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就对明朝那些事儿充满兴趣与好奇，兴趣它的奇闻异事，好奇这样一个奇葩王朝也能历经二百多年。从朱元璋算起，至崇祯煤山自缢，明朝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在这个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里。从开始到其衰亡，一直都是故事不绝、纷争不断。风风雨雨的背后，为后人留下的谈资、总结、教训更是数不胜数！
王朝的主角自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细数明朝的这些皇帝，基本上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色调不一、浓重不同的一笔。以朱元璋为例，从放牛娃、乞丐一路到真龙天子，不可谓不具有传奇色彩。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农民身份起家，最终问鼎登基的皇帝。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历史应当给予适当的评价。但是，他的滥杀无辜、严酷刑罚也不得不提，特别是恢复了早已灭绝的殉葬制，让后世的评价呈现了一边倒。他为子孙开创了万代基业，又亲手为明朝的动荡及灭亡埋下了祸根。自己亲手分封到华夏大地上的众多藩王拥兵自重、蠢蠢欲动。在朱元璋死后，多次兴兵作乱。最终，朱棣把亲侄子朱允炆赶下了皇帝宝座，自己成功上位。更严重的是，被太祖皇帝分封的朱氏子孙世代相传、游手好闲。繁衍到明朝后期，竟达数十万之众。可想而知，这些按人头由国家奉养的纨绔子弟，给摇摇欲坠的明朝带来的负担是何等之巨！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距李自成进京、明朝灭亡还不到一个甲子。此时的大明王朝来到一条山路的十字中央。是艰难的爬坡？还是沿着悬崖边上那崎岖不平的小路徐徐前行？还是任凭重力加速下行、最终坠入深渊？这不仅仅是前述所说的朱氏子孙的供养问题，更重要的这个王朝的内在的、固有的问题都已暴露无遗。
有人说明朝的衰亡与万历皇帝直接有关，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是个十足的败家皇帝。与洪武、永乐这些雄才伟略的祖先相比，万历似乎不在一个档次上，也似乎没有可比性。但与他的叔祖正德及祖父嘉靖相比，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是在继位伊始，万历也曾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那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位皇帝变成长期懒政、怠政，甚至是影响到明朝走向的呢？
1572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即位大统，年号万历，在位48年，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母后陈氏与先生张居正对小皇帝管教甚严，常因一些小错，小万历就会被陈氏罚跪数小时之久。张先生也会因他所背诵的经史结巴或别字而严加质问，这常常使我们的九五至尊无地自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万历一天天长大并在学习上取得了十足的进步。然而，一个无形的枷锁正向年轻的皇帝袭来……
小万历可谓聪明伶俐，年方十岁，已能秉笔挥毫，书写径尺大字，但张居正却向他泼了一盆冷水：皇帝乃一国之君，不必在书法等末节小技上下功夫，这些对治理天下毫无益处，反而会沉溺于此，致使朝政荒废，并例举众多先朝事例加以劝谏。小万历当然无力反驳，只能纳谏。结果，皇帝的自由或者说一个喜好就这样被扼杀掉了！
老师加首辅的张居正对小万历可谓教父一般的存在，对万历的成长及其三观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万历御宇的头十年，由于皇帝、太后对首辅的信任，张居正得以对王朝弊端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通过改革，明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提升，国库收入显著增加，边境趋于稳定，大明王朝得以短暂中兴。张居正办事一丝不苟，很多小情小事都亲力亲为、细致入微。这样的政治明星与治国能手让皇帝自然是心悦诚服，外加佩服甚至是崇拜。但就是这样一位能臣干吏死后却落了个身败名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的结果。
张居正的新政可谓利国利民，但新政不是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而是局部整顿。结果触动了上百年来文官士绅、皇亲国戚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奶酪。固然，官僚们享有的各种特权并依此获得的利益貌似非法，但两万多以“四书”为圭臬层层选拔出来的帝国精英们，确是明朝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这些从小就读圣贤书长大的帝国实际统治者们，认为张氏的变革不合“章法”，甚者严重地背离了传统。而张居正又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出必要的让步，改革虽需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治大国如烹小鲜”，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顽疾、弊端，张居正急于求成，致使事倍功半，满朝文武怨声载道、抗拒横生。这为以后张氏被参、墙倒众人推埋下了祸根。
单单依靠原有的行政机构，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将变革贯彻到帝国的每一角落。客观上就需要另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体系加以补充。这就难免形成了一个实际上不是以皇帝而是以张居正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名义上，张氏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利。但通过权术，张居正又能轻而易举的呼风唤雨，使自己的意图变为现实。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甚至皇帝、太后厉行节约，但他却不能以身作则。在一次回乡祭祖的旅行中，他居然使用三十二抬、带有套间的超级大轿，并有戚继光委派的一哨洋枪队护驾，其排场及奢华程度连万历皇帝都自叹不如。这种两面派的做法着实为他死后被打倒、清算提供有力一击。
