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的一年(2019年)

文森特·梵高

我们高考,我们离去,我们在2018年里新老接替。若是文章在此搁笔,倒也未尝不可,毕竟司汤达对于他的一生也不过“活过、爱过、写过”的寥寥数笔。

大师总爱做减法,傻子总爱做加法。这世上没有杜拉斯所言的“在一本书里的漫漫长夜寻找到第三条河岸”,我不会游泳,还在学着高数,成绩也不显著,那就自然做加法。

我在看勒庞的《乌合之众》的时候,曾经听他提起过一种观点:“脱离了日复一日的机械学习生活,从前的记忆便会像苦心经营的沙堡顷刻塌掉。”若给这个19世纪的观点找一个21世纪的案例,那么我的前半年再适合不过。

在那近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今天和我的昨天一样,我的明天和我的今天一样,这样就很难弄清一件事到底在时间走线的哪个节点上。李诞说“时间是线性的温柔”,全部记得的最坏结果就是忘得一干二净。

我做过的题,犯过的傻,爱过的女人,说过的谎话。所有的生疲死劳,所有的左右彷徨凄楚迷茫,都因为高考,集体烟消云散。岁月像蒸发,干净像处女,除了一张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除了卖书所得的一百五十八块六毛八,我还能剩些什么啊。

当夏天真的来到的时候,我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中场休息。但整个夏天,我却都在一种近乎焦灼粘稠的触觉中度过。在这个漫长难熬的夏季里,我时常要想一个人,时常要想想梵高先生,想他的浓烈悲壮,想他的悲情凉薄,然后嗤笑着说句“世态炎凉”这样老气横秋无理取闹的话。

于是这股无风而起、不寒而栗的悲鸣,也终于在年底,在冬季,落在了我的稿纸上,成全了我的《薄夏》。全景式的再现里,唯独少了与学者、大龙的厦门剪影。倒不是有意回避,只是单纯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吐出来的苦水大可放心忘记,就像刻录在册的孤本,毁掉它也就毁掉了记忆。

既然我享受过台湾海峡吹来的自由的海风,那就让它拂过所有的伤口,拂过我所经历的所有。

秋天和冬天,我在离家仅15公里的另一个城区上大学。没有跋山涉水,没有孤帆远影,一切平静得像是重游故地。

也许我就值得在这熟悉的地方唱着熟悉的歌,讲着晦涩的温州话撩拨着精明的温州姑娘。我喜欢陈鸿宇在《理想三旬》里用低沉但不消沉的低音唱“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没抵达的存在”。我哪也不去是因为我无处可去,我值得在瓯江上飘荡,值得在青山里埋葬。

这个年末,走了很多大师泰斗,但后人却又无法成为新的大师泰斗。真是应了那句俗气至极的“这是个流行离开的年代,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在这个他妈的又是一句俗气的“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里,有人一边大呼“真理已死”一边崇尚“娱乐至死”,反正横竖都是个死,但也有人说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总之再没有人愿意做兢兢业业的“公知”,也再没有人真的敢以“老学究”自居。尽管这是个真理沉默寡言、世俗真假难辨的年代,但我们周围的一切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富强文明和谐了不是吗?这真是让人感慨有谁没人都一样理想毕露锋芒。

“山人自有妙计”、“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故弄玄虚和倚老卖老依旧嚣然。所谓的“大家风范”全成了“文人相轻”借尸还魂的理由,在这个文化混乱的年代里,大家都想用刀嘴蛇心杀出条成名路。

反观我们所处的大学,这是个相对开放的环境,淡化了课纲理论废弃了单一标准,你可以爱你所爱学你想学。价值对比的多元化愈发强烈,但异说的容忍度仍缺斤少两。见多识广成了自命不凡的源头,文化贩子独占鳌头。

我深恶今人曲解了“集大成者”,正如我悲恸庄周和李斯成了文化贩子。如果硬要我说些体现现实关怀的叨话,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若有所思,别做文化贩子,你所知道的别人终会知道,你所生产的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回顾旧的一年,淡得像风,浓得像酒,矛盾得像赫拉克利特说过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可是先哲啊,“醉后清风与山间明月”,风能解酒。于是我才能半醉不醉地写下一些恶心自己也恶心别人的话啊。没人听也好,有人听更好。因为若干年后我终究再不会愁苦得像个诗人,也不会理性得像个哲人,因为我一定会麻木得像个废人。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我只希望今后我的笔,只讨好我的家人和知己,对付恋人也只会简素地写下一句“我爱你”,想写的就洋洋洒洒春风十里不问缘起不问归期,不想写的就用一个省略号代替。

好了,接下来说说我最近的感情生活:

……

大合集于瓯城

2018年12月3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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