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回到家乡，想起一九七零年跟着母亲到沙河沿公社走五七道路到如今已经是五十周年，决定回去看看。母亲告诉我：“农村的老人都走了，你去了，也找不到认识的人了。”但我还是想故地重游，感受一下时光的变迁。
在火车站东北侧的汽车站扫码进站，来到售票口购票，车票是七元钱。童年时期我坐车往来于县城与沙河沿之间的时候，买的是半票，当时我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二，车票三角钱，过了几年个子长高了，就收全票了，车票是六角钱。再往后，车票价格就慢慢涨起来了。
客车里面宽敞、舒适，客人不算很多，汽车从市里出来以后，起初行驶在201国道上，路面宽阔平坦，过了驼腰子岭以后，汽车拐上了土沙公路，路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坑，路况居然不如五十年前的黄沙路面，让我感到有些惊讶。汽车行走在路上，我不时将目光移向车窗外，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秋天里绚丽多姿的田园景色。
远处郁郁苍苍的青山连绵起伏，一团团棉絮般的云朵铺排相接在辽阔的天空，阳关穿过云层缝隙照射在空旷的大地上。秋天的乡野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随着汽车的行驶，成片成片的玉米地和水稻田在眼前铺展开来。
密密匝匝的玉米株英姿挺秀，恣意舞动着她们绿色的长袖，踩着节拍婆娑起舞，一束束金黄色的玉米穗在阳光下煜煜生辉，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块块金光闪闪的毛毯。整齐连片的水稻透出了黄色，在初秋微风的吹拂下纤细的身姿轻盈摇曳、优美惬意，仿佛陶醉在秋天成长的喜悦之中，她们流淌着生命的灵性，在孕育着一波又一波的金色波浪，展示生命艳丽的风采。
经过一个小时的行驶，汽车抵达到了沙河沿镇。下车后走在路上，发现虽然村子的形态和规模没有变化——仍旧是原来的街路，但当年简陋的土坯房屋都已经被明亮的砖瓦房所取代，原来的公社和供销社所在地如今建起了楼房，一楼是临街门市和商店，售卖各式各样的商品，当年住过的房子已找不到了，我曾经念过书的小学变成了沙河沿镇中学，学校门口是电动伸缩门，校园环境安静优雅，教学楼宽敞明亮。目之所及与过去相比真是旧貌换新颜啊。
我向河边走去，用了将近五十年的老桥还在，桥的北侧新建了一座大桥，还没有开通。由于受到两场台风的影响，河面开阔，湍急的河水变浑了、变浊了，浩浩荡荡地向前流动。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面对滔滔而去的江水曾经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但我在这里经历的往事却历历在目。
沙河沿在敦化市东北部，东南北三面环山，沙河从南蜿蜒流向北方，将村子分成河东和河西两个区域。1881年1月25日敦化建县后，陆续有人迁移到这里，在沙河两岸开垦荒地，河上建起了一座木桥以便行人通过，1891年后逐渐成屯，旧称“小街。”1956年建成乡，后来改成公社，1984年撤乡建镇。
一九七零年敦化县医院的救护车将母亲和我还有全部家当从县城送到完全陌生的沙河沿的时候，我才七岁，刚上一年级，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席卷全国的走五七道路的风潮将母亲和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母亲被安置在公社北面的农机厂工作，农机厂非常简陋，只有几名工人用锯将原木锯成板材，还有两个人负责钉马掌，我和母亲住在工厂院子里的一处平房里，我在工厂斜对过的沙河沿小学上学。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在县医院工作的母亲在得知她到农村走“五七道路”的消息时，心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本来就是单亲家庭，生活不易，怎么就给安排到农村去生活了，不知道此去何时能够回来，各种忧愁和焦虑涌上心头，黯然神伤，哭了好几次。
而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次走“五七道路”是母亲和我两个人命运的转变，会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给我的成长和心路历程带来怎样的艰辛和波折。
