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王伐郑无功，楚晋争霸抗吴；儒兵相融易克暴，滍水东去有春秋；谶纬入儒举圣人，平子匡正破天机；梅溪水畔有百里，羊皮换相留圣居；静对山林难闲目，古水泛波云卷舒。
《水经注》说：滍水又东迳犨县故城北。《汉书·地理志》说，鲁山，滍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滍水一名泜水，即今沙河，汝水支流，源出今河南省鲁山县西，东流经叶县北，至舞阳县西北入汝河。犨一作犫，春秋郑邑，后属楚。秦置犨县，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东南五十五里，南朝时宋废。
《水经注》说，《左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犨是也。昭公元年，也就是前541年，楚国公子围派楚共王之子黑肱、晋国大夫伯宗之子伯州犁在犨、栎、郏筑城。栎乃春秋晋邑，当在今山西南部、黄河北岸。郏是春秋郑邑，后属楚，在今河南省郏县。郑国人很害怕，可郑国卿子产觉得没妨害，令尹要想篡位得先除掉黑肱和伯州犁，不会殃及郑国。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前544年，康王子熊员继为楚君，是为楚郏敖，公子围为令尹。《史记·楚世家》说，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
公子围派遣公子黑肱和伯州犁在犨、栎、郏筑城之前，楚、晋平分霸权。宋国执政华元和向戌两次作中介，除齐、秦外，各诸侯国须向晋、楚纳贡，破坏协议者，各国共讨之，此谓之弭兵会盟。《左传·昭公元年》说，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楚郏敖四年，也就是前541年，公子围去郑国，却还没离开楚国就听说楚王病了，借着看病之机将其勒死，且将公子慕和公子平夏杀害。《史记·楚世家》说：“宫尹子晳出奔郑。杀大宰伯州犁于郏。”公子黑肱字子晳，宫尹即太子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中之事。起初，子比为春秋时楚右尹，前529年曾为楚初王，字子干，楚共王之三子。《史记·楚世家》说，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楚灵王穷奢极欲、昏乱暴虐，很快失去民心，丢失王位，最终流落山中，楚大夫申无宇之子申亥相救也无济于事。所以《史记·楚世家》又说：“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水经注》说，《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郑，次于鱼陵，涉于鱼齿之下，甚雨，楚师多冻，役徒几尽。鱼陵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西南，杜预注《左传》说：“鱼陵，鱼齿山也。在南阳犨县北。郑地。”《水经注疏》又说，会贞按：杜《注》，鱼齿山下有滍水，故言涉，郦所本。其实，郦氏引文不全，《左传·襄公十八年》说：“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子庚名午，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庚进攻纯门，即郑国都外郭门，在城下住了两晚就回去了，军队渡过鱼齿山下的滍水遇到大雨，楚军大多被冻坏，服杂役的几乎死光。公子嘉是郑穆公之子、郑灵公和郑襄公的弟弟，字子孔。前563年，郑简公任公子嘉为郑国上卿，执掌国政。楚康王五年，也就是前555年冬，公子嘉为了铲除异己，暗中勾结子庚帅兵伐郑，其阴谋被郑国大夫子展和子西发觉，楚军无功而返。《左传·襄公十八年》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公子嘉图谋让子庚伐郑，楚康王听说后，觉得主持国政而不出兵，死后就不能用规定的礼仪安葬和祭祀，何况，继位五年不出兵打仗，人们会说其只图安逸而不顾及霸业。如此以来，楚康王之意就促成了子庚帅兵伐郑。
《左传·襄公十八年》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矣。”杜预注《左传》说，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庾信作《拟咏怀十一》云：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诗人，梁朝灭亡后颠沛流离，屈节敌国，作诗以抒乡关之思。 其实，南风不专指楚歌，“南风不竞”原指楚军战不能胜，也就有了乐音微弱之意。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太宰、宫廷掌乐太师，以音乐论楚伐郑，可谓一语中的，且富有深意。楚康王在位十五年，北伐中原、楚晋争霸，还要对抗吴国，其最大的政绩就是弭兵会盟。只是弭兵会盟不过暂时熄灭了中原的战火，楚、吴之间的较量并未止，何况，公子围使人在晋、郑两邑筑城时已经完成了两次弭兵会盟。