这些罪状对于位极人臣的张居正来说，本可以瑕不掩瑜、一笔带过。但正是他没有“搞好关系”的文官集团将弹劾奏章堆满了万历的御案。这些充满伦理道德的奏折中不乏告讦、夸大其实甚至打击报复。万历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开始苦恼与困惑起来，他的授业恩师、道德典范竟是如此险恶及表里不一。此为万历对朝政产生厌恶的开始。
在后张居正时代，只要涉及到张氏做过的事、张氏提拔人及其做过的事，仍有朝臣群情激昂地拿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旧事倒腾出来，以一种报复的心态，像野狗一样群起而攻之，企图将“倒张”运动进行到底！这时的万历才慢慢缓过味儿来！他对张居正的惩办，并不是那些文官口口声声所说的那么回事儿！而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裹挟下，以道德这个无形的武器向他的“要挟”，并得以除掉对立面、满足私欲的一次大规模尝试而已。文官集团的这种“阴阳两派”的嘴脸才是他最痛恨的，但除了罚奉、贬官、庭仗这些聊以慰藉的手段以外，万历也别无它法。因为儒家这一套，他没有百官玩的精儿，且势单力薄。更加关键的是，万历也是在儒家这口大染缸里浸泡大的！在这套体系里，朝臣们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笔诛墨伐，使他有口难辩、束手无策，只有唏嘘与无奈！这也在客观上令万历皇帝开始了与文官集团的背离！
在万历二十多岁的时候，同一般年轻人一样，喜欢舞枪弄棒、金戈铁马。此时的万历对自己的随从武装――皇家禁卫军颇为“感冒”，以谒陵等借口整日对这只军队实行操练。常常搞得京城不得安宁。这样的活动并不能简单的说成年轻人荷尔蒙旺盛的缘故，更是万历效仿祖先、励精图治的一种表现。自从朱元璋马上打天下、开创明朝基业以来，帝国的文官一直凌驾于武官之上。这既有历史原因，也具现实意义。所以文官集团当然不希望皇帝与武将过于亲近，而将文官自己疏远。于是乎，文官们开始一番以伦理道德做外衣的诤谏。他们以“兵凶战危、有损成平”等理由要求皇帝停止内操，但本朝没有成宪规定皇帝不许统帅禁军！所以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打破僵局的是首辅申时行，老练成达的申阁老善于洞察事情的根本，他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他改变思路，以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使万历放弃了内操，文臣的忧虑得以解除，双方的矛盾表面上得以化解，但聪明的万历对此看的一清二楚，他知道自己看上去至高无上的权威，仍然被一种看不到且更加强大的软实力所胁迫，一次次使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落空，那么应对的办法只有一个：无为！
使皇帝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的起因为立储问题，万历因为宠爱郑贵妃，欲立皇三子常洵为太子，而文官们又集体发威，拿出他们擅长的以“伦理”与“道德”为道具的把戏来，就是不容万历“废长立幼”。面对群臣，皇帝依旧是孤家寡人一个，但他没有简单的“屈服”，而是以一种报复的心态消极对抗。想方设法将立储之事进行拖延，但迫于强大的舆论攻势，最终还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一般人认为皇帝应该是一言九鼎、执掌生杀大权。溥天之下、率土之滨岂有皇帝所不可为的？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明朝的国本说起……
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严厉的成长环境，促使万历与全体文官乃至亿万黎民一样，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在帝国的每个角落，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国家大计，都必须遵从传统礼法为行动指南与办事方针。从而帝国的1000多个县及亿兆百姓得以长治久安，此为明朝的立国之本。在这套礼法系统下，皇帝的言行必须符合道德规范，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其个性必须收敛、不能表露，创造力更是无从发挥。皇帝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一尊高高在上，既神秘又充满宗教色彩，既没有血肉，更不需要情感与思想的雕像而已。万历之所以被后人诟病为懒政惰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做好这尊“雕像”。
对于立储问题，万历之所以没有采取强硬手段，是因为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却是受制于文官集团，他的权力与权威被动的来自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万历不具备正德皇帝那样的魄力与洒脱。即便是个人“私事”也不能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在文官编织的牢笼里，他只不过是一名至高无上的囚徒，必须依照文臣的意志行事。万历非要以个人感情废长立幼，这是有悖常理的，儒家思想的死忠们是绝不答应的。对于百官的抵制，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无可奈何，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万历也不能与礼法相背，必须“摈斥个人意志”、屈就于传统。这一点万历很是清楚！只是藏在内心深处、不被外人理解的那股执拗没有消逝……这里的始末缘由被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每当内阁大学士、状元郎申时行坐在文渊殿、原是张居正的办公桌前时，总是在深思与总结前任的功过得失。处处小心、事事谨慎，唯恐重导覆辙。他与张居正相比较，行事软弱，更多时候是以“中间人”“调停人”的身份出现。他居中调停的双方就是皇帝与文官集团。申时行可以算是万历的知己，他深知皇帝的苦衷，并想尽办法为皇帝解忧排难。同时长厚的申阁老又是全体文官的首领及代表，其背后强大的文官集团常常使他疲于应付。对于立储问题，申行时设身处地、想尽办法使双方得以调和，并且事情似乎也在朝向可喜的方向发展。双方达成的“协定”却因工部的一名堂官而破坏，万历放松的神经一下子被激怒，使立储之事陷入僵局。申阁老也因节外生枝被参而被迫离职。