沿着公路由西向东进入村子，向北拐一个小弯再向东走三百来米就是沙河沿公社。河的西面是河西村，当年叫河西大队，村子有一条从村西口到江桥的道路，有一里多地，中间有一条向北通向船口村的路，是个丁字形村道结构。路的南北两侧有一些房屋。河西村对面是河东村，从江桥延伸下来的一条路抵达村东头的路口，也有一里多地，中间有一条向北通向杨家店村和富贵村的路，同样也是丁字形村道，在道路两边和河岸上坐落着很多房屋，当时大都是破旧的土坯草房，有的房顶上还长着青苔。
当年的沙河沿公社所在地位于河西村中间路的北侧，公社是临街的一排砖瓦房，房子门厅上方是一个三角形，上面镶嵌着一个五角星，门口立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左边的牌子自上而下写着“沙河沿公社革命委员会”，另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沙河沿公社武装部”，办公室在门厅两侧，房屋后面也是办公的地方，后面是一个院落。
公社的东面紧挨着供销合作社，是一处砖瓦房。供销合作社的道南有一家公社办的旅店，里面是一个简单的食堂，门口是个代卖点，有一个身材不高，五六十岁的男人卖火柴、蜡烛、灯泡、面包之类的日常用品和食品，从公社往西过了一个路口是邮政所，再往北路的西侧是沙河沿小学。
从公社往东走一百五十余米就是连接河东大队与河西大队的桥，我和母亲刚到沙河沿时大桥还是一座木制的老桥，上面有几处大窟窿能看见河面，需要小心翼翼地走过去。1971年，在老桥附近建起了一座从西北至东南跨过沙河的三孔石拱桥，木头桥随后拆除了。
由于母亲和我住的房子里有很多臭虫，咬的我睡不好觉，又考虑到我的前途，父母经过商量后决定让我回到县城父亲的身边，我在沙河沿小学念了半个学期以后，就离开了沙河沿。
回到县城，虽然得到了奶奶和父亲的关爱和呵护，但我还是很想念在沙河沿的母亲。我在学校放假期间坐车回到沙河沿去看望母亲。刚开始父亲不放心我独自一人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总是想法找认识的人在去沙河沿办事时顺便将我带过去，前几次回去都是有人陪着的，时间长了，见我已经熟悉行走的路线，就让我自己去了。
当年从客车上下来，就能看见路的南侧有一块刻写着54字样的石头路碑，这是旧时敦化县城到沙河沿公社的华里路程，这段距离阻隔着我的驰念，也是让我在童年时期经受了离别之苦。
来来往往，去去回回，这条通向沙河沿的公路，对我来说可谓老马识途。
当时敦化客运站每天发往沙河沿的汽车只有早上、中午、下午三趟车，车厢矮小，狭窄，车厢里挤满了人，没有座位的人只能站在过道上，站在后面的人都得低着脑袋，车顶的行李架上放满了各种物品。车辆行驶在路上总会扬起灰尘，如影随形地跟在车后。在机场和沙河镇附近有几个起伏不平的路段，汽车颠簸得厉害，坐在最后一排乘客往往颠顿得吃不消，头几乎撞到车棚顶。
记得刚回到沙河沿时母亲告诉我说第二天有集，可热闹了，要带着我一起去看看，买点好吃的东西。什么是集？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心里感到很好奇。
第二天，我和母亲来公社门前的大道上，只见从桥头一直到公社附近人来人往非常热闹，都是买卖东西的，我才知道了什么是集。集市十天一次，由于在社员生产队里挣不到几个钱，物质匮乏，平时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附近村屯的很多农民将家里养的为数不多的鸡鸭鹅、种植的蔬菜、沙果，攒的鸡蛋、鸭蛋、鹅蛋等拿到集市上出售以换取一些零钱，买一些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须品或农用物资。母亲在集市上给我买了鸡蛋等吃的东西。
当时生产队的社员干活挣工分，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能力分成等级，成人壮劳力一天最高挣十分，年老体弱的工分就少一些。生产队里干活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属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出工干活都是大帮哄，没有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到秋天生产队按照工分给各家分配粮食、秋菜和烧柴。工分多的人家能多分一些，工分有剩余的可以换成钱，有的人家工分不够就只能先欠着，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三角债”。