幽王坏礼、平王东迁乃春秋之始，也有了东周列国之间的征伐。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王霸迭兴，诸侯问“鼎”之轻重，春秋五霸竞相活跃于春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左丘明记述的是晋国大夫子产之语，诸侯国之间会盟熄战是好事，至少能让小国得以生存，只是必须承担沉重又没有限度的贡赋。子产之忧也是小国之忧，春秋五霸之后是战国七雄，齐桓公、楚庄王和秦缪公称霸之时，燕、赵、魏、韩就是小国。唐代陆贽作《论在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状》说：“凡人之情，穷则思变。”然忧岂不思变乎？答曰：忧则患，患则为，此亦谓之凡人之情也。《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周室衰微，孔子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也无法实行。圣人觉得与其空洞地说教，不如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在叙事中深刻又明确，所以才有了《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只是“兵家”这一概念亦多指，春秋时期，孙武、吴起、孙膑等人研究军事，依靠战争经验和自身的学识成就一种思想，继而形成一个学派也叫兵家。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言，司马当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吏，始于西周，至于隋唐时又为州郡之官，此处不提。令尹掌管军政大权，也应该是兵家。其实，兵家的两种释义往往合二为一。孙武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的确是“兵家至圣”，可其被吴王阖闾任命为吴将，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涯；吴起通晓兵家、法家和儒家，效力于魏国屡次击败秦国，作吴国令尹辅佐楚悼王变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作为《吴子兵法》之要而流传于世。至于孙膑，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指挥大军尽显身手，都体现了《孙膑兵法》无可取代的兵家思想。
有论者说，先秦兵家在保持自身特征的同时，也吸收了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借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只是儒家与兵家相融的同时，于春秋时期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论者说，先秦“罢战去兵”的主张逐渐演变成以暴克暴的思想，军事伦理和暴力观念随着道德政治的宽泛化，发展成垄断暴力的原则。郑庄公伐周废礼当疚，周桓王被郑国将领祝聸射中胳臂后派人去看望，显示出极其矛盾也复杂的心态。只是鲁国犒赏军队分发食物，将郑国排在齐国和卫国之后，郑庄公就再次发起战争，又显示出其争霸的雄心。所以儒家提倡的“罢兵去战”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那子产之忧就不无道理。儒家思想的改变亦成就春秋乱世，而圣人作《春秋》提倡所谓的“王道之大”自然无从谈起。诚然，儒家思想的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势造就了诸多英雄，也使王道颓废，所以圣人周游列国之后才将希望寄托于《春秋》，即“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以期成就大王道。只是圣人到底抱憾而去，哀哉？哀哉！滍水东去有春秋，又怎能顾云卷无度？岸边操戈有声，古水逝去有痕，又终究有一枝独秀，幸哉！幸哉？
《水经注》说，（洱水）又迳西鄂县南，水北有张平子墓。洱水在今河南南阳县北，《水经·淯水注》说：“出弘农郡卢氏县之熊耳山，东南迳郦县北，东南迳房阳城北，俗谓之房阳川。又迳西鄂县南，洱水又东南流注于淯水。”西汉置西鄂县，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县北五十里鄂城寺。张平子即张衡，《水经注》说，墓之东，侧坟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文篆额，是崔瑗之辞。崔瑗是涿郡安平，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书法家，尤善草书。张衡是南阳郡西鄂县，即今河南省南阳石桥镇人，字平子，东汉天文学家、发明家。《后汉书·张衡列传》说：崔瑗之称平子曰：“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崔瑗对张衡赞赏有加，研究天地，天地的灵气无所蕴蓄；用心机械，没人能比得上平子的智慧，且引用《礼记》之语，成就语德行相辅相成，高尚则高，低劣则低，此谓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也。
