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最具异域风情的城市——哈尔滨

流亡者和一座城市：阿成笔下的哈尔滨 “最初我的感觉，这座城市的设计有点像俄国的新西伯利亚市，那座俄国的城市人口也很少，但城市的规模很大，像优美的霍华特花园式城市的格局。新西伯利亚市也像哈尔滨一样，有一条江。有江的城市总是很有活力，也富有诗意的。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舒服，感觉到自然、城市、居民构成了一组优美的组合。当年的哈尔滨城，也是如此。但有资料表明，这座城市却是按照沙俄的首都莫斯科设计的。称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是沙皇赋予的别称。总之，这座城市很洋气。中国传统文化味儿的建筑又极少。没有北京城、南京城和西安城的那种高大的城市围墙。哈尔滨所有的‘围墙’都是可以透观的铁栅栏，或者木板障。处处都弥漫着欧洲的城市风格。” （《哈尔滨人》）

阿成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书写者。

“坐摩电的，大都是洋人，俄国人，波兰人，还有捷克人。好象白俄最多。车厢里没几个人。车厢里挂着一些画报，也都是洋画报居多。还有开水。你渴了，巴士小姐可以给你倒。但不能多倒，倒多了摩电车开起来，左右直晃，就只能倒半碗儿。你可以一边捏住水碗的那儿，呷白开水，一边翻看画报。如若男女洋人是成对的，亲嘴儿的事，想是巴士小姐也司空见惯了。”（《风流慷慨过流年'我家住在新阳路x号那幢楼》）

洋人、洋人的生活方式是哈尔滨的街景，同时也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因为洋文化在哈尔滨人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阿成关于哈尔滨的小说，也就时刻透露出哈尔滨文化的异域色彩了。

“卖针的……就坐在松花江边上的那座索菲亚大教堂的围墙外面卖针……偶或，洋和尚也围过来看。看够了，哈下腰，拍拍卖针的肩头。回身进教堂里去了。这时，索菲亚教堂钟楼上的大大小小的钟，撞响了，丁丁冬冬，高高低低，嗡嗡脆脆，漂漂亮亮，响成一串。一群灰色的鸽子冲出钟楼，天上溢出的一片鸽铃也动听。”（《人间俗话'卖针的》）

哈尔滨是“教堂之国”。阿成的小说中常常出现雄伟的教堂和回荡着的钟声：“仰了头，朝北望过白桦林，是尼古拉东正大教堂。一早一晚，降下天堂的钟声……过了街，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嗡嗡地响了。老米头立住，合了眼，一遍一遍，在胸前画十字。”（《马兹阔夫生平》）他说，“一座没有钟声的城市，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

那么哈尔滨的灵魂是什么呢？

哈尔滨从来就是一座文化杂交的城市，它形成伊始，就有那些或谋生，或寻宝，或避祸，或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或怀着狂热的宗教理想的异国流民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装扮以及城市灵魂的塑造。

“20世纪初的哈尔滨，像刚刚开发的美国西部一样，城里到处都在造房子。马车、抗木头的力工，人来车往的，十分热闹。据现存资料统计，当时至少有十多万外国流亡者和十多万从山东、河北等地来的本国流民（加上散居在这一域的土著）汇集在这里，他们共同建设着自己新的、梦幻般的家园。这种异热闹的拓建场面，是负责修筑中东铁路的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他们原打算把这儿称为‘松花江镇’作为中东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大站而已。但没有料到，中外的这些流民像是有一个共同的秘密约定一样，全都涌向了这里。看来事情发生变化了。于是，决策者们当机立断，将‘松花江镇’改为‘哈尔滨’。并且开始按照城市的规模来思考它、规划它、建设它了。” （《上校古巴列夫》）

而后来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涌入哈尔滨的外国侨民更是积极地在这座城市的身上涂抹着自己的本土色彩。

“当年在人行道上行走的，除了部分中国人外，大多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流亡到哈尔滨的洋人。他们分别来自德国、丹麦、波兰、奥地利、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大约有几万人。他们当中不乏才华横溢但生不逢时的建筑师，头脑机敏又一筹莫展的商人，端庄而又悲怆的牧师，不知天高地厚又满脸泪水的诗人，风情万种又喜欢到处游荡的娘们，良知未泯已经打算重新做人的贼和杀人犯，以天下之忧为己任的失意政客，胸前挂着银十字架又放荡形骸的酒鬼，浪迹天涯的画家和委屈得不行的音乐家，以及活得幼稚而又固执的探险家。当然，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普通的外国侨民。在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手里都有些钱。流亡地哈尔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梦。于是，他们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出钱，出智慧，出劳力，在这座城市里建各式各样的楼房、商店、街道、民宅、花园，总之，努力把这里建成他们自己家乡的样子，使他们的灵魂能够生活在一个真实而又充满着理想色彩的环境里。尤其是中国大街，简直成了世界各国建筑的博览会，法国风格的、英（《哈尔滨人》）国风格的、俄罗斯风格的、巴洛克风格的、雅典式的等等。”

哈尔滨是中国北疆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一座流亡者的城市。城市的灵魂在黑土地质朴的底色上是绚丽缤纷的异国图案。

哈尔滨到处是欧式风格的建筑。“大雨下在洋式建筑，像南岗的秋林公司，教堂（圣尼古拉东正大教堂）等，水水一新。”（《纸美人》）“车站的票房子是俄式建筑，黄色，大窗户，很浪漫，也很结实，房顶上也是厚厚的雪，一波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