母亲一个人在公社农机厂的生活比较艰辛，饮水做饭、洗衣服需要在辘轳井里打水，非常吃力，平时还好说，到了冬天井台周围都是冰，更加困难。在看不到回城希望的情况下，母亲在那里组织了新的家庭，在河东生产大队做出纳也负责记帐，生产队队部在丁字路口的北边，路的西侧，母亲也搬到了河东大队队部附近的一处平房里，一年之后弟弟出生。
小时候去河东看望母亲时候，我在附近的路上经常会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的头发是披在前面的，看不清脸面，穿着黑色的衣服，双手抄在袖子里，样子有些怪异，也很吓人，我每次见到她总是躲得远远地，不敢靠近跟前。五十年以后，我跟母亲提起此人，母亲说这个人有病但不是暴躁型的，是由于儿女不孝顺导致的抑郁病。
还有一户人家在房后放了一口棺材，走在路上总是不经意地撞入眼帘，也让童年的我感到一丝惶悚。村子里的夜晚，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传来一阵阵狗叫的声音让夜晚多了一些神秘的气氛，出去上厕所时生怕附近有什么东西窜出来。
一九七二年前后，县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给走五七道路的人落实政策，很多走五七道路的人员纷纷回到县城原来的单位，母亲因为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原因，没有能够回城，县卫生局将母亲安排到沙河沿公社卫生院做收款的工作，给母亲安排了一处房子，将弟弟的户口改成了非农业户口，粮本改成了红本，可以到粮站领供应粮。
那所房屋是一所三间草房，在生产队的附近，原来住的是走五七道路的人员，他们走了以后，母亲就搬到这里。对面屋还住着一户人家，有一个小女孩非常淘气，他们还在房子里养了一只大公鸡，不到天亮就打鸣，严重影响母亲一家的休息。
不久，母亲花了一百多块钱在河边买了一处房子。这座房子是坐西向东的草房，中间的是带灶坑的厨房，左边是住的屋子，面积不大，地上放了一张桌子，活动空间就变小了。厨房的左边也是一间屋子，当做仓房使用，放一些杂物，母亲将东西分门别类的放在箱子里或筐里，上面贴着写了字的纸条。母亲非常爱清洁，总是将屋子里和厨房擦得干干净净。
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河水的流动，听见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房前的院落放着柴禾，还养了几只鸭子，房后是一片坡地，种植着黄瓜、西红柿、豆角等蔬菜，那个时候可是绿色食品。成熟的时候非常鲜灵，母亲会采摘黄瓜或西红柿给我吃，新鲜的西红柿红的不太均匀，但已是圆润饱满，用嘴将皮咬破，再吸吮鲜红的果肉，真是香甜爽口；鲜嫩的黄瓜还有些小毛刺，用手捋一捋后吃进嘴里脆生生、水灵灵的，带有甜甜的味道，那个年代人们很少能吃到新鲜的水果，黄瓜和西红柿的滋味足以让人怀念。
沙河沿公社卫生院坐落在公路的南侧，河西村的最西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好像为了防止病菌传播而刻意为之，其西南北三面是庄稼地，卫生院拥有前后两趟坐南朝北的砖瓦平房，前面的房子是诊治疾病及办公的地方，门厅上有一个红十字，后面的是食堂和库房。卫生院前面是一大片空地，有一条路与公路相接。公路北面有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再往北是一片开阔的玉米地。
当时卫生院的规模不大，不到二十人，有内科、外科、中医科和妇科，还有药房、注射室和供病人住院用的病房，病房在最西侧，里面有五六张床，可以诊治各种常见疾病，遇到治不了的大病再转到县医院。
小时候我每次上沙河沿，都会跟着母亲去医院，我有时用蘸水钢笔在纸上写字，有时摆弄办公室里的物品，屋里待不住就出去玩一会儿。医院领导知道我是来看望母亲的，很通情达理，也不怎么过问。在医院的时间长了，知道了处方上印刷绿色字体的是用于干部职工的公费医疗，印刷黑色字体的用于农民的自费医疗，还有一种是工矿单位记账用的处方。
