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雪琴VS王建国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马上就要收官了，我一边在高铁、大巴车和旅馆一期一期地追，一边留意这些英雄不问出处的选手，最终把目光停在了李雪琴和王勉身上。但我今天不想聊王勉——他整个季度发挥都很稳，只想聊聊李雪琴，这是个天然的话题人物。
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尤其是在喜剧舞台上，往往不会对剧情和人设过于认真，在现场一起哭过、笑过、闹过，一转场就全忘干净了。毕竟，只要是演出，大家都默认必然有“演”的成分在。
但李雪琴参加这一季脱口秀的目的似乎很明确“我高低整一对象回去。”
在50个选手中，她一眼就相中了东北老乡王建国（严重怀疑，她参赛的目的就是他）“咱大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在舞台上，她还把王建国的谐音梗发挥到了极致。
但这毕竟是一场比赛，还得按照游戏规则来。赛场上，她扮猪吃老虎，一路闯进了半决赛。整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她明目张胆地，频频向建国同志送去秋天的菠菜和东北的大蒜。有礼有节、落落大方、春风满面，让嗜酒的建国同志直呼“上头”。
李诞说他们炒CP，但我从她的眼神里却读到了真情实意，就像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里说的：“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朋友说：“我喜欢李雪琴，希望这只是为了演出效果，不是真的喜欢上王建国了吧。建国配不上她。”
她说的“配不上”，自然不是指学历高低不匹配，而是生命的状态。
去年决赛那会儿，王建国还在纠结于做喜剧到底是取悦自己还是取悦观众这样的问题。连我这样的二流观众都明白:舞台，是需要从业者专心专注地把整个生命热情都融入进去的，活出来了，也就演出来了;一味地停留在“取悦谁”这样的问题上，如果跳不出来，注定很难有大成。所以，去年他输给了全情投入的卡姆也是情理之中。最后他还不服气，说他才是最懂脱口秀的那个。这种人，死都死得不干脆。遗憾的是，今年的他，还是这么拧巴。
反观李雪琴，她其实一个越挫越勇的人。从抑郁症的旋涡里走出来后，她的内心已经无比强大了。从她这一季的表现也能看出来。一开始时，她还有点紧张、怯场，越到后来越自信自如，落落大方。
我跟朋友说：“我觉得李雪琴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自己整明白了。”
这种“明白”，表现在，当杨笠和周奇墨在无形中挑起性别大战的时候，她和王建国默契地展示什么叫“性别友好”；也表现在，她对自己要走的路始终是清晰的，在做取舍的时候也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拧巴；还表现在，她有足够的自信和能量无视水漫金山的网络暴力！
聊到王建国的时候，我跟朋友说：“我觉得李雪琴能救他。”
朋友问我：“凭什么要让李雪琴救他？好不容易走出抑郁，通透了，她就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不好嘛。”
我说：“不是凭什么，是李雪琴自己愿意。爱就是不问凭什么。”
二、北京VS铁岭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第9期中，李雪琴说她离开北京，回到铁岭了。她说，铁岭就能实现她理想：脱口秀和铁锅炖大鹅。她还说：“你有你的选择，我选择王建国。”
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也是我觉得她把自己整明白了的原因之一。铁岭原本就是北方喜剧人才的集聚地，想学习喜剧，还有哪座城市比铁岭更有资源优势呢？
从李雪琴离开北京这件事，也能引起很多身心俱疲的青年人去思考：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有什么理由值得留下来呢？
我一直觉得，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超大型的一线城市就是一个强大而又无情的吸血机器。
李雪琴说她不喜欢北京的地铁，而我不喜欢深圳的城中村。
以深圳为例，过去几十年来，深圳人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很多深漂，平均在深圳“建设”5年，就要被“清洗”出去，送回原籍，然后迎来下一批深漂。这样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
深圳没有足够多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学的升学率也奇低，竞争压力也大，所以学生跳楼的事件频发；深圳也没有足够多的医院和医生，公共医疗明显供不应求；深圳也没有足够多的大学和教授，高端人才基本靠“拿来主义”……基础公共建设的薄弱，也让很多来到深圳打拼的普通工薪阶层望而却步，辛苦劳累五六年后，只得回到原籍。
前不久，腾讯也在“清理”一批40岁以上的基层老员工。类似这样“优胜劣汰”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华为、阿里巴巴、京东、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前两年，北京还发生过臭名昭著的遣散“低端”人口事件。
时代发展到今天，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北上广深这样超大规模的一线城市，互联网、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成为主体，而这些产业的迭代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动荡，对从业者的技能提升和知识更新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过去的农业社会，农民不会下岗，只要身体允许可以耕种到死，甚至死后也埋在土里；机械工业时代，人和机器捆绑在一起，《劳动法》规定60岁退休；到了互联网时代，40岁如果还在基层写代码，就会被清退。
中年失业（好听一点说，职业转型），在一线城市，将成为常态。
这些贡献了大好青春后被无情遗弃的中年或准中年，他们的退路或出路在哪儿呢？县城或乡村。铁岭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我们国家开始了急速地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大量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都集中在城市。乡村既没有产业基础，也没有公共福利基础，大多数农民只得背井离乡，进城去讨生活。这也因此造成了城乡的二元结构。
最近这些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国家直接用发行国债的方式大规模地投资乡村的基本建设（“五通”工程），以此消融中国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生态资源价值化，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相结合，使得城市化的速度在放缓的同时，乡村的价值也日益显现。很多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收入。
当然，铁岭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乡村，但它与现代化和先锋性兼具的一线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它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方面，更接近乡土和传统。
与风沙漫天的北京相比，把自己整明白了的李雪琴，选择了有王建国的东北和铁岭。
三、脱口秀VS相声
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10进6的晋级赛中，老兵庞博被淘汰了。在台上发表淘汰感言时，他回忆起自己最早和李诞一起说脱口秀的情景。他说，他希望这个行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大意）。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爱这个行业。
到了第三年，这一季，已经新人辈出。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在传媒和商业模式的助推下，渐成一种风气。而被淘汰的庞博，也成了这个行业在中国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脱口秀和相声一样，都是语言艺术，既要具备喜剧的功能（逗你乐），也有价值传播的责任。老一辈的相声大师，如马三立、马季等人，既是手艺人，也是智者，都有极深的人文底蕴。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脱口秀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舶来品。但它为什么会在中国日渐流行开来呢？一方面自然和李诞等一批从业者的努力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青年群体的知识结构和娱乐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普遍都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过载的信息催生出了表达的欲望和个性的追求。既在人海中寻找有趣的灵魂，也希望自己是那有趣的灵魂。在安抚情绪、释放压力的基础上，他们还需要有人在台上替他们表达他们想说的话，从形象、语言、思想和价值观等不同维度，寻找同类，区分敌我。从彰显个性的西方文化中发育出来的脱口秀，就刚好具备了这一功能。
反观以德云社为代表的中国相声，郭德纲虽然接下了祖师爷的衣钵，但也埋葬了传统相声。他自己可能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守门人或集大成者，功底扎实，对行业现状也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的徒子徒孙们已经把喜剧的内核丢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搞笑和低俗的东西，甚至于满堂胡闹，颇有沦落到用文化糟粕来卖门票之嫌。
这一季的《脱口秀大会》，被淘汰的庞博遗憾退场，迎来的是一批批新人前仆后继。
此长彼消，留给郭德纲和岳云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