立储风波之后，万历原本脆弱的心灵再遭重创，这一次是永久性的、无法治愈的。他对朝政彻底心灰意冷，对百官更是厌恶至极！报复性的开始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怠工。公正地说，万历的怠政并不是一概不闻不问，而是有选择性的，对一些关乎国家安危和例行之事通过其他渠道也能极速办理。例如“万历三大征”均在皇帝的“关注”之下取得了胜果。但在万历朝的后半段，法定的礼仪不再出席，文官的高级职位不再补缺，抗议奏章也不再批阅。万历甚至以道家的“无为而治”自解。简言之，万历与文官集团不再沟通交流，百官甚至看不到龙颜真面目，双方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上下否鬲、中外睽携”的局面。
帝国的言论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在这个自由且禁锢的环境里。文官们彼此间的无数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场。“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只要手中攥有伦理道德这枚大棒。任何人都可以被肆意抨击。如果双方都手握大棒，那么一场无休止的撕打就会越演越烈。而皇帝本该以一种神圣的公知形象存在，主持公道、杀伐决断、化解矛盾、统一思想。而此时的万历却长期“空岗”，这种缺失状态恰好使撕咬的双方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此种风气的形成慢慢地演变成了党派林立、党同伐异的局面。自古结党必营私。著名的东林党就是其中一例，在盘根错节的官场风气下，他们不可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们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阴阳两派”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以宦官为核心的阉党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致命的党争。
帝国的实际统治集团就这样内耗于日常。满脑子里都在整天算计“整人”或是怎样不被“人整”。不同派系更是工于心计、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直接后果就是文官集团犹如一盘散沙，先前的和衷共济、荣辱与共更是无从谈起！消极敷衍的流行病很快在文官内部传开，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盛行。文官集团内部出现的巨大问题，使大明帝国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溃烂，致使国家无从治理，朝政荒废、民不聊生。加上天灾人祸、东北满清的崛起，强派苛捐杂税，致使各地起义纷起，举国深陷内忧外患之中。大明王朝这艘行驶了两百多年的巨轮就这样开启了极速下沉模式。尽管无数包括许多文官在的内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均无济于事！直到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帝国的文官们还在大打口水战。不但没有实用的退敌良策，反而各打小算盘，斤斤计较捐银筹响的多寡，殊不知其城破后的惨状！
二百年来，本朝的文官们并没有取得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礼遇。他们的俸禄低微，特别是中下层官吏的境遇只能用寒酸来形容。他们几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这一点，与宋朝士人的境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也就使本朝的文官集团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以“四书”等儒家经典所接橥的为标榜。另一方面，为了生计做了一些有悖初衷的事情。但这些读圣贤书成长起来的文官，又真能以“仁民爱物”为宗旨，为国家、为民族、为皇帝的利益丢掉前途甚至舍生取义！他们信奉的儒家思想不仅赋予他们坚毅的品性，同时也使他们拥有了传统、死板、不容变通的德行。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极易形成一边倒或泾渭分明的两派。总是把一般的争端上升到道德问题，正误、善恶、美丑这些一般人都能轻易判别的标准，在他们眼中却可以依据某些标准与目的轻易地自由转化，并且这种转化十分极端，没有中间地带，不容妥协，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为解决问题而设置的文官，结果却成了帝国的最大问题。“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讪君卖直”、“ 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等这些信奉“孔孟之道”的文人顽疾，最终导致大明王朝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历史总是在循环过往，历史又似乎有律可循。我们不能把明朝衰亡的责任简单的推给万历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这套“体系”下的受害者。原本，张居正和申时行这两位行事风格、脾气秉性截然不同的掌舵人，在风云际会的那一刻，洞察到了问题所在，一个力图改革，一个试图调和，但均没能撬动历史的走向，反而自身深陷“问题”之中。可见单靠一己之力想要使僵化、陈腐的思想得以改变近乎不可能。方法只有打破传统、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这些看似不接地气的词句确实是那个时代人们理应具备的内心！甚至在当下，我们又能全部理解和做到吗？
后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先后读了三遍，第一遍走马观花，浪费了不少时间，以至于无从下笔。第二遍算是精读，这一遍过后，总算捋清些思路，拟题为“从《万历十五年》看明朝那些事儿”，但下笔方知，题目太大，被迫放弃。在读过第三遍后，才把题目改为“从《万历十五年》话明朝的衰亡”。试图把明朝衰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写出来。但一下笔才知道自己依旧是螳臂当车，这个题目还是不小，难以驾驭！要想写好，必然要有深厚的功力和渊博的学识乃至丰富的史料，单单一本《万历十五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错误、漏洞应不在少数。只当是作为读书随笔、记录感受罢了。
202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