在那里我也能找到玩伴，卫生院门诊室的王大夫和药房的肖大夫是夫妻，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孩是姐姐叫王红，男孩是弟弟，小名叫小斌，我经常和她们在医院房前屋后的草地上做各种游戏，玩不亦乐乎。
有时候在医院附近能听到火车发出“呜呜”的鸣笛声，这让我感到疑惑，这个地方哪有火车啊？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长图线火车行驶在大石头镇附近时发出来的声响，声音在空旷的山野间传播的距离有十多公里。
母亲偶尔也回到县里办事，都会让人捎信给我去见上一面，临走的时候我会送到汽车站。有一天晚上，有人到我家送信说我母亲来县城开会，住在县招待所里，让我过去，并告诉了房间号码。县招待所就是现在华泰商场所在的位置，当时是一排临街的红色砖瓦平房，第二天早上我兴冲冲地赶到招待所，九岁的我也不知道敲门，径直推开房间的门，问了一句：“我妈哪？”一位正在床铺上整理东西的阿姨，回答道：“你妈回去了！”我带着失落的心情怏怏不乐地回到了家。后来，我去沙河沿时才知道母亲没有等我是因为惦念留在家里不满一岁的弟弟，开完会就匆忙赶回去了。
沙河沿有很多朝鲜族，有的只会说一点点汉语，来医院看病交流不是很方便，母亲就跟卫生院里的朝鲜族大夫和护士学习朝语，她将朝鲜族的日常用语用汉字标出发音来学习，慢慢地能听懂和说一些简单的句子词语，我看着母亲标出来的汉字发音也学会了几句朝鲜语。
沙河沿医院门面有一条汽车行驶的公路，平常很少有车，在医院午休的时候，母亲和医院里的几个护士相约一起在路上学骑自行车，有一个朝鲜族护士在练习骑车的时候，不小心从自行车上掉了下来，把脸碰坏了，缝了针，再也不肯学了。母亲坚持了下来，最终学会了骑车，后来买了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母亲现在还经常骑自行车上街转一转，有时候骑车上北山、六顶山游览，这也是走五七道路一个意外的得益吧。
母亲下班时，我和母亲一起回家，夏秋时节路边长满了各种野草和小花，我和母亲边走边说话，有时忍不住拽几根毛毛狗草拿在手里摆弄。那个时候也是做晚饭的时间，村子里各家各户的屋顶上飘着缕缕炊烟。从医院出来顺着大路向东走五六分钟，有一条沿着河岸通向江桥的近路，路南侧有柴火垛和苞米楼子，路的北侧是村民的院落和房屋，还有生产队的马厩和牛圈，劳累了一天的牛马或站或卧在安静地吃草，桥头的河岸处还能看见几只鸭子和鹅在水里嬉戏觅食。
我很留恋在母亲身边的感觉，有一次母亲将梨削皮后切成两半分给我吃，我不肯吃，说两个人吃一个梨不是“分（梨）离”吗？母亲说没事，那来那么多的讲究。在母亲身边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还没有待够就要按照原定日期返回了。临走的时候舍不得离开，坐在汽车里的心情很不好受，这种惆怅的情感在回到县城的家里的时候更加强烈，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舒缓。
有一次，在我要回敦化的时候，母亲用洗干净的药瓶给我灌上了凉开水，让我在路上喝，到家后，我想着这瓶水是母亲给我的，非常珍惜，舍不得喝，我将它放在家里北边的窗户台上，几天以后，父亲问我这瓶水是从哪里来到，我回答是我妈给我灌的，父亲打开瓶子闻了一下，说这个水放的时间长有味了，不能再喝了，我才拿出去倒掉。
由于距离的阻隔，使得远在县城里的我不能及时得到母亲的关爱，加上小时候在县医院的意外经历，时常遭到同学和邻居小孩的欺负和嘲笑，导致我性格敏感，有严重的自卑感，平日里总是低着头，不敢瞅人，每次去母亲身边，母亲都不断地叮嘱我，走路时要挺胸抬头，跟人接触大方自然。
我每次去沙河沿都背着上学时用的黄挎包，里面装满了要缝补的衣服和袜子，母亲总是将我穿的脏衣服脱掉，放在大盆里使劲搓洗，晾干后，在磨坏的地方打好补丁。有一次回敦化时同车有一个认识我的阿姨，看我背的兜子装得满满的，背包的盖都要盖不住了，就看了一下，发现都是补好的袜子，莞尔一笑，让我感到发窘。有时母亲还会给我带上沙果、黄瓜、西红柿等吃的东西。
姥姥和姥爷从磐石来敦化以后，也曾到河边这个房子里住过一些日子。我来沙河沿时也遇到了姥姥和姥爷，记得有一次我下车走进屋里时正赶上下雨，姥姥担心母亲没带雨伞，就让我拿着雨伞上医院去接一下，我顶着风雨走到了医院，母亲看见我有些意外也很高兴，我们从医院出来回家时，雨就停了。
母亲家后面沙河的河水非常清澈，附近居民每天都在河边打水，我也没少喝这条河里的水，那种独特的顺滑感觉至今难忘。在河东桥的南北两侧多是细沙和石头，经常有女人在这里洗衣服，将衣服放在平整的石头上，抹上自己家做的胰子，然后拿木制的棒槌使劲敲打、漂洗，再将洗好的衣物放在河边的石头上或野草上晾晒，吃顿饭的功夫就干了。朝鲜族妇女来河边洗衣服时都是在头顶上顶着盆，里面装满了要洗的衣物，洗完以后再将衣物放进盆里用头顶着回去。
