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岛湖的栗原，花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坐在榻榻米上一边讨论所在小镇的定位与发展规划，一边时不时接个电话画几页slides。
晚饭时，饭桌上一半经常见的老朋友，一半认识不久的新朋友，闲扯着A认识B认识C，然后C认识的D大家又都认识。
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世界真的很小。
我从三年前开始反思“咨询”这一职业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因为事情永远做不完，时间永远不够用。
一年前我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了一段时间，退掉了自己在杭州租的房子，开始认真的思考数字游民的生活。
这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念头，早在15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在服务腾讯探寻其在乡村的战略，我在贵州的一个小乡村里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看着乡亲们农作、生活、与移动互联网的交互——拿到用户需求与产品战略的第一手资料。
在陆续和咨询业同行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都有一个隐性的需求：把自己从办公室的单一体系中解放出来，用高度的自律与技能获取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说来惭愧，直到18年年底我在巴厘岛的Ubud，我才第一次听说“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s）这个概念。
那个时候我刚完成Campuhan Ridge的山顶徒步（在当地语言语中Campuhan是两河交汇处的意思，也被当地人认为是圣水的发源地），坐在草丛里花了半个小时修改同事发来的slides，然后在下山路上碰到几个同龄人一起闲聊起来，才了解到他们的生活：
从硅谷离开，到东南亚的各个co-working space工作，不需要打卡，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只需要带着自己的电脑把每天的任务做完。
正如很多网络上介绍数字游民的内容一样，本质上这是一种地缘套利（geo-arbitrage）的行为：利用币值在不同地区、国家的价值差异也可以获取更优质的生活。这就好像，如果是6000的月薪在上海会很憋屈，但在贵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就相当于一笔巨款了。
我是认真考虑过是否需要这样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以自己的现实情况来说:
事情永远不会变少，工作效率则可以不断提高
出差巨多且频繁，合理规划行程与通勤效率
从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到身体与精神的平衡
从创业的角度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因为不存在一个一个“任务”去完成，而是在“做完了”之后，永远都要思考“还有什么可以做”。
而好在我的工作需要我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一些更为下沉的地区）之间流转，个人层面也更喜欢贴近自然的生活与运动，我才认认真真的考虑做一个“乡村数字游民”。
英国的斜杠达人Emma Gannon在《Emma Gannon》这本书当就警示过：
边界很重要——对于那些在家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边界，我们将成为电子设备的奴隶，无法逃离互联网的束缚。
说到底，我们都在与时间与空间做斗争。
但或许大部分人都卡在了时间与空间之前的一步：与自我做斗争。
数字游民的生活本质依旧是工作，而非游玩。我还记得16年的时候在仙本那海滩边上，一边打电话会一边被朋友嘲笑“工作狂”，然而没有办法，工作就是工作。
在没有任何监督、考勤的环境中，有的只能是自律。
而或许对我来说，现代办公室反而更容易打断我的工作。
这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我的员工曾问过问是否可以远程办公。
这其实从来都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需要先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自律与能力选择最佳工作时间与空间，其次才能获得远程的权限，这是争取来的。
同理，Going remote allows the most self-disciplined people to produce the best work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大家小时候应该经常都会玩一种游戏，排成前后排，第一个小朋友向第二个小朋友耳语一句话，然后依次传递下去，最后一个小朋友再把TA听到的话说出来。
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之所以大家总是对此乐此不疲恰恰是因为结果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快乐”。
我想人类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其实并不擅长沟通。
