科举封魔的儒士
周进，本书中第二章始，刚出场亮相，便以头撞号板，不醒人事。刚醒却又在贡院中打滚大哭。 究其原因，是因为年已六十有余，而未进学。在此，刚翻开《儒林外史》的我们，也是不禁为此大吃一惊，科举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后文，范进之疯更是令人捧腹大笑，他的行为，神态和语言都深深地刻进每个人的脑中。 我们又不禁问，科举制到底有多大的诱惑，乃至于对人的精神都产生了极大的摧残？
这里，科举制是干什么的，就要细细道来了。 科举制度，原是为了让任何参与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但明清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乃至于成官，权钱名，自是少不得的。 那如此热衷科举，便是热衷功名了。 此处，为何科学制度会导致人的性格转变，便是因为《四书》《五经》内容关于国事，而非人之品行道德。如此下来，连治国思想也已僵化， 直至“闭关锁国”社会又越趋黑暗。这又是后话了。
王玉辉，于《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出场，初看他一心著书，无暇谋生， 致家境清贫，着实可敬。往后看，却不由自主地看到其女殉夫的情节，我们当然不是看王玉辉的人生悲惨，而是这一封建行为——殉夫。现在看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当时却是表示女子忠烈的行为。简直胡扯，这一行为是封建社会及封建礼教的多因素结果，直接写出了人们思想的狭隘。 令人惊叹，作者在写这一情节时，王玉辉这个读书人，老秀才是支持这一行为的。反观王玉辉之妻，一个无知妇人，倒不是很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这儿又是无声的批判。
二、披着道德皮囊的劣绅土豪
张静斋，第三回出场。此人过于经典，作者对此人也是没有留笔之处。 “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 这是范进中举不久后张静斋来拜访时说的话。然而，这只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可笑，可笑，作者便由此道出这些乡绅的真面目了。 后文，严贡生一口一个“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栗的便宜” 出口不过一杯茶的功夫，便被一个小斯打破了。由第五回可知这猪本是别人家的。强抢民猪，还带出了一个无本而有利的事。然，又有强赖船家们的钱，强占赵新娘的家之事。厚颜无耻，适用于严贡生。
再细观王仁王德两兄弟，竟为利而忘血肉亲情，真乃见利忘义之人。
让我们细看劣绅，这群人要么有钱，要么有官，且常常自认为自己品德高尚。 虚伪是这一类人的代名词。作者也借这几个人日常生活细节写褒贬。
三、站在道德两端的女子
在《儒林外史》中，女生角色占比很少，其原因是女性考不了科举，又因为重男轻女和封建礼教影响，根本没有几位与众不同的女性角色。鲁小姐就是作者细心刻画的人物。鲁小姐是鲁编修之女，鲁编修极精于八股，怎耐家中贫穷，因看重蘧公孙的家世，所以才招他为赘。然而，鲁小姐想有一个会做八股文的丈夫，鲁编修也随之发现蘧公孙并不精于八股，便发生了这一幕。“我只知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这一句让人印象极深的话，与前文中的儒生极为相像。 如此热衷八股，热衷科举，热衷名利，“举人”“进士”句句都有，这明眼人都能一眼看出，这是疯啊。女性之中也竟如此。真让人对八股感到恐惧，背后发凉。
又于第十三回，写鲁小姐去侍疾，突出其深明大义，孝顺且能干。 却又写鲁小姐将四岁的小儿子拘在房里念“四书”， 这可是有些残酷了。而蘧公孙终走向“正”道，向八股走去。此处，禁不住想大笑两声，冷笑三声。
杜娘子，杜少卿之妻，实属真“疯”。在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因“豪举”而被迫迁至南京。几日后，与娘子同游清凉山一个姚园。此景如下：“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 却该注意的不是“走了一里多路”，腿不疼，而是这一行为让当时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综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确实应该为杜少卿这一行为拍案叫绝。若说疯有高低贵贱，则此举为首“疯”，第一等的疯人疯事，让人不禁欣然。
四、难得清醒的四“疯”
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一改以往笔调，连述四怪。季遐年，随兴写字，性格怪异。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募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此中看出人自傲，身处俗世去有一副清神。 王太，“卖火纸筒子的”，一次偶然下棋，语出惊人， “我杀过失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得下酒！”，身怀绝艺，却不骄而屈于市井。 盖宽，本来是开当铺的，有田又有洲场，却乐好施，最终生活落魄，一句“世情看冷暖，人而逐高低！”写出其人懂得人情世故， 但仍随性乐施，难得难得。荆元，善琴，自在自由。
以上四人，或言或行都极“疯”, 实质上是纯真洒脱，虽不留名青史，但自是风流人物。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清醒，激浊扬清。
“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墙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沈沈的傍着山头下去了。”
社会腐败，官场混乱，几时能止。这是那时的问题。 古时许些“疯”，在现在看来，反为平常，反之亦然。儒林最根本的疯在其根本制度和思想礼教方面，这不是作者所能改变的，故有此书。 我们则该以《儒林外史》为警戒，该不该做“奇人”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分清正邪清浊却是我们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