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杏林春色好
——记三线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
作为从遵义医学院毕业的我，曾经想过：假如当年大连医学院不南迁遵义，那么从小在贵州长大的我就很可能不会与这所学校结缘，我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
一所学校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一个时代能改变许多人的人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缺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为了理想信念而前行的人，永远值得人们敬重、缅怀。
母校，学子的故乡，一生的牵挂。近年来，搜集了一些遵义医学院的校史资料，为母校光辉的历史而自豪。前些时，应约撰写一篇关于遵义医学院与三线建设的文章，欣然从命，而得此篇。
一、南迁及缘起
1969年5月5日，一辆专列从辽宁大连站出发，经过辽宁、河北、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奔向相距约三千公里之远的大西南腹地——遵义。
这是一次应当载入史册的南迁行动，这是一次浩大的历史性的搬迁——大连医学院举校南迁贵州遵义，更名为遵义医学院。
呼啸前行的专列挂有餐车、行李车和数节硬卧车厢，南迁队伍中每个家庭都分配有一个卧铺位，以照顾年老体弱者及小孩。南迁行动纪律性甚强，为防意外情况发生，途经北京时不停车、不开窗，一晃而过。随行的有驻学院及驻附属第一医院的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按照南迁工作的要求，他们将一同前往贵州遵义，继续领导学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后再返回大连。
这次南迁行动中，有一部分人是经由上海前往遵义的。因为学院里有不少教职工是上海人，这部分人希望去贵州遵义之前先到上海呆上几天，探望一下上海的亲人，经过同意后统一乘船先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数天再统一乘火车前往遵义。
不管是从大连乘专列直接抵达遵义的队伍，还是转道上海再乘坐火车前往遵义的队伍，在南迁途中，都坚持当时所特有的仪式，即“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等，还组织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
经过四天的行程，第一辆专列于5月9日下午抵达遵义。当日，学院领导首先组织随迁的64、65级学生和教职工将档案文献资料搬进了档案室，第二天才分别查找个人行李，这确保了大连医学院自1947年建院以来的所有历史资料全部安全转移到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后得以完整、妥善保存。
第一批人员到遵后，经过短暂的安家休整，广大师生以饱满的革命精神和激情全力投入到学院的建设中，参加了对附院医疗大楼清扫、粉刷、医疗仪器安装搬运、校区未完工道路建设等工作。5月12日，机关正式上班。不久，第二辆专列抵遵，经由上海乘车前往遵义的部分人员也于5月15日抵达。
此次搬迁，迁移人员共计2636人，包括下列人员：学院本部职工432人，附属第一医院职工268人，附属第二医院职工55人，附属妇婴医院职工36人，医疗专业64、65年级本科在校学生429人，职工家属1141人，在外单位工作的职工家属181人，职工子弟中的下乡知识青年94人。除少数单独前往及部分经由上海前往的人员外，南迁队伍分乘两个客车专列，由大连站出发，直驶遵义。随迁物资包括学院本部和420张病床规模的附属医院设备、仪器、器械、药品、材料、家具、图书、资料以及南迁人员的私人物品等，共使用了100多个火车皮。
6月，学院开始派出由临床老师带领64、65级学生组成的多个“毛泽东思想医疗小分队”深入农村巡回医疗。
7月上旬，辽宁、贵州两省关于医学院南迁交接工作结束，于7月7日由省、地、市联合在遵义市举行了“热烈欢迎大连医学院内迁大会”。至此，遵义医学院诞生，改写了黔北地区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那么，大连医学院为什么会南迁遵义并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呢？
1964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平战结合、加强战备和三线建设的部署，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确定迁建部份高等院校到三线地区，大连医学院列于名单之中。原先卫生部曾考虑从大连医学院和青岛医学院两所学校各抽调部份人员内迁建校，但后来经过反复考量，到1965年决定将大连医学院全部南迁。
明确了大连医学院南迁后，具体迁往哪个地方，也历经了一些变数。先是准备把新校建在四川省的自贡市，在自贡市选址后，学院与附院计划共征土地302.34亩，在拟征的土地中，原有苗圃22亩、花园25亩，其余为荒坡。选址及拟征范围确定后，形成了迁建计划上报。随后，南迁自贡的计划得到卫生部的认可，1965年8月24日卫生部正式回复，责成大连医学院负责筹建“自贡医学院”，限9月底之前提出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9月27日，《自贡医学院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编成上报。
