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的纠缠下，父亲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纸箱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一放学回家就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我的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我们身后的成人们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时，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但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生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种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看它们大口喘息。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二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们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这生存之战实在是惊心动魄。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见到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最后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制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在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生存的同一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开始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我们总共捡到146个白菜头，战果辉煌。
我们平分了白菜头。晚上回到家，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三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且掉不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那时，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5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的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时，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上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们抱进屋，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地吮吸着，我们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5只兔崽全都死了。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的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的学生。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她们宿舍楼前有一大片草地，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那时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兔子又搬回家里。
四
谣言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的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我开始为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毛帽子。
母兔肚子又大了，这回生了6只。对8口之家来说，兔笼嫌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翌日早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3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了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4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北京城，走遍城郊野地，整个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在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的祖先保存狩猎剩余成果的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着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