《后汉书·张衡列传》说，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东汉时期谶纬之学风盛行，儒生争学图纬，更附以妖言。张衡认为图纬虚妄，不是圣人之法，且以“国谶虚妄，非圣人之法”上疏，言明应收藏图谶，禁止流行，如此以来，是非不致混淆，典籍也不会遭到玷污。《读通鉴论》说：“君子之言人伦物理也，则人伦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虚无寂灭也，则虚无寂灭而已矣；无所为禨祥瑞应劫运往来之说也。”王夫之系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和唐甄齐名。作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撰写《读通鉴论》评价张衡等先贤前，提到了二氏，也就是佛、道，言“之邪淫而终以乱也，非徒二氏倡之也，为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且嗟叹“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挟之，罪魁戎首将谁归哉？”张衡博通经籍，曾被人称为圣童，《后汉书·张衡列传》说：“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蓺。”王夫之说“儒者倡之”，而张衡以儒家之身反之。《后汉书·张衡列传》又说，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扰也。《五行志》说，东汉时期，京城洛阳等地多次发生地震，张衡就上疏说：“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张衡为反怪异之说，阳嘉元年，即132年发明了地动仪，《后汉书·张衡列传》说：“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只是《后汉书·张衡列传》又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所以张衡才提倡修礼制、合时宜，乃消灾避难之本。
有论者说，汉光武帝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地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的根本地位。东汉谶纬之风直接影响了学术界，清代皮锡瑞说：“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是七种纬书，此谓之七纬。谶是将来能应验的预言、预兆，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与纬结合后就有了谶纬之说。所谓的五经，乃汉之后的称谓，是儒家学说集大成之作，也就是《诗》、《书》、《易》、《礼》、《春秋》。张衡所言之“圣人之法”是以未被谶纬化的五经为治国、处世之道。只是面对自然灾害，争学图纬的东汉儒生以谶纬之说释之，且融入儒学，继而上升为治国之道，显然有违圣人之本意。故《后汉书·张衡列传》说，观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张衡上疏否认了谶纬之说，且维护了圣人之道，不过是虚伪之徒，借此求世取财罢了。只是儒学被谶纬化，且从秦汉以降形成一种思潮，亦是学术上的争鸣，与张衡之说相映。至魏晋之后，随着玄学的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作了新解，谶纬之说也不再盛行了。到了宋朝，谶纬之说愈加式微，可明清后的儒家推崇汉儒又呈现出复兴之势。如此反复，长眠于洱水旁的张衡要是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读《水经注》写《水经纬》，余多感触，可多言定伤文，只是无语又有不及之憾。好在古水不逝，新水长流，滍水有脉，洱水有络，河水泛波，云卷云舒，水云无语亦有语，又岂有作文不及之憾乎？
《水经注》说，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县北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梅溪水在今河南南阳市西，《水经注疏》则说：“会贞按：《地形志》，宛县有梅溪水。”秦置宛县，治所即今河南南阳市，系南阳郡治，西晋为南阳国治，南朝宋复为南阳郡治，北周与上陌县合并改为上宛县。《水经注疏》也说：“《类聚》六十四引盛弘之《荆州记》，梅溪源出紫山。山在今南阳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紫灵山。”
《水经注》说：“奚，宛人也。于秦为贤大夫，所谓迷虞智秦者也。”《史记·淮阴侯传》则说，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杨守静作《水经注疏》称，郦道元言及百里奚说其“迷虞智秦”乃本《吕氏春秋·处方》篇，此言不虚。《吕氏春秋·处方》说：“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吕氏春秋》言及百里奚前先给出一个结论，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末，且说“治亦然”。向挚是商朝太史，纣王无道，殷祚将终才负典归周。所以《吕氏春秋》说，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之所以灭亡，就是没有治国之本。如此以来，郦氏本《吕氏春秋》说百里奚“迷虞智秦”也就不无道理了。