就在这个时候，贵州省委负责人提出，四川已经有两所医学院校，贵州遵义地处山区且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将有大批沿海企业内迁到这里，而老区人民目前却缺医少药，希望大连医学院到革命历史名城遵义选点建校。经权衡利弊，从基建施工考虑，因地质条件的原因，在自贡建校的造价比遵义高38.3%，所处区域位于地震带，又是盐井区内，建筑物需要另外设法防腐。因为在自贡建校存在着这些不利因素，使得重新选点遵义便很顺利地得到确定。在征求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周洪生（老红军，1935年长征经过遵义时任中央红军军委卫生队指导员）的意见后，196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大连医学院改迁贵州省。11月，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周洪生和副院长王宪文到遵义选点，经与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陈璞如、省建委副主任肖茹、遵义行署副专员李习之、遵义市副市长苏将玉等人一起实地察看，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定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的长征公社尖山大队和大山大队区域内。是月26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正式行文同意大连医学院迁到遵义市，校址确定在外环路西侧大坡和长丘坡脚下的丘陵地带（长征公社尖山大队和大山大队部分土地）。
1965年12月24日，《大连医学院内迁遵义市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编成并上报卫生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计划在1年内建完学院部分。
1966年1月1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关于大连医学院内迁设计任务书的复函》，同意“将大连医学院迁至贵州省遵义市建校，校名为贵州省遵义医学院；在校学生规模定为1300名，教职工编制根据精简原则由贵州省确定；迁建总投资（包括搬迁费在内），控制在340万元以内。校舍建筑面积在总投资范围内，由卫生部在审批工程设计时核定”。
这年的2月19日，春节刚过，春寒料峭，大连医学院派出了30余人的南迁先遣队，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小旅社，挂出了“遵义医学院筹备处”的牌子开始办公。同行的还有20余人的医疗队，内有陈荣殿、李辰、陈文、庞世增、叶文丘、洪圣福、魏厚义、夏径等著名专家教授，他们将赴遵义农村开展为时数月的巡回医疗。医疗队于同年12月13日结束巡回医疗任务返回大连。
4月10日，新校破土动工，基建由建工部四局三公司承担，400余名专业土建工人加上200多人的民工，按部队建制编为三个连队，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艰苦施工。大连医学院本部还调拨了学生铁床600张及一批桌椅，托运到遵义，供工地施工工人使用。
6月8日，在遵义火车站的一间会议室内，召开了遵义医学院初步设计会议，对基建工程议定了若干原则。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卫生部、贵州省建委、省文教办、省卫生局、遵义专员公署、遵义市委等单位和部门有关负责人，还有北京建筑设计院及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程技术负责人，遵医筹备处的孙文彬、王宪文主持会议。经研究确定了基建工程的原则，即工程设计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力求节约，反对“大、洋、全”。工程设计标准为：教学、办公及实验室每平米造价80元，生活福利用房每平方米控制在40元以内，宿舍单元房屋内不配厕所、不修烟囱，尽量降低造价，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不大于18平方米，集体宿舍每人平均3至3.5平方米。总的规划：学院部份建房面积39000平方米，附院为39975平方米。殊不知，这貌似节俭的、革命化的设计方案或许就留下了祸根，应与其后医学院区域内多种流行性疾病的暴发有撇不开的牵连。
6月10日，遵义医学院筹备处工地党委成立，由大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孙文彬任党委书记，田超群（建工部四局三公司）和刘进学（遵义市副市长）任副书记，王友纪、王宪文（大连医学院副院长）为常委。15日，基本建设工地指挥部成立，张喜群（四局三公司总工程师）任指挥，王宪文、林乐义（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任副指挥，下设办公室由葛梦若（大连医学院二附院副院长）任主任。
其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大江南北，大连医学院也陷入混乱状态。9月20日，为避免一些重要资料、物资的损失，大连医学院党委向中央卫生部报告，先将部份暂不使用的贵重设备、仪器、图书提前运往遵义。共清理设备540大箱，图书500大包，及大量的桌、椅、床等家具，装了14节火车货厢，运费35000元，安全运抵遵义。10月17日，学院报请辽宁省卫生厅拨200m³木材，制作南迁物资设备包装箱4700个（规格0.6×0.7×0.8M），同时向辽宁省卫生厅提出南迁物资处理原则方案为：全部南迁，但医学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相同者，2份中运走1份好的，3份中运走2份。12月8日，学院向辽宁省卫生厅报告，要求省厅于1967年3月公开登报，通知社会各界逐步减少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人次。医院内部开始清点物资装箱，准备从4月份起将附属医院分批迁往遵义。但是，由于受文革运动混乱局面的影响，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基建工地从外地调运材料出现困难，工期就不可能按照预期的时间完成，并且文革运动也导致了学院领导机构全面陷入瘫痪状态，于1967年4月举校南迁的计划便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下来。