我们的交通沟通，既有从声带震动到语言转化、耳朵接受的过程，又有语言文字、语气语调的编码解码过程——无论是哪一个过程都复杂且易错，不然工作、生活中又哪来这么多误会呢？
我的团队中有很多年轻人（当然我自己也是），但在咨询这个行业中，已经很少可以听到、看到有任何的商业领袖在引导大家思考一些更为本质的议题，反而把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变得像是咨询技校的修理工。
前晚我在富春江边和一位好友聊阶级固化与性别平等，次日一早我又看到她带着耳机读着英文收听一个关于影响力投资的国际会议。
那个画面让我十分感触，我是否可以走到更真实的真实中去——又能时不时抽离回来。
我在创业初期写过一段话：
未来是一条走不完的路。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每一秒都尝试在寻找最正确的那条路。我与人交谈、分享，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心灵。我睡在大街上、倒在沙漠里，给与帮助、接受帮助，尝试着想要去体会所有的与众不同。
而在创业之后的五年里，我似乎离目标更近一些，面对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洞悉文化、寻找痛点、产出策略、服务客户。当然他们对我来说也很少是客户，更多的是朋友、知己，甚至是有难同当的兄弟。
回想起来，这五年，我跑了中国200多个城市、800多个乡村。可能有一半的slides都是在路上画的，可能有一半的concall都是在车上打的。上个月我在皮划艇上半个身子湿着给客户打电话：
“我看起来在偷懒，我实际上在更好地工作。”
这句话其实来自于我在雅加达遇见的一位学长，从BCG到Gojet做增长VP，他在周一到周五的每一天在印尼的各个区域穿梭使用Gojet和司机们聊天、周六挑一个海岛冲浪思考、周日出strategy写slides。英国小说家Will Self说：“不工作和工作成了相爱相杀的一对。你之所以无法工作，只是因为你一直在工作，你之所以工作是为了不工作。”
乡村数字游民的生活与工作则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离真实的社会更近、离高效的工作更近、离清醒的头脑更近。
作为一个在文化上有点杂交的混血儿，咨询也好人类学也好，我都困扰于身份的模糊——保持理性姿态，不能全情参与，又必须在多元化的多重符号和关系的空间中克服混乱。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写了《江村经济》，起源于研究一战与二战之前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动力。《江村》想要试图通过对变革中农村社会的分析找到农村发展的方向。
我和我的团队说过：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与时俱进地做更多的研究：疫情下的乡村一线医务工作者、性需求需要被满足的残障人士、焦虑而自杀的Z世代、乡村的被家暴群体等等，他们都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孤立群体或是被我这样显得有些标签化的表达而定义，而是这个变化世界中我们需要去理解与赋能的存在。
两年前在天津的一个小县城我住了一个礼拜，我访谈到一位网瘾儿童的母亲，她克制又奔溃地说：“我不怪游戏公司，他不打游戏或许会赌博打架，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可以教我怎么办。”
无论是世界体系研究，性别问题，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又或者科学、宗教与信仰的议题，我时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帮助我更好的思考：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人类与问题的本质。
比如当我们在谈论“沉迷游戏”的时候，重点在“沉迷”及背后的解决方案，而非“游戏”。在上个时代可能是“扑克”，在下个时代可能是“社交”。
这是在乡村的数字游民生活带给我的“思维套利”。
过往的人类学家会走进色情场所、修道院、乡村、监狱等“第一现场”，混入那些诸如黑帮匪徒、残疾者、海洛因吸食者等“特殊社群”中，最大程度地参与、观察、体验乃至记录。现在的咨询工作者则换了场景、换了手段、换了对象。
但问题依旧存在，去年在云南一次短途调研中，在一座大山里遇到了不会讲普通话的“寨主夫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山——偌大的山对村里的女性而言就是一辈子的牢笼，很遗憾这些问题我都无能为力。
“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种‘认识自己’的智慧。就这一最要紧的事情而言，养成能用他人的眼光去看他们的信仰和价值的习惯，比什么都更能给我们以启迪。当今之世……所有被珍视和宣传为宗教、科学与文明最高成就的理想已随风而逝，有文明的人类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需要宽容。人的科学以它最细致和深邃的形态，应该在理解其人类的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
这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Malinowski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中写下了这段话的初稿，在伦敦政济担任兼职讲师时不断在语句上自我切磋，最后在耶鲁任教时的课堂上说了这一段话。
我希望我的“无能为力”在某一天可以变得“得心应手”。
时代各有问题，田野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