虞国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辖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北。前655年，晋献公灭了虞国，也有了“假道伐虢”这个典故或成语。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国亡后被俘，作为秦缪公夫人的陪嫁奴隶送到秦国。《史记·秦本记》说：“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百里奚不甘心作奴隶，逃出秦国跑到楚国宛邑不幸被抓，秦缪公闻其贤能就用五张黑羊皮换回一个秦国大夫，此谓之“五羖大夫”。《孟子·告天下》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轲作《告天下》说，舜于田野里受到重用，商代政治家、军事家傅说曾筑过墙，殷末贤人胶鬲曾贩卖鱼盐，百里奚则被“举于市”，故心怀大任者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锤炼自己，内心警觉、性格坚定，必然会具有别人不可能具备的才能。其实，孟轲之语还有隐含，所谓的“动心忍性”也是一种德操。所以《韩非子·说难》说：“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说，子夏、子游、子张 ，皆有圣人之一体。唐代陆龟蒙作《复友生论文书》也说，六籍中独《诗》、《书》、《易象》与 鲁《春秋》经圣人之手耳。故百度汉语解释“圣人”一词，其释义之一就是专指孔子。只是《原道》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出，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如此以来，韩愈所言之圣人则是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之人。《孔子家语》说：“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愉，首拔五羖，爵之大夫，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孔子盛赞缪公知人善任，重用百里奚秦国才能称霸。《吕氏春秋·慎人》说：“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百里奚辅佐秦缪公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才称霸西戎。”《史记·商君列传》说，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如此以来，韩非子之言就不虚矣！
《武经总要 ·卷九》说，秦伯犹用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北宋曾公亮和丁度作《武经总要》本《左传》，秦伯即秦缪公。《左传》本无百里奚之名，曰百里、孟明或孟明视，有论者集史料为证确系一人。司马迁作《史记·秦本纪》则说，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古来人和事流传多分歧不怪，说百里奚仁义、贤能却不虚，且众口一词，《孟子·告子章句下》就也说：“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百里奚辅佐秦缪公，倡导文明教化，且重施于民，修国政，外图霸业，奠定了秦国强盛的根基。与商鞅变法相比，百里奚少功利性，不急于求成，以仁义施天下，周室衰微，可礼不能丢，此与秦国地处偏远之地而轻视教化的大环境有关。《孟子·公孙丑下 》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伊尹和管仲都是股肱之臣，孟子谈到百里奚也说用则霸，不用则亡，其意明了，君尊重贤德之人，而贤德之人必注重礼义仁智信方能帮其成就霸业。孟子之所以不忘在其著书中提及百里奚，也是为传达儒家思想，即其在《民为贵》中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此谓之仁政。孟子于孔子学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仁政”之主张，而百里奚帮助秦缪公实行仁政就是其作文或书写自己主张的“史料”。
周衰礼崩，随后有孔孟诸先哲兴儒，处于春秋战国之乱世也是应运而生。梅溪水注入淯水、迳百里奚故宅，郦道元身为一代儒宗，借水说史，言其是“迷虞智秦者”自然充满了敬意。只是《水经注》又说，梅溪又迳宛西吕城东。《史记》说：“吕尚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受封于吕，故因氏为吕尚也。”吕尚就是姜子牙，半生寒微，兴周灭商，封国安邦，且强国富民，安定周室。《东周列国志》说，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明代冯梦龙作《东周列国志》所述为百里奚之言，其心志、智慧、仁德岂能无中生有哉？
《水经注》说，梅溪水又南迳杜衍县东，故城在西。西汉置杜衍县，治今河南南阳市西南。梅溪水注入淯水之前还如此曲折，何况世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