1969年初，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以遵义医学院校舍已经基本建成为由，向卫生部军管会提出搬迁大连医学院的要求。1月29日，根据中央卫生部军管会指示，由辽宁、贵州两省革命委员会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大连医学院南迁交接小组”。 3月7日，辽宁、贵州两省交接小组共同商定出一份正式协议书《关于大连医学院内迁交接问题的意见》，确定了南迁人员和物资设备的范围，确定了参加学院革委会的工宣队、军宣队代表随行到遵义，继续领导学院和附院的“斗、批、改”，在做好交接工作后再返回大连，确定了搬迁后遗留下的人员、房产、设备和未完成的“斗、批、改”工作，由附属第二医院革命委员会接管等事项。
就在南迁遵义的动员及组织实施工作将要进行之时，中国北部边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加速了南迁进程。3月2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我边防军自卫还击，备战空气在全国顿时浓烈起来。通过深刻领会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学习毛泽东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和“六·二六”指示精神，广大师生积极申请到革命老区遵义支援三线建设。
3月28日，学院和附属第一医院革命委员会及驻院工宣队、军宣队正式在全院教职工中进行南迁的动员工作，组织实施具体搬迁的各项工作也同时开展。
4月11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文：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市，改名为“遵义医学院”，接受省革委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卫生办事组领导。
5月9日，大连医学院南迁第一辆专列抵达遵义。
7月14日，辽宁、贵州两省革命委员会大连医学院南迁交接小组正式向卫生部军管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旅大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大连医学院交接工作全部完成，大连医学院名义取消。
二、红色基因
在革命圣地遵义，流传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红军卫生员的故事。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打土豪，分田地，在黔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红军得知城南七里远的桑木桠流行鸡窝寒（伤寒）时，便派出卫生员去给乡亲们治病。红军卫生员送药上门，使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当这位卫生员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发现部队已经开拔，于是手提马灯追赶部队，不料在路上遭遇地主武装而被枪杀。桑木桠的众乡亲知道后立即赶到事发地，将红军卫生员安葬。从这以后，每当乡亲生病无钱医治时，就会想起牺牲的红军卫生员，就不断有人到坟前焚烧香烛纸钱祭拜，回家后每有病情减轻者，就认为是红军卫生员显灵，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四面八方，前来红军卫生员坟前祭拜的群众越来越多。全国解放后，红军卫生员的坟迁到了小龙山，从此人们就将小龙山称为红军山，将红军卫生员的坟称为红军坟。红军山上红军坟的香火至今不断，前往祭拜的群众络绎不绝。
或许是老区人民的虔诚感动了上苍，时隔三十四年之后，一所医学院校从渤海之滨举校迁来，扎根黔北遵义，为革命老区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而时任这所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周洪生同志，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任中央红军军委卫生队指导员。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一种宿命，但更是使命。因为这所医学院校本身就有着光荣的红色基因，它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医学院校，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及医学教育事业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大连医学院创建于1947年。学院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王布君，原名王雷，于193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并考取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他在“七·七”事变后，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投笔从戎，行走千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改名黄农。