有一次，我姥姥去河边洗衣服，我也跟了过去，那地方离母亲家也百十来米的距离。我见河水清波荡漾，就脱掉鞋子，挽起裤腿，站在河边玩水，可能是听了我跟姥姥的对话感到挺有趣，一个也在旁边洗衣服的十来岁小姑娘，边搓洗衣服边抿着嘴笑，那笑容如同河水的碧波澄莹灿烂。
进入寒冷的冬季，农民忙完了屋里屋外的活，大都待在家里猫冬，村子里一片寂静，随处可见积雪，路边偶尔有觅食的小鸟，见到有人走来便扑簌簌地飞了起来。河面也结成了厚厚的冰层，覆盖了整个河道，有的地方的冰没有杂质，像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玉石，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流动的水，有时能听到冰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附近的居民会在冰面上凿出一个冰窟窿，用来打水。
冬天里很多村民出门办事为了抄近道就从冰面上走过，有一天，母亲所在的单位在河西一个同事家会餐，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种了，母亲突然想起大姨寄来的一封信还没有看，落在了同事家，决定回去取。担心路上遇到坏人，母亲和我带上了狗皮帽子。外面夜色浓重，我陪着母亲走到河道中间时，大桥上忽然有几束手电筒的光线照了过来，在我们脸上和身上很不礼貌地扫来扫去，我和母亲神情镇定地望向手电筒的光源，也许是我们戴着的狗皮帽子让他们感到迷惑，分不清是什么人，也许是感到无趣或心虚，晃了一阵子以后，就把手电筒给关了。
在农村听有线广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农民家里很少有收音机，家家户户安装的是有线广播喇叭，广播线通过专用电线杆连接到各家各户，家里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广播喇叭，这个喇叭有一根线要连接到地上。广播喇叭在每天早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八点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平时播放各地开展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报道、现代样板戏唱段，还有县广播电台的农业技术推广讲座节目。
看着熟悉的街路不断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每次到沙河沿都会到供销社看一看，我对那里的非常记忆鲜明，供销社门口对着是北面，出售铝盆、手电、暖壶、黄色棉胶鞋、靴子、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西侧柜台摆放着菜刀、镰刀，铁锹，斧子等工具，东侧橱柜里放的是各种针线、花布和染色布，门口两边的货柜在南面临近马路，进了门口左手边是西侧，柜台里售卖散装酱油、醋，腐乳，食盐等副食品，右手边的柜台出售的是作业本，铅笔、钢笔、圆珠笔芯、橡皮等文具，还有一些小人书和故事书，这是我每次来沙河沿最喜欢来的地方，有时候看到爱看的书都会买上一本，拿回去慢慢观赏。
我循着童年的足迹走在路上，周围的景物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拿起手机在曾经熟悉的地方拍照。我的举动引起了正在路边院子里干活的一对夫妻的注意，看了一会儿，男的忍不住好奇地问道：“老哥，我看你一直拍照片，以前在这儿住过吗？”我回答说“是啊，我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我妈姓蒲。”他略有些停顿，我妈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老邻居自然都认识。我反过来问他：“你不是本地人吧。”他回答道：“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从四平那边搬来的。”我又问道：“跟你打听一下，这里有个姓魏的，你认识吗？”“哦，魏金龙啊，他们家现在搬到延吉市了。”
