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乌台诗案”始末
01. 什么是“乌台诗案”
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多的去了，但1079年，北宋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却很有些名气，它是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案子，其中的曲曲折折，让人唏嘘。
1079年，御史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说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知州后的谢恩表中，诽谤朝政，讥讽宋神宗，又扯出了大量苏轼原来的诗文为证。于是，朝廷派出御史到湖州拘捕苏轼，并将此案件在御史台狱审理。《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中，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02. 为什么苏轼敢于口无遮拦
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乌台诗案”，是标准的文字狱，是当时那个时代不应该有的产物，并因为涉及到苏轼、苏辙、司马光、黄庭坚等而被后世熟知。
北宋立国之初，就定下了“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文人士子抨击国策，评论君王，上疏言政，属于常态，历代君主皆能从容对之，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主要在行政方式上，即使遭到处罚、贬谪，很快还可能复起。如宋仁宗年间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曾因朝堂争论离开中枢，包拯更是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说了多少狠话，但朝廷理解士子之心，皆释然。
所以，苏轼也是在此风气的熏染下，慨然上表，对自己的心境和时政进行了评述。殊不知，朝堂的政治风向已然变了，评判标准也不是宋仁宗时期了，所以，“乌台诗案”就成了正常中的不正常，和谐中的不和谐，政治氛围从淡然变为了激烈对抗。
此情景下，给苏轼定的罪名就很是牵强附会了，成了一种政治对抗和政治打压，但不巧，恰恰让苏东坡赶上了。
03. “乌台诗案”前的政治氛围已经大变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1069年，即启用了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当时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动摇，为了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者入朝，此为“新党”。
“旧党”，“新党”斗争日趋激烈，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排除异己，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手段自然就有了。
苏轼年少得志，二十二岁首次大考即榜上有名，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后，政绩斐然，“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可惜，恰逢新旧两党之争，被选边站队，再加上性格率直，使得其仕途坎坷，颠沛流离。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躁进变法。
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得罪了“新党”，在神宗的干预下，苏轼先任杭州通判，后分别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1071年至1079年，苏轼受到打压，一直在地方任职，这使得苏轼更加贴近民情，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弊端——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严苛的食盐专卖法等。于是，苏轼对新法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和讽谏。
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变法主导者已为神宗本人，变法已成为朝廷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制定的政策。
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
御史何正臣等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大为恼火，令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皇甫僎到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甚至是恶劣，将苏轼押解赴京。史书记载："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瞧，押解苏轼，如同驱赶鸡犬一般。
《湖州谢上表》："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04. 苏轼的庭审充满了险恶
监察御史何正臣挑《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御史台舒亶又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刺，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定为诽谤朝廷罪。
苏轼在御史台受审，坦承了自己对“新政”的抨击，御史中丞李定上报宋神宗道：“苏轼承认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让严加审查其他涉案人员。御史台四处搜罗苏轼写给朋友的诗词一百多首，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新党”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因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皇亲国戚、甚至王安石等人为苏轼求情，最终宋神宗将其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05. “乌台诗案”后，苏轼的文风
诗案之前，苏东波在其诗词作品上是长风一歌，挥洒自如，稍带有诙谐的调侃，任性随意，不乏仕宦人生的政治豪情。
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运物自闲，豁然恬淡。
如，1082年春，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第三个春天，一日，苏轼与朋友出游，风雨忽至，朋友狼狈，词人却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
1076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