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三、五支队军医处长，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部长，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1945年，随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到达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卫生部部长、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辽东军区卫生部第二部长，驻防于安东（今丹东）凤凰山一带。1946年2月，黄农被派往大连，组织接收敌伪医药物资，筹集医药器械，解决部队卫生后勤问题。到大连不久，便主持大连地区卫生工作，担任旅、大、金行政联合办事处卫生委员会主任，因当时大连地区党的组织没有公开，故到大连后改名为王布君。1946年9月，王布君任大连卫生局局长。1946年12月，鉴于前线卫生人员十分缺乏的状况，他建议并组建了大连临时医学专门学校，兼任校长。创校初期，亲自编译部分教材，亲自授课，组织人员开办“人和行”贸易机构，以解决学校经费的不足。1947年2月1日，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通过创办大连医学院的决议，原大连临时医学专门学校取消，改为大连医学院特设班。大连医学院归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任命王布君兼任大连医学院院长，校址设在柳林街98号。1947年4月初，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改为关东公署，4月19日大连医学院奉关东公署训令改名为关东医学院。王布君任关东公署卫生厅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当时大连党组织未公开，厅长由党外人士担任）、兼任关东医学院院长。5月4日，关东医学院于柳林街98号举行创校暨首届开学典礼，关东公署领导及驻旅大苏军代表莅临祝贺。1947年冬，14名特设班学员作为实习参加了解放鞍山、辽阳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1948年5月，特设班学员通过毕业考试并分往前线。1948年11月，关东医学院首届学生提前毕业，除留校12名和分配在大连地区50多名外，其余的学生都分往前线，参加了解放东北和华北的战斗。
1949年1月，大连大学成立，关东医学院改为大连大学医学院，中央委派原新四军卫生部长、著名医学专家沈其震同志任院长。沈其震到任后为加强学院师资力量作了积极的努力。他曾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利用各方资源招聘教师。他在香港雪厂街建立联络站，秘密通过南京的沈其益（沈其震之弟，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和上海的严希纯（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在国统区的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聘请了一批专家教授，在香港又通过民主人士争取了几位台湾专家教授，并通过各种关系延聘了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教授从不同渠道，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在香港集中，再设法分乘外国船只经朝鲜（天津解放后经天津）来到已是解放区的大连，投身革命，壮大了大连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如首批到学院执教的就有杨济时、张毅、魏曦、何琦、熊荣超、叶兴杰、崔永锡、李昌甫、吴汝康、李辰、周辉、陈文、方侃、唐月萱、葛树培等，以后又有吴襄，乔树民、伍律、刘谷荪、陈荣殿等加入学院。使教师由创校初期的10余人，急增到110余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4人，讲师23人，助教61人），对大连大学医学院的正规化建设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50年7月，大连大学取消，大连医学院独立，其后大连医学院的名称一直使用到1969年南迁遵义之前。
当初经沈其震院长延聘前来学院执教的专家教授多有着传奇的经历，具有精深的专业造诣。比如药理学家张毅教授，湖南省宁乡县人，1924年考入湘雅医学院，1926年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同学介绍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学校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1927年初被学校开除。1927年2月进武昌大学医学专修科学习时，因没有带党的组织关系，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同年4月投笔从戎，加入北伐军11师叶挺部队卫生队，任上尉军医。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张毅随叶挺部队到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旋即转战会昌、瑞金、长汀、上杭、潮州、陆海丰等地，因所在部队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于1928年回到老家宁乡县教书。1929年7月进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1932年7月毕业留校任药理科助教、讲师，1935年考取庚款留英为伦敦大学生理学系研究生，1936年7月为英国爱丁堡大学药理学系研究生，在著名生理学家伊文思和著名药理学家克拉克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在英国《实验生理学季刊》上发表了《关于哺乳动物心脏新陈代谢的研究》等5篇论文，获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谢绝导师克拉克的挽留，回到中国。1938年至1949年春任上海医学院药理科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上海天丰药厂厂长。国共决战时，国民党动员他去台湾，他予以回绝，受到跟踪监视。中共通过沈其益邀请他到解放区的大连工作，他欣然同意。1949年2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离沪，经香港由海路抵达大连，投身于大连医学院的创建与教学工作。南迁遵义前，历任药理教研室主任、教务长、副院长、旅大市副市长。