魏金龙是我童年时期在沙河沿时的玩伴，他比我小一岁，他父亲老魏腿有毛病，走路拄拐，生产队照顾他，让他在河西桥头处开了一个理发铺，以给人理发为生。魏金龙很聪明，经常帮助家里干活，我来沙河沿时经常和他一起玩。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魏金龙跟我说起过河里的鱼挺多，钓鱼非常容易，我就动了心。从母亲那里要了钱，到公社的供销社买来了鱼线、鱼漂、鱼钩和铅坠，魏金龙带着我去阴凉的地方用锹挖出了曲蛇（蚯蚓），放在小瓶子里，带着我在家附近的河边钓鱼，他帮我把蚯蚓挂到鱼钩上做诱饵，告诉我将钓鱼线甩到河里，然后拿着鱼竿在岸边等着。功夫不大，金龙就告诉我：有鱼上钩了，我连忙把杆提起，只见一条大约20厘米长的鱼上钩了，我们两个把鱼摘下来放在小盆里。我兴奋地将鱼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做饭的时候就将那条鱼在锅里煎了给我吃了。这也是我第一次钓鱼，以后再也没有钓过。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徐焕生，在河东玩的时候认识了他，他年龄比我大一些，敦厚、善良，像个哥哥一样，那时候他也就是十来岁，我跟母亲说，我想和徐焕生交朋友，母亲同意了，让我带着些吃的东西，上他家去交朋友，听了我的来意，他父母很爽快地同意了。
他的父亲是河东大队的生产队长，母亲是妇女队长，对人非常热情，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慢慢地跟他的哥哥姐姐也都熟悉了。徐焕生曾带着我坐着马车到河东大队东南面的南台村去玩，也和我一起去村东面的小东山去玩。山上有一些柞树，半山腰处有一条战备沟，是河东村的制高点。小时候感觉那座山很高，长大了才发现它并不高。我大姨家的洪涛哥来沙河沿看望我母亲的时候，碰巧我也在那里，我陪着他到小东山去玩，他沿着裸露的岩石一直爬到了山顶，我没敢上去，在下面看着。
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母亲家附近有很多年龄和我差不了多少的小孩，其中有的是朝鲜族，与城县里的孩子相比他们少了一些狡黠，有天然的质朴和善良，我经常去他们家里，他们教会我用扑克摆八门、算命的游戏。我看到一户人家的外屋地（厨房）有一眼井，感到非常羡慕，这就赶上自来水了，也不需要出去担水了。
还有一个叫许广平的男孩，曾经是我在沙河沿小学念一年级的同学，他家住在河东村路的北侧离桥不远的地方，我们也常在一起玩，他有一些小人书，我有时去他家里看书。这些当年的同学和小伙伴都已离开了农村，纷纷到城市里去寻求谋生和发展了。
河东村道路南侧有一处院落也是我去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简易的铁匠炉，几个系着围裙的人将要锻打的铁料放在升腾着火苗的炉子里，一个铁匠手持长长的铁钳子，不停地翻动着炉火中的铁料，然后将烧红的铁料放在砧子上，几个人用手里的小锤子和大锤子叮叮当当的一顿敲，打得火花四溅，反复几次就把锄头或镐头等农具做出来了。院子里还有给马换马掌的木头架子，更换马掌时将马牵过来拴在架子中间，用皮带固定好，钉马掌的人先是用钳子将旧马掌和钉子起掉，然后再用铲刀把马蹄上的老茧给铲下来，再把新马掌钉到马蹄子上，我以为马会很痛苦，问了一下别人才知道换马掌时马是不会感到疼的，因为马的蹄子上长着很厚的角质层，需要经常修理，钉马掌不仅可以防止马蹄磨损，还能让马更好地走路。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新鲜，也长了见识。
谙习的村子与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路面，道路平整，村舍俨然，用彩色栅栏围的院子井然有序，里面的柴禾堆码的整整齐齐，路边长满了绽蕾吐艳的花朵。昔日里满地污垢、房屋破旧的景色已不见踪影，面对沧桑之变，村子仍旧保持着一种安之若素的沉静姿态。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履行，我们每天走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山一程水一程。沙河沿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处驿站，那片山水和村子是盛放我童年记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