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前到这个因新冠疫情而延长的春节假期，陆续看了一些电影：《小丑》、《盗钥匙的方法》、《寄生虫》、《动物世界》、《小偷家族》、《我不是药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除了《俱乐部》是在看完《药神》后重温，其他都是随意选看的。但碰巧地，这些题材各异，相互本无关联的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一条贯穿剧情的主线，那就是贫穷。
以前有个笑话，说高端时尚杂志，都是拿着几千块工资的人，教富翁们怎么生活。大意就是：富人的世界，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硬要意淫的话，普通人绘制的富人生活图景，大概都是郭小四式的奢靡浮夸风的。
有钱人的生活没有资格谈论，在”穷“这个话题上，总更有发言权了吧？但事实上，只要日子还算凑活的普通人，对贫穷的认知，可能并不比对富人的认知更多。
在现今的世界，贫穷可以到什么地步？穷困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度日的？是什么导致了贫穷？它会怎样影响一个人和一个社会？贫穷与恶，是谁催生了谁？有人该为贫穷负责吗？有办法消灭它吗？
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贫穷，是一个远比直觉所认为的更复杂的问题。
贫穷在电影里的形态各不相同。《小丑》里是罪恶的、歇斯底里的，《寄生虫》里是丑陋、卑贱的，《药神》里是绝望和挣扎的，《俱乐部》里是堕落而又顽强坚韧的；《动物世界》的穷摧毁人性，《小偷家族》的穷苦下却仍流淌着脉脉的温情。而《盗钥匙》里，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制造的诙谐际遇，穷人的命运，依然逃不过默默无闻地消逝的结局。
《药神》里让人印象最深的台词，恐怕是假药贩子张长林的那一句：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贫穷，就是生存的权利受到挑战。在生存危机面前，一般的道德、秩序、规则和法律都会变得摇摇欲坠，滋生万般无奈、不堪、悲剧，乃至龌龊。
《寄生虫》无疑是最好的写照，影片里四口之家的每一个成员身上，都在穷困里养成和沾染了种种恶习。
父亲怯懦、没有担当，遇到事情，只会”像蟑螂一样躲起来“，连在自己头上撒尿的酒鬼也不愿招惹。在雨夜逃出豪宅后，大祸已经临头，他的计划竟然是”没有计划“，因为这才是唯一不会失败的计划。儿子在面对社长女儿的告白时，丝毫没有对朋友信任的顾忌、犹豫和羞愧，顺势就接受了，他一面是自卑，一面却又憧憬着迎娶白富美，一步登天。
最令我感到可怕的，是一家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儿在作假、欺骗时表现出的纯熟和镇定自如，以及完全不考虑后果的短视。有点钱了，就吃烤肉喝啤酒，完全没想过存钱，规划长久的生计；社长一家走了，就在其家里饮酒狂欢，他们万一中途回来了怎么办，一年后儿子的朋友留学回来了怎么应对？没有考虑过，也没有担心过。他们眼里，只有眼前的享乐。
而每个人都贪婪、无耻，为了自己不惜干掉无辜的、一样只是谋口饭吃的人，并且，心安理得。
所以有人说，穷即原罪。贫穷孕育有缺陷的人格，人穷志短。
这么解释当然很简单，却是一种懒于思考的无知，甚至无良。
有些人的贫穷是命运、出身所致。世上有多少家庭，扛得起一次癌症？吃不起药，就活该等死吗？郑开司因孩童时代的阴影和创伤，导致他无法适应社会，陷入困境，难道也是他的错？
还有的人，穷是咎由自取。同样是身居陋室，一无所有，樱井武史是潦倒度日，做什么事都半途而废，连自杀都不成。而接过樱井身份，失去记忆的近藤，把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条分缕析地了解自己、剖析处境，规划生活，不管演戏还是做菜，干每一样事都用心投入和学习。
很多时候，穷并不是原罪，懒惰才是，把穷当成放纵自己、释放人性之恶的借口才是。
活着才是第一要义，这当然无法辩驳。但为了活着，愿意抛弃什么，付出什么代价，活成什么摸样，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选择。金家选择了寄生，躲在黑暗与地下室中；郑开司选择了守自己的道，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小丑；满嘴是fuck的罗恩·伍德鲁夫用牛仔的精神奋起抗争，不服就干；小偷家族抱团生存，互相取暖，不是亲人，胜过亲人。
贫穷是一面镜子，照射着人性。贫穷也是皮鞭，拷问着社会对它的关注，和对公义、法理和情理的认识。世上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贫富亦是。
天价药的定价和仿制药的生产合理吗？重症病人是否有权要求药厂降价？接走被家庭虐待的儿童并提供保护，是诱拐吗？非洲和亚马逊的雨林破坏，食用丛林肉，导致疾病传播，是谁之过？
在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前，最好能认识到背后的复杂性，并深入调查和了解。如果轻易地站队，想当然地支持或者声讨，成为雪崩中的一片雪花，盲目的群体浪潮之下，就有可能制造小丑式的悲剧。正是托马斯·韦恩在电视上的表态，声称被杀的员工是诚实守法的好公民，而杀死他们的是躲在面具下的懦夫和小丑，成了压垮亚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世上只有穷病吗？如果是的话，问题可能好办多了。《寄生虫》里，一家人在朴社长家里喝酒时，母亲忠淑说：要是我那么有钱，我也很善良。钱能买来健康，钱还能布施善良，天下无贼，万世太平。
但即使消灭了贫困，贫富差距，也许永远是人类社会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的关键，除了分配机制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对秩序的维护。朴社长用人时，最看重的是什么？是不越界。他最反感的，就是下人越界的行为。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暗示着上层集团对阶级秩序藩篱不可挑战的坚守。在上层的人看来，坐地铁的人身上都有相同的气味；而下层之人眼中，富人家在阳光、美酒、草地、音乐和狗的宴会上表现出的，是无法理解的从容。
富人起高楼、楼塌了，寄生虫也跟着，换了一拨住进下一拨，不变的是始终存在的那条深深的鸿沟，这也许才是张长林所说的，没法治的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