又如妇产科专家陈文教授与眼科专家李辰教授，原先都在台湾大学医学院工作，李辰任眼科副教授、科主任（当时姓名邱林渊），陈文任妇产科副教授（当时姓名王经授），与皮肤泌尿科讲师吴万耀（后改名为周辉）一起，在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大学医学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等人的影响下，三人改换姓名于1948年12月离开台湾，经香港抵达大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许强以及还没有离开台湾的皮肤泌尿科胡宝珍、耳鼻咽喉科苏友鹏等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师于1950年被台湾当局抓捕，许强和郭琇琮等医师被处决，胡鑫麟、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被关在绿岛10多年。）
再如胸外科专家叶兴杰教授，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其后历任上海医学院外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讲师。1946年春赴美国乔治亚大学医学院胸外科进修。1947年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外科教官兼胸外科主任。1948年冬由地下党介绍，经香港到解放区大连，任大连医学院外科教授、教研室主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任学生会主席，曾因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在上海医学院学习和工作时积极投身于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掩护革命同志，为新四军浙东支队采购及运输药品器材。
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学校，具有光荣的红色基因，曾经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输送了数百名优秀的战地医务人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学院师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多次组织手术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并成立检验组随同卫生部组建的细菌战调查团，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开展调查，在枪林弹雨中收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魏曦、何琦两位教授因此荣获朝鲜人民政府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以及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的功勋纪念章。毫无疑问，这所学校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凝聚了一批愿为国赴难、为民请命、为苍生除病患的仁人志士，因此，就有了在三线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下举校南迁的壮举。
三、扎根遵义
大连医学院搬迁到遵义并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后，上级明文指示，遵义医学院不参加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本单位内部的“斗、批、改”。这一规定，使遵义医学院避免了介入地方上的派性斗争，免遭武斗之祸。
1969年7月16日，贵州省革委批复同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规模为病床500张，门诊为每日1500人次，并担负全省部分地区疑难病的诊疗和对农村卫生人员培训指导，同意附属医院在当地农村招收护士、卫生员80人，自行培训。
7月20日，附属医院门诊正式开诊。除本省各地的百姓闻讯赶来外，四川、云南、湖南的病患者也纷纷前来就诊，不少人半夜就到医院排队挂号，医院的日门诊量曾一度近2000人次。病房由于条件所限，暂时开放病床314张。
此时，虽然学院及附属医院南迁到遵义后已经更名为遵义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但遵义的许多百姓却愿意称呼为“大连医学院”和“大连医院”。一直到现在，许多上了年纪的老遵义人依然是这样称呼，把到医学院附属医院去看病说成是到“大连医院”看病。“大连医学院”、“大连医院”——这一遵义老百姓长期以来的习惯称谓，既明晰了遵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渊源，更是纯朴的老区人民感恩的体现。（1986年9月，遵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遵义医学院门前大道——原遵义市外环路西路段正式更名为大连路。）
8月，64级、65级学生继续开展复课闹革命。学生按三分之一的人数参加医疗队，和部分教师一起到遵义、铜仁、毕节、安顺、黔南等地、州农村开展医疗教学活动，足迹遍及5专州、12县，计划为三个月一轮换。留在学院里的学生开始复课。此时，旧的教材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著作，不敢使用，便决定都学新医疗法，通过一两个月的学习，使多数学生能独立施行针刺疗法。
10月，随学院南迁而来的工宣队撤离并返回大连，来自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工宣队入驻学院（1977年11月12日撤离）。
学院在遵义安家后，地方上努力为学院教职工解决后顾之忧，如对随迁来遵的外单位职工安排对口工作，给随迁的职工子弟中的上山下乡知青安置了新的“再教育”社队。为了解决遵义医学院职工子女入学问题，遵义市教育局在医学院对面、东方红砖瓦厂旁边修建了一所“北京路学校”，该校包括小学和初中两部分，拥有简陋平房1000平方米左右，学生以遵义医学院职工子弟为主，兼收附近机关和居民子女入学。（1972年9月，经与遵义市教育局协商，原“北京路学校”移交遵义医学院接管，改名为“遵义医学院子弟学校”）。
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南迁来遵义的广大教职工家庭在生活上还存在很大的困难。一是这个时期遵义的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前后几年大量沿海企业内迁到遵义，以及参与三线建设的勘测、设计、施工队伍成建制开赴遵义，使城市人口猛涨，蔬菜副食供应便成了问题。虽然地方上已经安排近郊农村种植蔬菜、发展养殖业和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并组织物资、粮食、商业等部门增设服务网点，但是却仍然满足不了极速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二是当初住房设计的面积过于狭小，加上没有修建配套的厕所、下水道，炉灶无管道排烟，居住十分不便。其时的生活环境条件与南迁之前在富庶的海滨城市大连相比，相差太大。加之南北两地的生活习惯存在较大差异，一时半会也难以适应。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广大教职工在新的环境中努力工作，搞校园荒地绿化，平整校内道路，与随迁学生一道进行劳动建校。附属医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保持优良的医德医风，以优质的医疗服务质量，赢得了遵义人民的赞许。
时间进入到70年代。对于教育革命怎么搞，学院领导层也没有清晰的认识，于是在1970年派出两个参观学习小组外出学习教育革命经验，一组赴广州中山医学院、广州军区卫生部和衡阳第二医院参观学习，另一小组赴吉林医科大学参观学习。看到其他学校都在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于是学院在湄潭县黄家坝区物色到一处场所，原是湄潭县革委会办的“花江五七战校”，学院要了过来，于当年8月份建起了“花江五七农场”，作为教育革命、防病治病、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的四结合基地。
5月31日，随学院南迁而来的空3军军宣队返回，陆军41师军宣队进驻学院（当年11月撤离，改为军代表驻校。其后，军代表于1974年1月撤离）。
7月，为解决南迁后附属医院护理人员的严重不足，从学院基建占地的公社生产队招收贫下中农子女40名、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40名进行培训。
8月份，开始派人到“花江五七农场”耕种和开垦荒地，除种粮食外，兼种中药材和蔬菜。到年底，播种耕地40亩，新垦荒地5亩。在农场的人员有57名，除了少数工宣队员和管理人员外，多数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划出来的所谓“阶级敌人”，他们被送到农场来接受批判，监督劳动，“彻底改造思想”，其中教授5人，助教6人，其他25人。
8月底，64级、65级学生毕业，实际分配人数430名，大多分配到贵州省内。这时，学院已经没有在校学生。64、65级的学子，在锦瑟年华，跟随学校南迁遵义，在南迁行动中出了大力，南迁遵义后在校区创建中流了大汗，毕业后大多分配在贵州山区基层医院，许多人在贫困地区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钦佩，历史应该铭记。
10月，为解决附属医院护士缺编问题，根据省革委下达的招工招标，在乌江水电八局招收4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通过半年的半工半读“护士培训班”培训，分配到各科做护理工作。
到1970年的12月，附属医院发展到500张病床，门诊每日2000人次。因医疗作风严谨，服务质量好，深受遵义地区及省内外广大患者称赞。
这一年，学院组成40人的教育革命实践队，分成三个小队，一个深入工厂，两个深入农村，帮助基层培训了398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然而，正当广大教职工在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时候，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却暴发了一场流行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早在南迁之前，学院师生中已有肝炎散发出现，有些患者带病坚持，随院南迁。到遵义后由于工作、劳动任务繁重，加之住房条件和卫生设施很差，饮用水源不洁，下水道排水不畅，以及生活物资供应困难等，发病人数逐渐增加，以至到1970年的第四季度演变成肝炎大流行。而在其后的几年里，又有多种流行病的发生，曾一度引起了广大教职工的恐慌。
时间来到1971年。这一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据统计，全年共开全院性大批判会6次，连队以上批判会311次（文革开始后，职工和学生都按军事建制编为连队活动，统一管理），出大批判专栏174期。为落实备战，在市人防指挥下，学院利用自然条件挖掘山洞，经过两月挖成进深50多米的坑道式防空洞，挖土方653立方米，可隐蔽500人。虽然政治运动不断折腾广大教职工，但业务工作却也在照常进行。
4月，开始为湄潭县举办一个新医培训班，培训期三月。同月，为空军某部培训卫生员40名。
5月8日，受中央卫生部军管会委托，主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经验交流学习班，有西南、中南、华南各省市选派的专业人员参加，人数54名，至6月19日结束。
8月，从64级、65级已经毕业的两届学生中，抽调40人回校作为师资。
9月，抽调50余人组成三个队去遵义、凤岗、绥阳三县进行巡回医疗。此外，还组建了援外医疗队和赴湘黔铁路医疗队。
10月，附属医院的耳根麻醉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在全国新医班交流，产生较大影响。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卫生部也派人到附属医院急腹症病房拍摄纪录片。
而就在这一年的11、12月，在头一年暴发流行的肝炎尚未控制的情况下，学院内又发现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流行，患者表现为肢体疼痛、麻木、抽搐、头疼、头晕等神经系统症状。少数病例严重恶化，累及心脏，使心律失常、肢体瘫痪，心脑电图改变。这种病被定名为流行性多发性脑脊髓神经炎。
从1970年暴发流行肝炎开始，到1971年11、12月份出现的流行性多发性脑脊髓神经炎，再加上痢疾，多种传染病流行到1973年达高峰，患病的职工越来越多，有的一人身患多种传染病。72级学生詹世忠、职工家属夏元浩因病死亡，更引起学院上下的恐惧。学院内部动员了一切力量，成立了专职的疾病防治小组，一边治疗，一边开展流行病学普查。由于病人实在太多，病轻的职工患者也必须带病坚持工作，为重病职工医治，全院工作与生活几乎陷入瘫痪。
1973年2月，院党委书记周洪生、副书记丛亚凡、吕鉴朋等人，乘坐学院伏尔加轿车赶赴贵阳向省委汇报病情，车行至修文县境内，被一辆违章行驶的北京牌吉普车所撞，发生了严重车祸。轿车驾驶员王秉笈不幸殉职。周洪生重伤，左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肋骨多发性骨折，严重脑震荡。其他人均不同程度负伤。
3月21日，学院派出吕鉴朋、穆道生、马俊良三人赴京向中央卫生部钱信忠部长作了有关疫情的汇报。
学院的疫情引起了中央和省革委严重关切，省革委特派了由省科教办公室主任秦天真带队的工作组到学院来协助解决问题。经过调查统计，全院神经炎患者有694人，肝炎患者594人。教职工中病员占70%，学生中占50%。调查结果上报之后，立即得到了省内外的大力援助。重庆医学院、贵阳医学院、906厂、209地质队、301厂和56医院等单位派来30余位专家和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派来了一级教授黄桢祥，遵义地委副书记王道金亲自参加学院治病领导小组，省商业部门批准供应食糖等营养品。7月20日，在大连市卫生局和第二职工医院的支持下，有部分患病职工受批准返回大连治疗，计划疗养3-6个月。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找出病因，改善饮水卫生条件，补修宿舍内的厕所，修建污水净化池和地下排水道。实施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疾病流行状态逐步得到控制。
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教职工们坚持工作，默默无闻地为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尽力奉献。在搞政治运动的间隙，从恢复招生开始，只要允许工作，教职工们便拼命地工作。患病的职工只要还能起床，便挣扎着带病上班。教职工们在教学、医疗、科研中，保持了医学院几十年来形成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热忱服务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大批有资历、有经验的医学专家，随着医教队下乡巡回医疗，给农村群众解除病痛疾苦，受到各地欢迎。许多知名度甚高的教授，在政治上还蒙受着不白之冤，被惩罚下放农村改造，但他们却能抛开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治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解除患者的病痛顽强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数年时间里，遵义医学院下乡巡回医疗队的师生所诊治的病例不低于100万人次。
在这期间，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疗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急腹症成效显著，深得患者信任，邻近省份的患者也不远千里前来求治。截至1977年的统计，共收治3722例急腹症病人住院，总治愈率达到92.7％，死亡率由4％下降到1.1％。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及肝胆管结石的成果在国内许多医疗单位也得到推广，给广大病患者解除了痛苦。1975年12月，小儿外科对一例8个月女婴臀部联体双胎畸形进行联体分离手术成功，两女婴均成活，为全国联体分离成功首例，居世界联体分离成功第九例。
学院南迁并扎根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历程，无疑是经受了几多磨难，但是，精神不死，必将薪火相传。
（未完待续）
三线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